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开始的这段时间，是批评史研究的平稳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古文论研究日渐繁荣，曾掀起《文心雕龙》研究热，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批判与继承问题的讨论也一度成为热点话题。但批评史的撰写在这一时期却相对薄弱，只出版了郭绍虞先生的旧著改写本和新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罗根泽先生批评史的两宋部分以及刘大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郭绍虞先生的新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为适应特殊时代的政治需要，在批评史中运用政治标准论人衡文，评判理论是非，并强行贯彻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规律，借以表明“心头旗帜从此变，永得新红易旧白”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篇首《以诗代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的政治态度，其时代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他未能续写下册，其中或许自有苦衷。黄海章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于1962年出版（后来于1981年又出版增订本，将1962年原版改为上编，补入近代部分作为下编），内容涉及先秦至清代。黄著以时代为序，重点评价有代表性的古代文论家和文论流派，对文论家与流派之间的传承与变异给予了较多关注，其中近代部分分量较重。该著充分体现简史的简明扼要的特点，但对小说、戏曲理论未给予足够重视。这期间刘大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全书未竟，却是这一时期的最大创获，该著在文论史料的选择、文论历史嬗变轨迹的描述以及理论思维的总结上颇见功力，显示出不同凡响的学术魅力。吴承学、彭玉平：《从古典形态的诗文评研究到现代形态的批评史》，《“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03—12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文革”十年，文化遗产遭逢浩劫，学术研究陷于停顿，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出现了一段令人痛惜的空白。
“文革”结束至20世纪末的这段时间，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出现了复兴转旺的良好势头。不但古代文论研究获得新的发展，批评史著作的撰写更是络绎而出。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敏泽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下册），敏著洋洋七十万余言，内容涉及先秦至近代，将文学批评史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七个时期，涵盖了古代诗论、文论、词论、小说理论及戏曲理论诸多方面。敏著理论色彩浓厚，注重文论规律的探索和哲学基础与思想根源的揭示，在方法论上能够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批判分析，同时还能结合现代文艺理论的研究成果对古文论的概念、范畴进行分析和界定，表现出相当的理论水准。同年，刘大杰先生未竟的批评史中册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写出版。1985年，下册又由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出版。中下两册除保持刘大杰先生所编上册的立论公允审慎、材料详尽、行文雅驯的特点外，蔡仲翔等：《中国文学理论史》，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在理论阐述上则十分注意尊重古代文论原貌，且能结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以文学史来印证批评史，理论分析的深度又有显著提高。1981年出版的周勋初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虽然篇幅精炼，但涉及面较广，既能突出批评史上的重点人物、著作（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等），又注意到批评史的完整性。周著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十分注意将文论家及其著作同特定时代环境结合起来分析，保持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知人论世”的优良传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蔡仲翔、黄保真、成复旺三先生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是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又一创获。该著共分五册七编，内容涉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七个基本阶段。这部著作注意将微观现象的透视和宏观规律的总结结合起来阐述，且十分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指南，表现出方法论上的高度自觉。在思潮流派传承关系的系统梳理、文论代表性命题、范畴的深入分析和文论内在规律的总结上也表现出较高的理论水准。该著在体例上也颇有特色，除保持以时代为序论述文论发展历史外，在每编又增加相当篇幅的概述，提纲挈领地展示了每一时代的文论基本内容和特色。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另一收获是断代文学思想史、文艺思潮史和分体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著作是：叶易先生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潮论稿》、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黄霖先生的《古小说论概观》以及王先霈、周伟民二先生合著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叶著从诗文理论、小说理论、戏曲理论三方面对近代文学理论的主要成就和基本内容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介绍。其突出特点是将近代文艺思潮置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中，通过大量的材料分析，揭示了近代文学在近代文艺思潮作用下发生的变革。罗著是20世纪国内第一部断代文学思想史，该著选取文学思想的发生发展这一学术视角，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交叉点上去探求隋唐五代文学思想的嬗变过程，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开示出一条新的学术理路。黄霖先生的《古小说论概观》，虽然篇幅不长，但材料扎实、论述精当，它是作者在全面发掘和整理中国历代小说理论材料（前此作者曾选注有《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的基础上多年研究的心得，其中“纵观篇”实际是一部简要的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史。这部著作与王、周二先生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陈谦豫先生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以及80年代早期夏写时先生的《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与发展》和叶长海先生的《中国戏剧学史稿》，对改变20世纪的古代小说理论和戏曲理论研究不足的局面是颇有贡献的。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丰收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种分体批评史或专题史络绎而出。如诗文理论方面有萧华荣的《中国诗学思想史》；小说理论方面有方正耀著、郭豫适审定的《中国小说批评史略》，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史》以及宁宗一等人的《中国小说学通论》；戏曲理论方面有谭帆、陆炜著的《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陈竹的《明清言情剧作学史稿》，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曲学史》，杨栋的《中国散曲学史研究》；词学方面有谢桃坊的《中国词学史》，方智范等的《中国词学批评史》；散文理论方面有朱世英等的《中国散文学通论》；赋论方面有何新文的《中国赋论史稿》，曹明纲的《赋学概论》；探讨批评学或批评方法的有赖力行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陆海明的《中国文学批评方法探源》；探讨中国诗话的有蔡镇楚的《诗话学》，刘德重与张寅彭的《诗话概论》。分体史或专题史方面的累累硕果表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正向纵深掘进。二是批评通史的撰写更趋成熟和完备。90年代出版了两部有代表性的批评史，一是张少康、刘三富二先生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下卷），二是王运熙、顾易生二先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前者是作者在多年教学讲义的基础上撰写的，具有教材和专著的双重特点。由于作者计划另写近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所以该著论述范围至清代桐城派文论和章学诚、阮元的文学观为止。与以往论著相比，该著突出特色在于敢于对文学批评的重点部分、重点问题提出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看法，注重研究和总结文学批评史上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如就批评史的历史分期问题，作者就主张“应当以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中心，结合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和文学创作发展的状况，作综合的分析研究”，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并把批评史的发展分为古代和近代两大阶段和五个时期（1.先秦——萌芽产生期；2.汉魏六朝——发展成熟期；3.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4.明清——繁荣鼎盛期；5.近代——中西结合期）。这种分期法较之郭绍虞先生的分期法更能展示批评史的全貌和中国文学批评流变的总体特点。该著还十分侧重文学内部规律的研究，对批评史长期以来局限于外部研究的不足也颇有校正作用。该著的另一特点就是能以求实的学风认真吸收现代研究成果，如第十四章论述司空图的文学思想，关于《诗品》真伪问题，论著就充分体现了上述特点。
从已有的批评史研究成果和中国文学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王运熙、顾易生二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既称得上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代表作，也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集大成之作，甚至被日本汉学界称为“划时代的著作”。这部著作共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近代七卷。从研究规模（格局）看，《通史》真正体现了体大虑周、兼容并包的通史特点，全书共三百七十六万多字，论述范围从先秦到晚清王国维，涵盖了包括文学观念、理论、具体的文学评论、鉴赏以及其他有关文学理论批评等诸多内容，较为成熟地体现了通史所具有的“通古今之变”的理论深度和广度。吴承学、彭玉平：《从古典形态的诗文评研究到现代形态的批评史》，《“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03—12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在研究范围上，《通史》拓展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对旧有著述相对忽略的金元文学批评（据笔者粗略统计，仅诗文评方面就新增李纯甫、赵衍等达四十多人）和近代文学批评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其中近代卷所论述的许多内容填补了百年来文论研究的空白）。从文论史料的搜集整理看，《通史》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国内批评史中最为完备的一部；搜集范围甚至涉及史部、集部、杂记、训诂笺注类著作，这种爬梳钩沉、刮垢磨光、穷搜欲尽的材料工夫极受学界的好评。从研究方法看，《通史》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一是充分遵循历史性原则，从历史事实出发对文论史料进行历史面貌的本真还原。如“先秦两汉卷”从思想文化运动的客观历史出发，力矫“断裂”旧说，将汉代文论在先秦与魏晋南北朝之间的过渡特征有力地凸现了出来。二是立体观照，多维审视。如“清代卷”在论述清代批评家擅长说理论辩，虚实相辅，抽象空灵而绝少蹈空弄玄，论据丰赡而颇富义理涵蕴的这一批评特点时，作者结合理学思辨和朴学实证两种清代治学方式进行了多层次的文化透视。三是强调以文学创作实践来印证批评史。如“魏晋南北朝卷”中论钟嵘诗学，作者以汉魏至齐梁间大量的诗歌创作为例进行了阐发。四是注重纵向与横向联系的比较研究。如在“明代卷”中，作者针对明代文论流派林立、异说纷呈、竞相争鸣的特点，对吴江派与临川派之争、七子派与唐宋派之争等文论现象都作了不同层面上的纵横比较研究。从理论研究品格看，《通史》还突出地体现了严谨的科学的实证精神。正是上述的研究理路和学术特色，使得《通史》在理论的深度与广度上包容前人又超越前人，吴承学、彭玉平：《从古典形态的诗文评研究到现代形态的批评史》，《“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03—12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最为成熟、完备的一部集大成巨著，也为20世纪的批评史研究画上了一个较为完满的句号。
在回顾中国内地的批评史研究历程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台港地区及海外学人在这一领域所倾注的心力。虽然从研究规模、总体成就及系统性上讲，上述地区与中国内地的研究尚有一定差距，但他们的学术理路、研究兴趣和特殊的思维视角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增添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受材料和语言所限，在此只能作简单的回顾和介绍。
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台湾地区的批评史研究情况多年来为我们所知者甚少，随着近年来两岸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这一情况有所改观。就目前的资料显示，1949年之后的四五十年间，台湾地区还没有出现像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之类贯通性的著作，不过，王金凌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却已稍具规模。在批评史研究方面，台湾地区的研究实绩主要集中在断代史撰写和分体批评研究方面。断代研究方面有朱荣智的《两汉文学理论研究》《元代文学批评之研究》、王金凌的《先秦两汉文学理论研究》、廖蔚卿的《六朝文论》、张仁青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张健的《明清文学批评》和《宋金四家文学批评研究》等，分体研究方面有黄永武的《中国诗学》、卢元骏的《曲学》等，断代分体研究方面则有罗丽蓉的《清代曲论研究》、陈芳英的《明代剧学研究》、康来新的《晚清小说理论研究》、张筱萍的《两宋词论研究》、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等。有关台湾地区古代文论研究的情况参阅了台湾大学外文系张静二教授《台湾地区四十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一文，载于［新加坡］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由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共11册的《中国文学批评资料汇编》。《汇编》收录了上自两汉下迄清末除成本专著、诗话、词话、曲话之外的大量文学批评资料。每卷中的“叙论”，综论该时期中文学批评的主要成就、流派、特点及简要发展历程，纵览起来实际可以看成是一部简要的文学批评史。这些成果表明，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学研究对批评史的研究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香港地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但分体研究和断代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成绩。如黄维梁的《中国诗学纵横谈》虽无诗论史的实质，却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对中国古典诗学的不少重要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阐发。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印象式批评——诗话词话传统研究》在诗话、词话传统的流变研究上也颇见功力。其最新成果《中国古典文论新探》则深入探讨了《文心雕龙》的现代意义，并对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作了批判性的研究。此外如黄兆杰博士的《中国早期文学批评》，在将早期文论向英语世界的译介方面也颇有贡献。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情”》则系统考究了中国文学批评中“情”这一重要范畴，视角独到，论述也是颇有见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