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朱湘给妻子的家书，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发现。就是朱湘总是喜欢唆唆、重三叠四地给妻子讲述他生活中的一些细屑的事情。比如：他讲自己给霓君寄出了多少钱，哪天又收到了霓君的回信，哪天寄出了自己写的信，让霓君注意身体不要辛劳，让霓君多吃蔬菜荤食，让霓君给小东请奶妈，给霓君又买了什么东西，等等。甚至于女子私下使用的发网啊、女性用品啊，这样细微到令人脸色发烫的小东西，朱湘都要问妻子号码合不合适，用着舒不舒服，不好还可以再换。如果换作是年轻的小夫妻，我想，那女子说不定会嗔怪小夫婿的细屑与无聊呢。可是，如果是经历过患难的夫妇，则那女子一定会感动于夫君的体贴与认真。
这么看，朱湘总是把霓君细微的一切都深深地放置在心坎上。
在那样细致入微的呵护中，我们也就感受到了朱湘那种宛若春江月夜的汐流般的真情了。
朱湘是享受政府补助的公派留学生。当年有一些拿着政府津贴的留学生，只管自己在外面胡天海地地鬼混，哪里管得到国内嗷嗷待食的妻儿。朱湘就不是这样的人。他在美国期间都是省吃俭用的，他总是试图省出更多的钱寄回国内贴补家用。
朱湘在海外，有时对自己甚至到了一种苛刻的程度。他曾在信中这样跟霓君说：“妹妹，我想多省些钱，实在省不了，我身上的衣服少，有的几件，有旧了的，有破了的，穿去上课，简直是外国的叫花子，这对于中国体面实在大有妨害。如今又快到冬天，一切鞋袜都要添置。我昨天上街，本想配眼镜照相的，但是先买了一双鞋、一条皮带、两件衬衫，等等就花了十几块，这还都是买的最便宜的货色。如今是照相也照不了，配眼镜也配不了。我回家一算，大事不妙，所以赶紧今早寄三十美金给你。”虽然人们经常讲：贫贱夫妻百事哀。但贫贱的夫妇倘若保持了一份水乳交融的心绪，则从哀怨的尘埃中也未尝不可开出纯色的爱之花。
其实，对于以后学成归国的生活，朱湘的心底又何尝不是几回回地勾勒过美好的图画啊。朱湘曾心境清丽地跟霓君讲：“我算定到家的那天休息一整天，第二天日里开荤，夜里也开荤。我想家乡菜想了好几年，你这几年来也是不曾沾着一点荤菜。我们可以做一个冬笋红炖肉，一个红烧鱼。这一天我们不要通知亲戚，我们两个独自享一天福。说完了话，就吃好菜，吃完菜，又说亲亲话。”“彭先生刚巧有一封信也是这天到，说闻先生要我去武昌武汉大学做教授。每月三百块以上的薪水。”“这秋天闻先生要是不离开武汉大学，他的位子一定长久，我自然也跟着一样。那个时候，我从前说的让你享一点福，真就要说应了。但望如此。”
其实，中国多数质感纯良的知识分子们，不管他们出身于什么样的时代，他们对于人生的要求都是热情而又单纯的。他们总是渴望着当时的时代能够接纳自己，渴望着能为当时的时代贡献力量与激情。可惜，许多的时候，知识分子们的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都是无法实现的。
其实，我喜欢读朱湘的《海外寄霓君》，另外一个最质朴的原因，还在于朱湘对于霓君的情挑三月艳阳天了。我们知道，夫妻的组合，最是一种微妙甚至奇特的事物。它不同于父母、兄妹、子女这样的亲情组合。一对看上去天造地设的夫妇，可能是一对前世的冤孽；而一对整天吵吵闹闹的夫妻，他们私底下的性情却可能令人脸红。因此夫妻的相处无常规可寻。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当然还在于男女之间的性爱滋润了。
但是，我们平常看到一些名人的夫妻对话时，很难看到他们性爱的影子。他们的夫妻夜话，在发表前大抵是有过一番技巧的处理的，因此这样的对话读出来也大抵上像是在听两位不食人间烟火的男女在布道。这样的东西读来最是无趣，甚至有一点道貌岸然的可憎。
而朱湘是可爱的。独居于海外两年的朱湘，时时忍受着海外旖丽风情的诱惑，因此他从来就不掩饰自己对于爱妻鲜活诱人的身子的渴望！这样，我们在读到朱湘的一些滚烫灼人的情话之时，大抵上也可以触摸到朱湘与霓君这一对寻常夫妻的似水柔情了。
譬如，在1928年7月的一封信中，朱湘悄悄地跟霓君讲：
“你头痛是因为过于操心，又过于想我。最爱最亲的妹妹，再过几年我们就永远团圆，我们放宽了心，耐烦等着吧，你自己调养自己，爱惜身子，就如爱惜我的身子一样。因为你的身子就是我的身子。我也当然爱惜我的身子，因为我的身子就是你的身子。我们两个本是一个，分离不开的。你务必把心放开一些，高高兴兴，把这几年过了，那时我们就享福了。”
另外的一封信中，朱湘又情淫意痒地讲：“我又想到你的温柔，你对我的千情万意。分开了，不能见面，不能立刻见面，说一句知心话，彼此温存一下，像从前在京城旅馆内初见面时那样温存一下。你还记得当时你是怎样吗？我靠在你身旁坐下，你身上面的一股热气直扑到我的脸上（我想我当时的热气也一定扑到了你的脸上），我当时心里说不出的痒痒。后来我要摸你的手，我偷偷的摸到握住，你羞怯怯的好像新娘子一样，我当时真是说不出的快活。天哪，天哪，但望两三年后，夫妻都好，再能尝尝那种爱情的美味吧。”
夫妻的相处，复杂的时候，山高水低千万层，简单的时候，其实也就只要盈盈一水间的深情一瞥，以及写在纸面上的一种热热的珍重！
朱湘于1929年9月回国。
1930年6月，安徽省立安徽大学成立。
曾接替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的杨亮功先生被任命为大学的校长。他写信邀请朱湘到安徽大学任教。当时被邀请的名流尚有陆侃如、冯沅君、饶孟侃、苏雪林、刘英士等人。朱湘受聘安徽大学的外文系主任一职。
此时的朱湘已然是一位在诗坛享有盛名的成功人士了。当时的文学大家苏雪林恰巧与他同事，她对于朱湘的最初印象却不是好的。苏雪林后来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曾经讲道：“记得民国十九年我到安徽大学教书，开始认识这位《草莽集》的作者。那时的朱湘是一个常常穿着西服、颀长清瘦、神情傲慢、见人不大打招呼的人。那时安大教授多知名之士，旧派有桐城泰斗姚永朴；新派有何鲁、陆侃如、冯沅君、饶孟侃，但似乎谁也没有他这位诗人的架子大。”朱湘当时挟着留洋学成而归的头衔，颇为杨亮功校长所器重。杨校长当时把安庆城唯一一座西洋风味的别墅安排给了朱湘居住，并给予他每月三百元的高薪。杨校长的初衷无非也是想借助朱湘的学识在学校开创一番新的气象。
可是当时，在苏雪林的印象间，朱湘的教学纵然是娓娓善诱，甚洽学子们的一片求学之心，可他的脾性仍然是孤傲的，与同事的交往不甚融洽。
后来，雄心勃勃的朱湘想要在安徽大学开设“英文文学系”，开讲用英文译就的世界各国文学。而校方经多方考虑，只肯先设立“英文学系”，让他先试讲英国本土的文学。朱湘对于校方的了无气派很是生气。朱湘讲：在那样一个混乱的社会现实间，像他这样的教师出卖着自己的智力，其实都是与小工子的出卖力气、妓女的出卖肉体是一档子的事情，大家都在出卖着生的尊严！一怒之下，朱湘就于1932年离开了安徽大学。
朱湘后来的求职生涯一直不太顺利。他疲惫地奔波于不同的城市间，终始没有获得一份稳定的职业，就像一只衔草而飞的心意惶惶的候鸟。他只能靠给《申报》、《自由谈》、《谈书杂志》、《新中华》等刊投稿获取微薄的稿酬，以维持低微的生计。
其实，困厄中的朱湘虽然谈不上朋友皆可倚，但只要他肯放低了姿态去求人，路子其实还是有的。在当时的武大，朱湘的一些清华的学友亦为位尊权重者。而他的三哥亦是武汉颇有势力的官僚。如果朱湘求到了他们门下，以中国人同气相求的生存原则，大家都可能拉朱湘一把。可朱湘偏偏不肯俯首去求人家帮忙，宁愿自己风雨飘摇。究其原因，当然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孤傲与清介的成分在作怪。就仿佛是项羽的不肯过江东，屈原的不肯回望郢都，朱湘对于朱门的轻歌曼舞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不想让那些得意的嘴脸看到他的落魄与萧瑟。
后来，朱湘生前知己赵景深先生的儿子赵易林，对于朱湘的这一段落魄生活进行过精确到位的描摹：他不愿意烦劳到自己的朋友，生怕给人家添加了不必要的扰乱，所以，他就长时间地过着了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活。他的诗有着从前唐代诗人杜甫的浓郁与怜悯，他的人也像行乞诗人杜甫般的潦倒。1933年春暖花开时，朱湘穿着一件冬天用的破棉袍突然去了北新书局找赵景深。他的脸上写着幽明不定的憔悴与不安。他打量了书局中忙碌的人们，然后附在赵景深的耳际讲：“我没钱买船票，行李还押在轮船上。”赵景深赶忙帮朱湘清算了船费。
这一段时间，朱夫人刘霓君的处境也是令人欷的。她总是拖儿带女地跟在朱湘的屁股后面满世界地找他。有时，朱湘前脚才从某地离去，刘霓君后脚就从他处匆匆地赶到了。朱湘总是郁积地发誓说：天生我才必有用。他让刘霓君暂且住在妻兄的家中等待佳音。可是，朱湘这种恍惚的状态真的令刘霓君放心不下。朱湘去青.........................人，像夜空中两颗飘浮不定的星星，看似在洒泼的银河间不停地往前赶走，却永远没有一个尽头。刘霓君结婚时娘家陪嫁的金项链，就是在这样的奔波中送进了当铺，之后再也没有赎回。
其间，还发生过一件事，是朱湘在安徽大学的后期，刘霓君娘家有事她外出数日，家中的子女们全部交由朱湘看管。他们的幼子尚在襁褓中，刚刚大病初愈，消化力极弱。而没有育儿常识的朱湘每日强迫给幼子送食一枚香蕉。未几，幼子竟因消化不良夭折了。
此事，在朱湘与霓君之间投下了很大的阴影。
1933年，也是朱湘在尘世的最后一年。他们夫妻挤住在上海北四川路一间窄小的屋子里。为了生存，刘霓君必须在每日清晨赶到南京路的胜家缝纫公司做刺绣工，晚上又赶回家给朱湘及儿女们做晚餐。当时，家中的景况已经窘急得一日甚过一日了。但霓君看见朱湘进入了寒凉时节只有夹裳，而他又是一个经常要出门的男人，便挤出钱来替朱湘做了两件棉袍。
在朱湘临走前的一个晚上。他们夫妻间曾有过一次情意深长的对话。朱湘想起自己畸寒、飘落的身世，禁不住潸然泪下。他抱着刘霓君，咸湿的泪水冷冷地落在了刘霓君的颈项间。这使得刘霓君的心底异常的难受。朱湘讲：“我们真不该生下小沅（长子）来，让他在世间受这许多的苦。”又讲：“这一世，我恐怕要走在你们的前面了！”那次，刘霓君睡到半夜间醒来，忽然发现朱湘定定地望着一对儿女。刘霓君问朱湘为何还没有睡？朱湘竟答非所问地讲：你可一定要替我抚养小沅和小东（女儿）啊！其实，那时的朱湘已经抱定了赴死的决心。只是刘霓君每天为困顿的生活所驱使着，她的神经已然麻木了，竟然没有听出丈夫的诀别之言。
1933年的12月5日。
这一天，南京城外的长江跟以往的任何一天并无不同。一切都显得静默、阔大，不尽水流滚滚来。在江心的水急浪高处，有一些黝黑的铁船来往不息。稍远处即听不见它们的声音，这使它们看上去像一些贴着水面而行的大鸟。
太阳从水天的空处腾地跳了上来，几片紫光的鳞云浮动在碧蓝的背景间。江水由岸边到江心，依次递变出了浅黄、淡青、银灰等各种不同的色泽。而在波光粼粼的晨曦间，跳动的则一律是阳光的金黄色。两岸的山岭树木也披了一件古铜色的衣裳，山岭的褶痕处也是清阔而又寂然的。
朱湘曾在前一日向二嫂薛琪瑛借过二十元钱。这样，他借着朱湘的《石门集》给二嫂还钱的名义，登上了由上海到南京的油轮。清晨，当这艘幢然的巨船安静地驶过马鞍山的采石矶之时，坐在甲板上呆望着江水的朱湘已然喝去了半瓶烈酒。朱湘手执他最爱的海涅诗集，神态甚是安谧。他浅抿了一口酒，低声吟咏着海涅的一首诗。
这时节的朱湘，仿佛一位等待召唤的使者。他坐在甲板上的飘逸背影，已经与这浩渺的水色天光融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了。后来，就有人惊呼：有人跳江了。人们涌到船舷时，朱湘尚未沉没。有人往水面扔下了救生圈，但被朱湘拒绝了。这一年，朱湘二十九岁。朱湘凌空跃入水面时，他随身携带的几页诗稿，像翩跹起舞的蝴蝶一般，在民国的上空纷扬。朱湘的身后，一般的时舆都讲，朱湘天性间本就有着一种孤傲、偏激与敏感。他昔日的同窗、金鼎玉食人家出身的梁实秋甚至用了“神经错乱”的偏颇定语。
不过也有朱湘生前少量的知己对于他的为人予以了相当的理解。
赵景深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赵景深是民国时期的著名作家、编辑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见证人。朱湘死后，赵先生曾三次撰文纪念他。他既是朱湘作品的编辑，又有可以与朱湘一谈的私交。朱湘弃世的噩耗传开，赵景深夫妇立即前往朱家慰问朱夫人刘霓君。刘霓君讲起夫君生前的郁闷、彷徨，脸上的神色甚是凄婉悱恻。尽管因朱湘的弃世刘霓君的生活更加艰难，后来甚至陷入一种长期的惘然，但她对于朱湘最后的自决，始终没有表示出一点怨尤之意。1934年2月，赵景深在自己主编的《青年界》推出了“朱湘纪念专号”，以期引起当时社会对于这位才高运蹇的诗人的关注。以后的赵景深始终念念不忘于朱湘遗文的出版与发行。为此，他还曾求助于商务印书馆关系熟稔的郑振铎予以援手。除《永言集》发行时因销路不畅未收得应有的版权费外，其余的发行利润均由赵景深转给朱湘的孀孤。这些，对于生活维艰的刘霓君而言，应该是一种有聊胜于无的极大安慰了。
朱湘投水后的一年，根据朱湘生前的遗愿，在赵景深的协助下，当时的开明书店将朱湘名下的六百元股票转到了寡嫂薛琪瑛的名下。以后，或者有研究者疑惑，以朱湘当时的贫薄何以拿出了六百元的大钱购置开明书店的股票？事情是这样的，开明在它的初创期，曾经实行了一种将著者应得之稿费充入书店股本资金的“转股单”制度。当时，书店的启动资金仅为有限的五千元。为解决扩大出版的资金短缺问题，书店决定暂时不支付作者现金稿费，而是将稿费算作作者入股。朱湘曾经在1927年委托开明书店出版《草莽集》。至1935年《草莽集》的稿费入股的票面值当增值至六百元。
接受了朱湘股款的寡嫂薛琪瑛，前文我曾经涉及。薛琪瑛在当时的社会间，应该说是一位有相当见识的知识女性。
她是近代名流薛福成的侄女，年轻时曾留学法国，对于法国文学颇有见解，译有法国著名童话小说《杨柳风》，也曾在当时的《新青年》、《新潮》、《女铎》等刊物上发表过王尔德的《意中人》等译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