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深的层面上看，主观阐释与历史还原的关系问题又可以化约为“思”与“史”的关系问题。在对历史或传统的学习或研究中（包括中国美学的研究），研究者或学习者首先常常担负的是一种知识史学家角色。起初，他只是其他人的思想与观察结果的搜集者，且通常要以“公正的”评价和判断点缀其间，然而最后，如何辨析历史事实，如何重建与诠释过去的理论，甚而直到最后追溯与解释（美学）知识之历史进化等，诸如此类，就产生出了特殊的理论问题。这表明历史或传统的研究者从仅仅是其他人寻求真理经历的记录者，开始变成为真理的探究者，且有其自身特殊的科学探究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或传统的研究者并非总是局限于在实证知识的学术操作层面上进行某种同一性的自然延展，还会由于新学术思路的建立、卓有成效的技术手段的发现，以及对理想的学术生命形态之建立的反思等，而去思考学术研究和整个时代的知识境遇、思想境遇、生存境遇之间的某种深层关系，这种“学识领悟→情态反刍→学理再创”的过程实际表明，历史或传统研究的最高境界常常是以“思”的获得而为标尺的。
如果进一步深究的话，历史研究中的“思”实际上意味着：1.在保持前辈学人身上所具有的深层活力因素的基础上挖掘其学说或相关陈述中可以实现现代转换的因素。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从“照着讲”到“接着讲”。2.实现历史或传统研究中一种内在视角的转换，即将研究者从与中国美学思想史背景及其所牵连的当代语境的繁重对抗（此为“质”的视角）中解放出来，去关注前辈学人生产、分配、发行、接收、部署、操纵和编配其美学思想的话语方式、话语配方或运作“内情”（此为“态”的视角）。这是阐释视角的转移。3.研究主体学术自我的重塑。这实际上就是研究者在对学术价值的调适、学术理性的筹划以及自我反思的定位诸问题的深层思考中去实现自我开放、自我充实，乃至自我重建。当然，所有这一切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研究者应当首先具有对中国美学的起源语境和演变历史的“谱系学”的批判性把握，应当以清醒的历史意识去防止自我本位，防止用自己的知识、思考脉络去破坏古人的知识、思想脉络，在一种更为综合的、动态的历史关系中来理解中国美学的发生发展，通过合理的方法论平台来自然地分析和显示出中国美学的价值取向与内在精髓，并保持相关问题的开放性。
三、问题意识的建立
知识的有效性来自它自身所包含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只有在问题之中，我们才能明了自身的处境，产生言说的冲动，才能有真正的言说者出现。否则，我们看到的只能是他人的‘问题’，我们所有的言说便都只是针对一个‘他人’，而看不到自身的局限。我们便永远只能以人论断人，以有限衡量有限，而找不到真理的所在。这样，即使能有一些声音引起‘世界’的注意，意义上的空洞浮泛仍难避免。”张卫东：《回到语境——关于文论“失语症”》，《文艺评论》，1997（6）。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虽然学科本身很年轻，但所涉问题的源与流却是非常古老的，可以说自有人类以来，对美的追求和思考就伴随人类意识而产生，我们今天仍处于这种对美的追求与思考的持续的辩证运动中。中国古代人如何思考美与真善的关系？如何看待美丑的关系？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美学观念和思想（如孔子的美学思想），出发点是什么（如老庄的美学思想），理论根基是什么（如墨子的实用主义思想），价值和局限是什么（比如“温柔敦厚”诗教、“发愤著书”论）？出现美学思想断裂的原因何在（比如魏晋六朝美学与两汉美学之间的美学主导思想之间的断裂）？诸如此类，都让我们清楚看到了中国美学中深藏的问题性特征。凸现这一问题性特征，可以让枯燥的理论肢解活动变成有趣的心智探索与锻炼，在研究中体会审美愉悦的同时获得一种理性思考的愉快。
中国美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意识表现在研究者应常常问一问：中国美学的现代意义表现在哪些方面？这种发问，能够使研究者不泥于古，而把眼光放到现代，实现古代思想与现代思想的某种对接。在此，以中国古代由“流观”论、“游观”论和“物观”论等构成的中国古典审美“观”论体系为例。中国古典审美“观”论体系包含深刻的生态美学智慧，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考察中国古代人的自然观、时空观、生命观特征，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领悟中国古代人在“天—人—地”生存网络中的谛视方式，以及在这一谛视方式主宰下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安顿自我生命等重要理论问题。这些生态美学智慧中的合理成分，可以为当今艺术生态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又如，中国古代和谐论美学不仅包含深刻的生态美学智慧，而且还能实现同当今国外有关生态文化与生态美学的研究的对接，并且，在倡导“建构和谐社会”的今天，发掘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和谐观念及其现代价值，更有助于我们在对中国古代和谐文化的基本特征、思维方式的分析中提取合理的有益的思想资源，参与到当今和谐文化的建设中来，从而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并批判当今文化建设中的负面因素。所有这些，没有良好的问题意识，是极难深入下去的。
顺此逻辑，上述问题意识还可以继续生发下去，即中国美学思想（或理论文本）可以提供的现代转换的可能性表现在哪些方面？以中国诗歌美学中的诗话为例。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里，诗话是一种极富民族特色的文艺批评样式，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水平极高。它所表现的不仅是作家们的诗学观念，还包含着史学意识、文化意识、审美意识，对我们了解中国美学的特征有重要的帮助。中国人的这种论诗传统，深深打上了民族文化性格和审美情趣的烙印——深邃的哲理，电光石火间的诗思感悟，复杂的士人心态，丰富的奇闻轶事都在中国诗话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述。就此而言，中国诗话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不容忽视，对理解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征也极有帮助。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艺界在文艺美学的现代性进程中，受“欧洲文化中心论”影响，推崇西方诗学而漠视中国诗话，导致中国诗话的写作与研究陷入低谷。不过，许多现代作家如钱锺书、郭沫若、流沙河等仍然在写作诗话，徐英、蔡镇楚等相当多的学者仍然为诗话学的建立不遗余力，这说明传统诗话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传统的文学理论表述形式在现代仍有承续，仍有向现代诗学理论转化的可能性。现代诗话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将古代文学理论表述形式与现代文学理论形式实际对接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它至少可以提供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供我们思考：对现代诗话作进一步的研究是否有益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诗歌美学发生现代转型的一些基本特点和理路？当我们以通变的眼光考察中国诗歌美学的变化时，我们在应对美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时，注意本民族美学特征的发掘有何等重要的学术意义？
四、“两条腿走路”
中国美学思想的提出，很多是由兼具创作者与理论者双重身份的人完成的，考察其实际创作同其美学思想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这叫“两条腿走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比如李渔的戏曲创作与戏曲美学思想之间）。程千帆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提出过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和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二者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研究方法：“前者是今人所着重从事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后者则是古人所着重从事的，主要是研究作品，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这两种方法都是需要的。”《程千帆诗论选集》，“编后记”，张伯伟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作者不仅提出此一主张，而且身体力行。《程千帆诗论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的许多文章便是作者实践其主张、运用“两条腿走路”的研究方法的结晶。作为这一方法的补充，罗宗强先生曾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等著作中极为重视文学创作的主体倾向同理论批评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他对文学思想的阐述和评价并不仅仅盘桓于单纯的理论或概念的分析，而总是每每将之同具体的实际创作倾向结合起来考察。如在分析盛唐“崇尚风骨”这一突出的文学思想特征时，作者联系“初唐四杰”、陈子昂、李白、早期王孟、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的诗歌创作特征及其审美倾向，进行了深入、详尽的阐发，并由此剖析了盛唐风骨与建安风骨及刘勰所论述的风骨之间的异同。这些研究方法对我们学习中国美学帮助极大，它可以启发中国美学研究者们注意到艺术创作与美学思想的归纳之间的关系。比如，古代戏曲美学家如李贽、徐渭、汤显祖、金圣叹、李渔等人往往同时又是诗人、诗论家，或者词人、词论家，甚至是小说家、小说理论家，传统艺术部类的界线在他们那里有没有被“主动”模糊掉？在一种更为广义的“诗学”背景下来理解古典戏曲理论的精髓是否可能？如何可能？诸如此类，在今后的研究中完全可以纳入到思考或研究日程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