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第一次看到金仁顺长篇《春香》的初稿，是在几年前，初稿不很成熟，和最后的定稿区别较大，当时我和作者谈了些看法和意见，她说需要时间来消化，放一放等有了感觉再修改。很奇怪，过了许久之后，我突然又想起这部作品。我给金仁顺打电话，询问《春香》的修改情况，她回答说没动，觉得还没到火候。一年年的过去，又过了很长时间，我又给金仁顺打电话。真是有些神奇，不思量，自难忘，《春香》就像是你忘不掉的一个情人，我想，倘若一部作品老是让你念念不忘，老是让你耿耿于怀，肯定有其内在的奥秘和原因。2007年年底，我第三次给金仁顺去电话，她终于说好像有了些感觉，可以着手进行修改了。《春香传》的故事在朝鲜族的历史上，如我们的《红楼梦》一样，非常经典，可谓家喻户晓。大学时期，在外国文学史的课程里，有对《春香传》的介绍。但我初读金仁顺重新改写的小说《春香》，还是被她字里行间、叙事语言所营造的那么一种气氛打动。历史上的《春香传》故事本身很简单，艺妓的女儿春香与贵族公子李梦龙不期而遇，一见钟情私订终身，最后是两个年轻人逾越世俗等级观念的鸿沟，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类故事与莎士比亚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与中国传统的《西厢记》等都有些类似，中间也有对社会阶层，对整个世俗生活的一种反抗，有一种叛逆的精神在里面。但金仁顺沿用民间历史故事的外壳，创造性地构筑了一个与历史文本完全不同的艺术世界。首先是她写了两代人的爱情故事。过去读到的《春香传》，写春香和李公子的故事。但在金仁顺的笔下，成功地刻画了春香的母亲香夫人这么一个形象。香夫人年轻时曾经有轰轰烈烈的爱情，她的情人是乘龙快婿，自己也做官，叫做翰林按监察副使。香夫人的父亲是个药师，某一天隐遁而去，归于山林。香夫人没有得到爱情，却得到了一座犹如大观园般的香榭。她的情人拆掉简陋的草屋，造起了园林式气势非凡的邸宅，民间艺人口口相传，编成唱词，讲述他们的爱情故事。香夫人后来变成名噪一时的艺妓，靠接待达官贵人和暗中走私，养着香榭里的很多下人，维持其浮华奢靡；其次是作者写到春香这一代的故事，小说的结尾不是大团圆，不是喜剧，而是令人心酸的悲剧。李梦龙做了大官来与春香见面，春香的母亲香夫人为了保护女儿抗争恶官，误服下春香研制的一种叫做“五色”的药，疯掉了。掌管和打理香榭日常事务的人变成了春香，她和她的母亲一样，成了闻名遐迩的艺妓。
金仁顺这部长篇改了三四稿，和作家一次次的沟通非常愉悦和顺利，她改的最后一稿，李小林和我都非常满意。我隐隐预感到，2008年度一部重要的长篇诞生了。《春香》的叙事氛围和叙事语言都堪称精湛，小说中所呈现的很多鲜族文化的元素，如民谣、说唱艺术，还有打糕、中草药，以及起居饮食习惯，许多许多的文化元素，这些民间的东西虽然是鲜族的，但同属东方文化，我们汉族人很能理解。阅读《春香》的过程，仿佛看见一件湿透的衣服从历史之河捞起，滴下来的全是文化元素的水珠。
王：《春香传》的确与很多朝鲜族的文化元素有关。但换一个角度讨论这问题，这篇小说是不是与朝鲜族的民间文化精神相关。尽管《春香》与《春香传》有很大的差异，但其中的内在精神却是相通。
程：精神性的东西不能也不应该完全消解掉。今天我们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梳理存在着很多误区。
王：如果完全消解了的话，两者的联系就没有了，《春香》在文本的表达方式，人物的塑造方面，和原来是有差异性的，但精神有相通的地方。举个例子，从文化原型的角度来考虑。在韩国的文化里，有一个民间神话传说，在《春香传》的中译本的前言里谈到，在韩国早期神话里有两个动物一个是母熊一个是老虎。他们都想变成人，天地的儿子黄熊劝告他们说，你们想要变成人的话，就要在洞穴里，修炼一百天，不能见阳光，只能吃艾草、大蒜。而艾草和大蒜让人难以下咽，要忍受苦刑和经受磨难。母熊为了进入更高的阶段，抑制了种种的欲望，与自己内心进行斗争。这种考验是他自己选择的，洞穴是开着的，母熊可以随时逃离，但是他一直坚持着。老虎虽然更敏捷更勇猛，但是在耐心上远远不如母熊。母熊依靠内心的意志，最后变成了人。这里有两种文化元素非常有意义，一个是人要有追求、要有一种上升的进取精神，一个是要有内在的自我意志。如果没有意志，母熊早跑了，不经受考验了。这些精神在今天的朝鲜族还能看得很清楚。
程：我们能清晰感受到一个民族的意志力和克制力，一种精神性的东西。韩、日世界杯的时候，韩国领导人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朝鲜民族有一种像野草一样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历史文本和金仁顺的作品之间，有一种民族精神的继承关系在里面。
王：这样一个民间神话原型，到了韩国的《春香传》，仍然存在。比如春香和李梦龙在春天一见钟情，私定终身。李梦龙和他爸爸调到边疆，春香一直等他。卞学道要霸占他为妾，什么办法也不能征服她。到后来，李梦龙微服私访，把她救出来。从春香身上可以看到这种文化元素，一要使自己的人格和感情升华，有进取的坚韧的精神，再一个是一种内在的自我制约的精神，这种精神和中国文化是相通的。《春香传》之所以韩国人喜欢他，成为经典，并在中国改编成越剧、舞台剧等广为流传，就是因为这里的民间文化原型，始终在延续。在金仁顺改编的《春香》中保留了这种精神，这是我喜欢这部作品的原因之一。
程：我在想，金仁顺为什么有兴趣去重写或改写这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除了文化原型之外，推动她创作的原动力是现代生活，是现代人对历史的看法，对民族文化的一种审视，带着一种冷峻的批判眼光去审视，比如香夫人这个人物身上，具有一种坚忍的毅力，她表面上过着奢华的生活，被艺人们广为传唱，内心却有一种隐痛在深处，她还有一种担当，要维持香榭的生计，她也许还不得不去走私贩盐；那个金洙，春香从小青梅竹马的伙伴，他很爱春香，无私的爱，最后他克制自己的情感，剃度出家了，但就是他，把李梦龙引领到了春香身边。其实小说中每个人物身上都带有民族的特性，都带有悠久的文化传统，非常个性化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这种精神的体现，但金仁顺又把小说的整个结尾处理得柔肠寸断，母辈一代的感情不能圆满，女儿延续母亲的生活，春香的情感生活也变成一个悲剧。最后小说结尾具有较大的震撼力，通过悲剧的呈现，过去的一对有情人一起喝酒，眼泪哗哗的流出来，李梦龙朗诵着说唱艺人的诗歌，但春香已不是那个原来的春香，她对诗歌完全麻木了，虽然唤醒一点点记忆，再也无法回到过去。历史经典就这样被消解了，颠覆了，通过这样的消解和颠覆，历史和现实，被完全打通了，出现一条通路，重新解读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历史寓言，就会产生无限的联想，对民族对文化对时代会产生许多冥想，对情与物、灵与肉的冲突也自然会有现代的解读。
王：《春香》结尾的改编，改变了原来的故事框架，实际上也牵扯到神话原型的当代置换问题，包含着金仁顺对当代情感和精神的思考。在现代社会中，现代性给我们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在当代西方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现代社会谁能拯救谁？李梦龙能拯救春香吗？金仁顺《春香》结尾的悲剧性里面，恰恰寓含着对当代生活的反思，这是一个层面的意思。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是，当代社会的变化，除了让人感到对自己的命运不能把握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传统民间文化精神与变动的当代社会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人的生命有怎样的影响以及有着怎样的变化也是“原型”发生置换的一个原因。
程：今天怎么面对传统文化精神，我们在哪一个经纬想交的点上与历史相遇？我们如何理顺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我想到吴宇森拍的电影《赤壁》。吴宇森是动作片的大导演，他拍《赤壁》也许商业策略是成功的，但我觉得，如果这样来消解传统文化的话，我们应该抵制这样的导演。吴宇森对《三国志》或《三国演义》的消解在两大方面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其一，他套用西方神话故事，把曹操发动一场残酷大战的原因归咎于为了一个叫小乔的女人，这就完全取消了三国时期复杂而动荡的历史背景，吴宇森号称他拍《赤壁》的依据是《三国志》，他说是为了让西方人能看懂，才做出这种模糊历史的改动，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三国演义》，我觉得，假如一个有出息的导演，连历史背景都没法向西方人交代清楚，你就好自为之吧，别来糟蹋我们老祖宗了；其二，“捉放曹”，是经典的一幕历史场景，也是戏曲人一代代演绎的好段子，《三国演义》开场就是乱世兄弟结义，关羽作为“义”这个字的化身，无疑是罗贯中用心刻画的一个核心人物，作者通过他，解读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来传达“义”的思想精髓。可是在吴宇森那儿，最后把曹操放掉的是周瑜，谁都知道，三国时东吴是唯一还能与曹操抗衡的势力，周瑜作为东吴军事上的领军人物，急于建功立业，谁都可以放曹，就是周瑜不可能放曹。吴宇森的《赤壁》既不是动画片，也不是完全无厘头风格的搞笑剧，所以给人感觉就是找些明星走穴一起狂捞一把，让人上一次当完事。碰到这样卖假货的导演，问题就来了：现代社会中，慢阅读越来越少，主要的是快阅读。假如年轻人或者再下一代，无人去读古典原著，拿来一张碟片，就误以为吴宇森卖的是真货，那岂不可悲？那还有什么历史传承可言？还有什么文化传统可言？
吴宇森也是一种颠覆和改写，但是我觉得，他骨子里没想去演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而金仁顺的改写比较好，是因为基本的文化精神没有扔掉，顺着历史的轨迹，通往现实，通往当下。
王：金仁顺的人物丰富得多，每一个人物身上，都呈现出复杂的文化元素。由此我们可以思考民间文化传统对今天的文学创作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程：和金仁顺一样对民间文化传统比较关注的中国作家，我觉得还有贾平凹、莫言等人，他们的写作和乡土的关系很密切，作家写作和搞学术研究不一样，作家经常需要借助灵感和外来刺激，用独特的角度去诠释传统和民族的精神。前不久，有个人问我，他说你知道迟子建的小说好在哪里吗？我说愿闻其详。他说迟子建小说的好处在于有一种土地的感觉。我细细品味此人的话，觉得这说法有点意思。金仁顺的小说《春香》无疑是2008年非常重要的作品之一，在华语传媒奖评奖时我也提及了这一点，可惜没有得到更多人的认同。这部小说肯定是这些年由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写出的一部优秀作品。一些批评家朋友看后都说这小说写得好，但不知道任何下手写文章。我想，长篇小说《春香》就那么难以把握吗？解读有那么大的障碍吗？以至于集体失语，就像两年前《额尔古纳河右岸》面世之时。以前《龙江颂》里有句话叫做“巴掌山挡住了你的双眼”，我常常感到困惑，批评界的有识之士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双眼？我们的批评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觉得，学院的知识分子应该更多地介入公共话题，应该为引领民众的文化消费担当一种责任，指认贩卖文化假货的人，不能再缺席和失语。
王：你提出的有关批评的这些问题我说不好，简单的看法是，中国当代社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当代作品对变化的现实，没有足够的能力呼应，这个呼应有两个层面，一个生活层面，一个思想层面。在思想层面上，很多作品没法表达出这个变化所带来的很多问题，不能呈现出生活的变化和丰富。批评也同样如此。很简单的例子，比如人性，人性在8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评价一部作品经常借用人性来阐释，但今天的人性和80年代的人性是不同的，人性是变动的，是历史化的概念，这个变动太大了。对于这种变化缺少理论的阐释能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代作品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美学因素，可能由于审美惰性的阻碍，往往被人忽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