每次公公婆婆从遥远的北方来，我总忘不了求他们带“焙子”，千里迢迢的，不是不体谅老人家辛苦，但焙子的诱惑实在太大，那种焙子的香味美感深入身心，是与故乡不可割舍的一环。
焙子是用小麦面发酵以后兑好苏打，烘烤出来的厚饼。应该算是呼市的特产吧？我听当地的老人讲过焙子的来历。那还是清代初年，有一年暴雨降了三天三夜，大水围在城墙的四周，百姓被困城里，青菜等副食无法供应，为了应付洪水，人们制作烤熟的、干燥而不易坏的白面饼，度过饥荒。当时还没有特别具体的名字，以后每年的雨季，城里最高长官便让百姓提前备灾，烤出相当数量的白面饼。这种饼就叫“备灾”。后来不断改进沿革，原本的意义已鲜为人知。也许就是顺着这种口音，根据面食制作的特征，就给这种饼起名“焙子”了。
小时候，正是饥饿年代，面里卷有少许盐和油酥的是油焙子，油是有特殊香气的胡麻油，8分钱一个；什么也不加的是白焙子，5分钱一个。虽然不算太贵，但还是很难买得到。焙子一定要在一种特制的、把盖子盖上就四面封闭的大烤炉里烘烤，刚出炉的焙子，外脆里嫩，喷喷的麦香极其迷人，油焙子还往往裸露一些松软的油酥。飘香的焙子铺是街头的名角儿。在常常吃玉米面窝头、玉米钢丝面、甚至没有粮食吃、更没有荤腥油水的年代，人们能吃上一个焙子，绝对是对肠胃的慰劳。为了能吃上焙子，家里通常要派一个人专门排队去买。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自告奋勇去买焙子，准备全家的午餐。我大约是在上午9点多开始排队的，那队看上去不是特别长，但走得非常缓慢，原因是焙子铺一会儿断面，一会儿断油，要不停地派人到粮站去买。一炉只能烤十几个。大家都得耐心地等，也有个别中途走掉的。我是属于极耐心的那种，感到自己肩负着全家的重托，执行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完成任务怎能回家！队列走得之慢像蚂蚁爬。我多么盼望能像神笔马良那样，画出焙子来啊！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日当中天，还没有排到。但这时排在我前面的人已经不多，虽然腿站麻木了、眼睛望酸了，但感觉已经胜利在望，充满坚持的信心。可能在家等得时间太久，母亲着急地找来了，母亲说：都一点多钟了，还以为出了什么事。那时候不像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联系只有面对面地寻找。这时前面还有一个人了，我高兴地对母亲说：快到了，马上就买上了。可是就在这一时刻，焙子铺宣告：今天没白面了，粮站也没白面了。大家散了吧，散了吧，明天再来。可能这样的情形人们司空见惯了，没有人大发雷霆，有人发了几句牢骚，更多的人二话不说，扭头就走。母亲说，走吧！回去简单吃点儿。可是，我却感到难受、委屈得不得了。很长时间不能忘怀这次经历。后来想想，几个小时的辛苦白费还不算什么，主要是愿望的落空。那是一个孩子初次尝到受挫失望的滋味，也是初次感到母亲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完全陷入一种委屈沮丧、苦弱无助、索然无趣的状态。我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又打转，后来还是悄然流了下来，赶紧擦了，怕母亲看到，母亲是最讨厌眼泪的。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粮食奇缺的时代已经过去。再也不会出现那种排了几个小时的队而买不上的事情了。焙子成了不少人必备早餐，我一直是焙子的忠实发烧友，对于那种烤熟的麦香想不出有别的什么可以代替。这种食品在南方至今还是空缺。所以，焙子仍是家乡特有的美味。
2007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