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以血缘为纽带建立了自己民间叙述人的身份后，又以现代性的思想认同民间社会中所蕴含的那种自由、个性、生命的风骨，他也就有了承担民间文化复杂性的能力。有了前者他就有了坚实的民间之根，沿着祖辈的足迹去叙述他们所经历的历史；有了后者他就获得了理性的支撑和自信。他在乡土民间社会中所感悟到的一切都与他的血缘宿命联系在一起，民间的精神构成了他生命中的内容，源于生命冲动的感性写作还有什么不能讲述的呢？于是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呈现出了一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善恶交织、美丑为一的境界，也就是陈思和所说的“藏污纳垢”状态。藏污纳垢是一个中性词，并不仅仅是指民间包含着丑和恶的东西，而是指包蕴了美丑对立、善恶交织、瑕瑜互见的一种复杂文化形态和审美形态。如果不说明这种藏污纳垢文化形态的基本特点和生成原因，对于它的审美意义和莫言小说所能达到的艺术成就也无法阐释得更清楚。那么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爷爷为了性爱去杀死单家父子，为了复仇假装怯懦以骗术杀死花脖子，为了得到枪支又去绑架胶高支队的领导人和冷支队队长。奶奶也是如此，她为了获得爱情不仅在亡夫的家里重整旗鼓，而且对于爷爷发生婚外情的恋儿施以不近情理的惩罚甚至委身于黑眼以报复爷爷的背叛，在抗日战场上她又以不畏生死的态度体现出女性的辉煌，就连余大牙这样强奸女人犯了大罪的坏蛋临死前也表现出了应有的英雄气概，把人感动得脚底发热、热血沸腾，最能体现民间乡土文化这种复杂性的是胶高支队、冷支队、爷爷领导的三支队伍之间的相互争斗，他们之间的政治倾向不同，为了壮大自己，彼此之间杀得你死我活、尸横遍野，一旦日本人开过来，又能相互联手痛击侵略者。在他们这种你来我往、翻来覆去的变化中，可以看到他们的人生行为已很难用惯常的伦理道德规范去衡量他们的价值，也难以用善与恶、美与丑这样简单的二元判断去评价他们，而是善中有恶，美中有丑，相互纠缠。正如莫言在写到单家父子的房子被焚毁之后所写的：“这几十间先庇护了单家父子发财致富后庇护了爷爷放火杀人又庇护着奶奶爷爷父亲罗汉大爷与众多伙计们多少恩恩怨怨的房屋完成了它的所谓的‘历史的使命’。我恨透了这个庇护所，因为它在庇护着善良、麻醉着真挚情感的同时，也庇护着丑陋和罪恶。”而爷爷呢？他看到这所房屋倒塌的感觉，就像当初爱上恋儿愤然抛弃奶奶另村去住，但后来又听说奶奶在家放浪形骸与“铁板会”头子黑眼姘上一样，说不清是恨还是爱、是痛苦还是愤怒。对于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们来说，这块土地给他们生命、血液、爱，同时也给了他们饥饿、死亡、恨，他们爱的深切也恨的彻入骨髓，这是土地馈赠给人们的无奈宿命。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能够把乡土民间的文化形态揭示的这样深刻的作家只有莫言。张炜的《九月寓言》也切入了这一主题，但张炜在《九月寓言》中所寻求的是“融入野地”的那份自由、舒畅，对民间的诗性想象充分展现出了民间大地对于人的精神的抚慰和依托，而未能对民间“藏污纳垢”的复杂文化形态展开充分的描述，这样说并非是对《红高粱家族》和《九月寓言》作孰优孰劣的判断，只是说明莫言和张炜对于“民间”的不同态度所呈出的小说文本的不同特点。莫言虽没有张炜的诗性浪漫和激情飞扬，但他以民间的“现代之子”身份返回民间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充分的体味到民间的复杂和二元判断的艰难，更接近于民间生存的真相，从文化形态学的意义上来说，莫言的小说是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正是以此为基础才能说明其小说所具有的审美特性及审美价值（这一点后文再论）。在乡土的民间大地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藏污纳垢的复杂文化形态？这显然与乡土宗法民间社会的存在形态有关。在我看来乡土宗法民间社会有常态和变态二种情况，换句话说任何事物都是变化的，民间也不是静态的存在，如果静止地去思考民间，许多问题就难以说清楚。从一般的、常态的意义说，乡土宗法民间社会形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等级结构形式，“家”是最基本的社会构成单位，权力归于家中的长者，“家”的扩大成为“族”，最高的权力这就是“族”中被大家公认的最有威望的长者，他操持着整个家族的大小事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等级序列关系，同时这种等级序列关系中又有着以血缘为本的情感关系。所以在乡土民间社会中特别讲究“辈分”，做长辈的有长辈的位置，做小字辈的则有小辈的规范，每一个人从自我出发都能推延出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在这一网络中个人行为是受到等级序列限制的，个人的情感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也是有差别的，譬如一个人对于父母的爱，对于子女的爱就会由于对方所出的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对于女人的爱也会由于对方所处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果一不小心爱上了一个在“辈分”上有所区别的女人，那就会惹下大祸。由上所叙可以看到乡土民间社会是一个在“血缘”基础上带有某种专制色彩而又渗透着情感因素的社会形态，它表面上看由于“辈分”的制约以及与此相关的伦理道德的规范，表现出超常的稳定，但其内部却蕴含着诸多不稳定的、破坏性的因素，因为规范是稳定的，而人的情感、欲望则是变动的，当民间乡土社会发生变化，譬如天灾人祸、外敌入侵、社会动荡等外部力量影响到民间社会时，民间社会的常态状态就会被打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存成了根本性问题，当生存成了根本性问题时，人所关心的就是如何活着，至于在常态下的伦理规范、美丑、善恶、真伪等对他们而言已不是重要的问题了。正是这种“变态”情形之下，人为生存而挣扎的过程中，“个人生命”迸射出了灿烂的辉煌，出现了反叛传统的力量。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所表现的正是这种社会变态中的情形，他的小说所呈现出的藏污纳垢文化形态也是由乡土民间社会中的生存境遇所决定的。这种藏污纳垢的文化形态在莫言小说中呈现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会给予我们强烈的冲击力？他又是怎样从这种形态中发现了与现代人共鸣的契合点？这就牵扯到了民间的精神资源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当代人的精神、情感、审美内容这一重要问题。
虽然藏污纳垢的民间文化形态本身就包含有对当代人有意义的内容，但往往是被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所遮蔽，对于作家来说还必须要有一个发现的过程，这个发现的过程就是作家的思想、审美情感与民间世界相互交流的过程，民间固有的生命活力激活了作家的艺术想象，作家的艺术想象则灌注着自我的主观情感使民间世界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在此作为现实的民间文化空间和作为艺术的民间审美空间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在于后者是经过作家创造的、自由的、感性的世界，需有作家的思想、情感灌注其中，那么，莫言是以什么样的审美情感去在现实的民间文化空间中发现艺术的意义呢？这一点在前已做过一些分析，具体落实到《红高粱家族》时，就是莫言痛感现代都市中人性的龌龊和生命力的萎缩，转而在高密东北乡那一片粗犷、野蛮的乡土大地上发现爷爷、奶奶那种强悍的个性生命力，自由自在、无所畏惧、朴素坦荡的生活方式，这种现实人生与过往历史的交流，使过往民间世界中所蕴含的精神转化为当代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其生命人格精神的生成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个感性丰盈、生命鲜活的艺术形象。
崇尚生命的强力、赞美个性生命的伟大是莫言《红高粱家族》的主题，这个生命主题会使我们想到西方近代以来的生命哲学，特别是尼采那种高蹈的生命精神。尼采曾说“肯定生命，哪怕是在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宣泄而从一种危险的激情中净化自己（亚里士多德如此误解）；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为了成为生命之永恒喜悦本身——这种喜悦在自身中也包含着毁灭的喜悦”。⑦尼采对生命自身的充分肯定与莫言小说的生命形态虽然有着不同，然而把生命看作人生存在意义的最高原则却与莫言《红高粱家族》中以生存为根本的乡土民间世界有着相似之处。不知莫言是否受到尼采的影响，但我以为正是这种“生命精神”照亮了乡土民间藏污纳垢的文化形态，使这种文化形态中潜在的生命自由精神迸射出了耀眼的艺术光彩。艺术是生命的、感性的、自由的，在藏污纳垢的民间文化世界中，生命一旦与感性、自由联系在一起，它就具有了审美的意义，已不是乡土民间的自在状态，而是自由自在的审美状态，自在与自由、现实与想象、生存与生命等就糅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呈现出丰厚深邃的艺术魅力。有的论者把乡土民间藏污纳垢的文化现实空间等同于这种“藏污纳垢”的审美艺术空间，当然也就无法说明作家走向民间的这种审美意义。在《红高粱家族》中我们可以看到爷爷、奶奶以及众乡亲们在藏污纳垢的现实文化空间中，都有着对于生命本能的热爱，都追求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生命作为自身存在意义的确立成了他们的生活原则。当生命自身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既定的道德规范，生活原则以及善恶观念还有什么意义？正如奶奶在临死之前所说：“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在爷爷、奶奶以及高密东北乡那一方土地上的乡亲们身上所流淌的就是与人的感性生命相关的这种自由的生命精神，所以爷爷和奶奶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紧，他们为了爱杀人，他们为了获得生存的自由以不屈的生命与日本人展开战斗，他们也与冷支队、胶高支队的各种政治力量展开抗争，这种民间富有原始色彩的生命渴求是如此强烈的主宰着他们的行动，使我们体味到这些感性的自由生命是鲜活地存在于民间而不是某种理念的化身，既定的原则无法约束他们也无法用这种原则去评判他们。这些携带着民间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反叛的、自由的心灵如果脱离了藏污纳垢的生存文化环境，也就无法获得丰盈的、生动的内涵，这种感性的、丰盈的生命形象也与莫言的民间文化想象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作为民间之子的莫言在对民间乡土社会的感情依托中发现了民间乡土社会中所蕴含的现代生命精神，那么民间文化想象则是这种生命落实与民间文化的长河中，具有了鲜明的本土色彩和民族特点。在这一民间文化想象的艺术世界里，既有种族记忆中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原型，也容纳了心理人类学的丰富内容。正如季红真在谈到《红高粱家族》时，认为这部作品渗透着佛教轮回观念的生死意识，重生也重死。“在《红高粱家族》中，两名女性的死亡仪式，都带有明显的祭祀性质。大奶奶在死后一年的忌日里，被重新隆重殡葬，挖开草冢的时候，人竟新鲜如初，且有香气溢出，死亡的神圣性质被作者夸张到了极致。二奶奶虽然没有隆重的仪式，但其怨情冲天的怒骂持续数天的奇观，也是把这个仪式充分的心理化的结果。同时男人为女人祭奠，也是对规范礼仪的反动。正是由于中国民间把死看作生的延续，才有生的执著与死的悲壮，也还是由于在这样神秘的生死意识中升华起来的朴素生存信仰，能够诞生出豪强气息极浓的本色英雄，并且口头创造出无数英雄的史诗。”⑧《红高粱家族》中的这种民间文化意识使其文化想象与民间集体无意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富有本土特点的文本内涵。概括本文所说：莫言作为一个民间的现代之子，他在乡土民间藏污纳垢的现实文化空间中，把生命精神充分的张扬起来，而这种生命精神又具有民间文化精神的精华，他与中国的民间现实和民间文化心理密不可分，从而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本土的又是现代的艺术审美世界。这个艺术世界证明，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强调“民间”是有意义的，中国的民间社会并不是一个虚幻的空间，而是有其相对独立的运转系统，他不仅包含了丰富的精神内容而且对于当代人精神的生成和真正中国化的现代性作品的出现都有着重要意义。
注释：
①⑥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9月，第216页、253页。
②《民族文化派小说》第3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2月版。
③④⑤韩少功：《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第81—82页、第79—80页、第85页。
⑦尼采《悲剧的诞生》，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45页。
⑧《神话世界的人类学空间》，《北京文学》，1998年第3期。
民间文化与《春香》及其当下文学批评问题的对话
王：金仁顺在收获上发表的《春香》，是一部很好的作品。这作品的题材来自韩国的民间传说故事《春香传》，作品在内在精神和叙事方式上都很有特点，与民间文化和民间审美有密切的关系。但对于民间文化形态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意义，民间文化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推动力等问题，在今天显然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你有怎样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