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所说的建构，指的是对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的内在逻辑关系或体系特征作现代意义上的清理或爬梳。这一话语运作方式的出现表明有关古代文艺美学范畴的研究开始转入深层次的理性总结。从时间上看，范畴研究中的建构式的话语运作方式主要出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而这又表明对古代文艺美学范畴的特征、体系或结构作更深入的探讨还刚刚起步。在这种话语活动方式中，建构原则或建构姿态常常与研究个体的出发点、侧重点密切相关。例如，有的学者侧重于某一断代的古代文艺美学家范畴之总体特征的梳理。如詹福瑞在《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中将中古文学理论范畴的发展分为两汉、魏晋、齐梁三个阶段，认为第一阶段的文学理论仍集中于对文学的社会作用、功能和价值的探讨，“诗言志”仍是汉代不断修补和完善的主要理论范畴；第二阶段形成了“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并行的诗歌理论系统；第三阶段由于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得到了全面的总结和深入的阐释，创造出大量的文学理论范畴或概念。作者分析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影响，总结了中古文学理论范畴的特点（即概括性和现实性），还从文德、文术、文体、文变（亦即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风格、文学发展）四个既具有文学理论逻辑次序又大致符合文学理论发展之历史实际的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古时期的文学理论范畴的展开过程及各范畴的内涵与精髓，对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作了全面的清理。作者对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之特点的概括、对中古文论范畴展开过程及其与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实际之间的关系的考察，都具有很明显的建构性特征。
也有学者将古代文艺美学中的某一核心范畴通过理论阐发后上升到美学高度，以此来建构一种古典审美理论形态。例如，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境论》就是极为成功的一例。作者从意境中的实与虚、中国艺术意境理论与西方传统典型理论的区别、意境深层结构中的气之审美及道之认同境层的美学特征等方面对意境范畴作了全面的阐述。他认为“整体形态的意境结构，表现为象、气、道逐层升华而又融通合一的动态审美”，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著者小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中国艺术意境理论是一种东方超象理论，其哲学根基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理论。陈竹的《中国古代气论文学观》也是极为成功的一例。作者认为，在中国古代元气论哲学的理论构架中，存在着三大基本观念：一是以气为造化之本的气本观；二是强调气的运动变化和化育生命的气化观；三是强调一气贯通、顺应自然、天地共感的气感观。这三大基本观念对古代气论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诗学围绕着“气”范畴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气”论诗学体系，其理论表现形态则又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就创作主体而言，有“养气说”，有“主外游”“主内游”“主敬”说；就艺术作品构成论而言，有论行气本质的“随物赋形”说；有以静气养灵感的“虚静说”“应感说”；就艺术风格而言，有格在气中、性各异禀的“气殊格异”论、“阴阳刚柔”论；就艺术鉴赏与批评而言，有类同气合的“内外感应”说的务盈守气、主内应外的“静气按节”说，等等。作者在该著中不仅全面清理了“气”范畴的哲学内涵、美学内涵，还将之上升到诗学理论形态的高度，建构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中国古代气论文学观体系。
关于古代文艺美学范畴体系特征的探讨直到80年代才开始为研究者所重，这一探讨最初往往与对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之体系特征的研究混杂在一起，并且具有十分明显的主体建构性特征。例如，曾祖荫的《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即是一例。该著虽然只是大体上为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体系勾勒出一个粗略轮廓，还不能算是全面的范畴研究，但其首创之功却不可没。该著虽然标名为“古代美学范畴”，但实际上主要以文艺的审美特征为中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常见而今天仍有现实意义的六对审美范畴：情和理、形和神、虚和实、言和意、意和境、体和性，分别阐述了它们形成的历史及其基本审美特征。作者认为，上述范畴的“基本美学要求对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评论大体都是具有实用价值的”，且能“着重说明艺术的内部规律”。曾祖荫：《中国古代美学范畴》，3页，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6。在作者看来，这六对审美范畴不仅具有艺术辩证法所显示出的基本特征，还同文艺美学的“内部研究”或“内律性研究”相关联。可见，从艺术辩证法的角度来理解古代文艺美学基本范畴的特征与内涵、从“内部研究”的角度来处理古代文艺美学的体系构架特征，是曾著最为明显的特点，也是曾著范畴研究中主体建构性姿态的最突出的表现。此外，张皓在《中国美学范畴与传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中对中国美学范畴的体系特征也作了尝试性的总结，他认为中国美学范畴的体系特征主要表现为：不离美感的符号系统、多元兼通的网络体系和天人和谐的生命结构。张海明在《经与纬的交结——中国古代文艺学范畴论要》中则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范畴特征归纳为：模糊性、流变性和贯通性。张海明：《经与纬的交结——中国古代文艺学范畴论要》，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成复旺在其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中对中国美学范畴的体系特征也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概括。作者认为，“心”代表审美主体的范畴系列，“物”代表审美客体范畴系列，“感”代表主客体审美关系即审美的范畴系列，以心物、天人之合的“合”代表“美”的范畴系列，以“品格”的“品”代表美的形态的范畴系列，此五大系列展示出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主干。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美学的特殊旨趣集中在它的一系列范畴之中”，成复旺：《中国美学范畴辞典》，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对中国美学范畴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对审美问题的思维历程”，同上，4页。同时作者还认为在考察中国美学范畴时应当重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征，应当把中国美学范畴放到整个中国古代美学与文化思想体系中去，而中西美学的关系，在著者看来“既不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也不是两相对立的关系，而只是特殊与特殊的关系，作为美学领域的两个特殊，它们既非全同，亦非全异，而无论同异都没有整齐的对应性。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参照，相互比较，却不能简单比附”。同上，12页。著者对中国美学范畴的体系特征的总结也带有明显的主体建构性特征，而著者对中国美学范畴之特殊性的上述理性思索则又是十分深刻的。王振复先生的《中国美学范畴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依据他对中国美学的独特理解，抓住“气”“道”“象”这三个基本范畴及其辐射、下辖的范畴群落来揭示中国美学思想史的动态行程。诚如他在《导言》中所指出：“中国美学范畴史，是一个‘气、道、象’所构成的动态三维人文结构，由人类学意义上的‘气’、哲学意义上的‘道’与艺术学意义上的‘象’所构成。这三者，作为中国美学范畴史的本原、主干与基本范畴，各自构成范畴群落且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中国美学范畴的历史、人文大厦。”以此观照历史，作者认为，先秦至秦汉，是中国美学范畴的酝酿时期；魏晋至隋唐，是中国美学范畴的建构时期；宋元至明清，是中国美学范畴的完成、终结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