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想那些传说，一边瞧身边的滦河，如今暴虐的河水已平静下来，水也变得澄清，黄龙变成了青龙。只是在这里打了个龙摆尾，便直奔南边海上流去了……河边有栖息的大雁，天上有雁群正沿着滦河往南飞，去漂洋过海。有时还能听到雁的鸣叫：“根儿嘎！根儿嘎！”一听到大雁叫的声音，又使我想起我们那地方的人说话的腔调来了。记得外地人常拿我们那地方的人开玩笑，“老奤儿！给我们学个大雁叫哇？”没人学。可是你若问他是哪天来的？他就会痛痛快快地学起大雁叫来：“根儿嘎（今儿个）！”所以我一听到雁的叫声便感到特别亲切，并使我想起小时候妈妈哄我入睡时说的歌谣：
南来的雁，
北来的雁，
落我们的窝里下个蛋。
南来的鹅，
北来的鹅，
在我们的窝里卧一卧。
那会儿，我每晚就是在这首歌谣声中进入梦乡的，觉睡得特别香。梦里有雁和鹅陪伴，夜里睡觉就不害怕了。雁是候鸟，秋天往南飞，春天往北飞，去了又归。而说歌谣的妈妈却一去不再归来，她的孩子倒成了孤雁了。
就在我思念母亲而感到孤独的时候，听到有人喊我，一下就听了出来，这不是那三表姐在喊我吗？
三表姐是个细心的人，她见我在外不归，就猜到我心里有事，便到河边来找我。她的喊叫在河湾里回荡着，惊动了河边的落雁，“扑啦啦”一下全都飞走了，“嘎！嘎！”天空传来雁的惊叫声……但并不感到凄凉，表姐已来到我的身边。她是沿着河边找到我的，见到我很高兴。说了会儿话儿，便带我到坟地里去摘酸枣儿。那里的酸枣很多，但不好摘，一不小心就把手扎破。而表姐却很有办法，摇一摇酸枣棵子，那些熟透了的酸枣就落了地，顺着坟坡滚到我们脚下，红红的一片。这是秋天给孩子们的果实，我们吃了很多很多……妗子也喜欢我这秃小子，因为有两个“蛋”，也叫我“狗蛋蛋”。妗子不但给我做衣服穿，为了使我不感到孤单，不管做什么活她都带着我，跟个尾巴似的。
那时候姥家吃饭的人很多，三天两天压面，玉米面贴饼子，高粱面包团子，荞麦面压饸餎。推碾压面不是轻活儿，可是老当家的又不让套牲口，这活儿也就由一个瞎子和一个女人干了。推碾子时他们二人总是一个在前边抱着碾棍推，一个扶着碾框在后边走。瞎大舅干活不惜力，再加上他没有眼睛不晕碾，而且碾道又没有尽头，那就走马灯似的转吧，后边的妗子可就省了力了。但是妗子的另一只手却忙个不停，有时拿扫碾的扫帚转着圈扫那摊开的面，有时用手指在压成面饼的碾盘上划拉，划圈儿。划出的圈儿很好看，五个手指五道印，圈套着圈。两人就这样一圈圈围着碾盘转呀转呀，一前一后永远保持着距离。
拉磨的时候就跟这不同了，两个人则是面对面往炕上一坐，手把手地摇。小磨是放在炕上的一个簸箕里的，磨出的豆浆从簸箕舌头往外流，流到一个瓦盆里边。那是个锅台连着炕的小屋，既安静又暖和，人们都爱往那里扎。一到拉豆腐的时候，自然也少不了我们这些孩子崽子前来凑热闹，瞎大舅是这里的主角，只要磨一转他那话跟着就来，三朝六国，说古道今，他是连唱带说。有时还编谜语让我们猜。
其中有这样几个谜语：
二人坐大炕，
身子来回晃，
吃的是豆子，
拉的是豆浆。
哥俩一般高，
见面就摔跤，
分还分不开，
摞着睡大觉。
俩人面对面，
手把手地转，
永远不相会，
隔着一道山。
前两个谜语好猜，一个是拉磨，一个是磨盘。三猜两猜就猜着了。最后那个谜语猜起来就有些费劲了。但还是猜了出来，也是两人坐在一块儿拉磨。可是为啥把磨盘比作山？那就闹不明白了，问妗子她也不回答。这是他们大人的事，当时对我们这小毛孩子来说，那是无从知道的，也是个谜。
瞎大舅的谜语很多，而且是张口就来，是吃柳条子拉粪筐现拉现编。瞎大舅拉磨非常熟练，一手摇着磨盘转，另一只手拿把勺子往磨眼里注，一注一个准，不管磨盘转得有多快，准能准确无误把成勺的豆子连汤带水注入磨眼儿里。
按理说，一个扛活的，一个东家少奶奶；一个是大伯子，一个是兄弟媳妇，那是坐不到一块儿的。可妗子是那干活儿的命，这也是命里注定。
妗子是个苦命人。她不仅苦在家里穷上，还苦在从小没娘上。听姥姥说，妗子七岁那年娘就死了，她下边还有两个弟弟，穿呀戴呀的就靠她这当姐姐的了，于是从小就学会了干活儿。就因为她针线活做得好，给她亲戚做的鞋被姥爷姥姥看上，才相中她做儿媳妇的。
那是一双普普通通的棉鞋，布里布面，鞋底儿也是布的，但纳得又结实针脚又密，跟撒的芝麻盐似的。骆驼鞍的鞋帮上还纳着云的图案，那云很像，好像在飞，谁穿上谁美。后来她便成了舅舅的“跟脚夫妻”。
舅舅是念私塾的人，又是孝子，自然是宁不过父母之命去，也就只好从命了。
妗子对这门亲事当然是愿意，这是高攀。只是她这作女人的不作脸，一连四胎生的全是丫头。听说在生第四胎的时候，老家人又是按生小子准备的，红腰子，红袄，连睡觉用的压搭子也是红布缝的，里边装的是黄沙，男红女绿。因为无论是按日子推算，还是按押宝的做法一三串着还是二四拐着，都应生个男孩儿，就是玩“梭和”抓牌也不能总来重样的吧？因此，姥姥又熬鲫鱼汤又炖鸡，炖的膀蹄肘子还是七个眼儿的。七个眼儿的肘子下奶。可是躺在炕上的产妇却紧张得要命，一到临产的时候就哆嗦起来，差点晕过去。因为前有车后有辙，长疯了的瓜秧总见花不见瓜。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如果这样下去子宫不收缩，母子的生命都有危险。接生的是个很有经验的老娘婆，当婴儿一露头向便向产妇报喜说：“是个小子！”妗子听了一高兴，不但孩子平安地生了下来，胎衣跟着也下来了。
这天夜里，为了得孙子的事，姥家跟过节一样，屋里屋外都点上了灯，灯火通明。当姥姥听到生的是个孙子时，立即吩咐伙计连夜打着灯笼到媳妇娘家去报喜。这天姥爷更是盼孙子心切，一直在上房里吧嗒烟，等候这一喜讯的到来。可是等他听到婴儿呱呱落地声音是细嗓儿的时候，便将抽了半袋的烟往鞋底上一磕，长叹一声说：“又是个赔钱货！”
妗子由于生孩子不做脸，在这个家里就更没地位了，在公婆面前她是个替丈夫尽孝的女人，点烟倒茶烧炕做饭的锅台转。在丈夫眼里则是“屋里的”。屋里的自然是上炕伺候男人，铺褥子铺被生儿育女。
按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这应该是男人的罪过，而却偏偏落在女人身上。姥爷说：坟里的树上长杜梨儿，什么样的土地长什么样的庄稼。
就在生我那小表妹刚过满月那天，妗子到场院里去抱柴火，发现有个十五六岁的姑娘在柴火堆里藏着，肚子很大，像一只找地方下蛋的鸡。她是舅舅从关外带回来的一个女人，因为姥爷有牙咒，他不敢让这女人进家，就藏在这场院里了。看到这个女人，妗子自然不是滋味，可是她心软，不忍心看着她把孩子生在柴火垛里，便将这件事向二位老人说了。姥爷那人一向是眼里不掺沙子的，一听就炸了，说这是尿档尿裤没小子骨头的人干的事，会让村里人指脊梁骨。可当他听说肚子里已经有了的时候，姥爷的态度顿时就变了，并对姥姥说：“没准这女人还许是个送子娘娘呢！”
果然不出所料，进门不久就生下我那同年小表弟。我们都属马，但他是金马驹儿，起名叫金锁。从小他脖子上就挂个长命锁，却是银的。
我和金锁是姥爷的掌上明珠，但却从不娇惯，姥爷说娇养无益儿，财主秧子没有一个学好的。因此，从小就让我们干活。给我们俩安排的活是每天早晨起来打扫牲口棚，背牲口垫脚。姥家活重，人累牲口也累，一到夜里净拉尿。再加上那些牲口连卧带踩，便将一夜的粪便裹在一块儿，死沉死沉的，背不上两趟就把肩膀给压肿了。我跟金锁背的粪箕子比大人的小一号，是姥爷让瞎大舅给我俩编的，不偏不向一人一个，谁也不用想歇着。我们每次背垫脚都是由姥爷来装，每趟都装得满满的。并且一边装一边说：“种地不使粪，跟人瞎胡混！”有时嘴里还念叨着说：“小子是好，小子不吃十年闲饭。”我们一听这话就更来劲了，一趟又一趟跟两匹小马驹儿似的。使姥姥看了一劲儿心疼，便叫连锁替我们背。姥爷便教训起人来：“你知道个啥？这压肩膀的事别人能替吗？劲儿是使出来的，铁肩膀是压出来的。”姥爷说每人都有一根懒筋，人是越呆越懒越吃越馋，人苦是苦一阵子，甜却甜一辈子。还常给我们讲谁谁家发家或是败家的事，当年姥爷讲的哥儿俩分家的事，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姥爷说有这么一户人家，说穷也不算穷，说富也不算富，所有那点产业都是他爹给挣的。老头有两个儿子，后来长大了分家，家里只有两样东西分给他们，一个是盛钱的匣子，一个是干活的耙子。说到这儿，姥爷问着我俩：“你们说应该要哪一样呢？”
我说，当然要那个匣子啦！匣子里有钱，有钱就啥都有。要那个耙子有啥用，也就是搂个草搂个树叶什么的，那树叶能当钱花吗？
金锁也说那个盛钱的匣子。
姥爷听了我俩的回答不住地摇头，说：“那个分到匣子的儿子，没过多久就饿死了。”
“为什么，那里边不是装着一匣子钱吗？”我俩都这样说。
姥爷说：“匣子里的钱再多，也是有数的，只会花不会攒，那还不饿死怎么的？”
我们又问：“那个分到耙子的呢？”
姥爷说那个分到耙子的儿子，从分家那天起，就离开家到外边闯荡去了。他走的时候身上分文没有，可是回来的时候却腰缠万贯，成了当地最大的一家财主了。
听姥爷这么一说，我们便对那个耙子发生了兴趣，那可是一把会搂钱的耙子呀！是那耙子使他发的家。可是当我们一再追问那个耙子什么样的时候，姥爷伸出手说：“那耙子每个人都有，就看你会使不会使，会搂不会搂了。钱这东西是花一个少一个，攒一个多一个，聚少成多。”我们看到姥爷那伸出的手，五个手指在不停地挠着，指甲往下抠着，跟小铁锹似的。从那以后，我们不管干多苦多累的活儿，也不说累了。并且懂得了个道理：宁要干活的耙子，也不要那个盛钱的匣子。
舅舅也很重视对我们的教育。他认为从土里刨粮食，刨不出个状元来，便把我们小哥儿俩送到学校去念书。
学校在村头的一个大庙里，一边挨着村庄，一边是滦河。前一排房是大殿，大殿里供着佛。每到烧香上拱，都能听到撞钟敲磬的声音。后一排房就是教堂，紧挨教室的一间屋子是老师的住处。堂役是看庙的老头，既敲钟又管摇铃。
我们头一回念书识字，念的是：人、手、足、刀、尺。头一个字好认，因为那个人的样子跟人很相似，也有两条腿。只是劈着叉站着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还有点撇拉脚。“手”跟“足”两个字也好记，人人都有，就在自己身上长着。因此，念到这两个字的时候特别来劲，不是手舞足蹈就是伸胳膊伸腿儿，蹬得前排的椅子一劲儿摇晃。读出的声音也大，老想把别人给压下去。我们这些秃小子都喜欢耍刀弄枪，念到“刀”的时候自然非常得意。因为听瞎大舅说过，练十八般武艺，一开头练的就是刀、枪、剑、戟，刀是头一项。最后认那个“尺”字就更牢记不忘了。因为那个尺是戒尺的尺。那个老师很严厉，只要背书背不下来，就用戒尺打手板。戒尺有一寸宽，打起手板来“啪啪”响，都有点震耳朵。所以挨打时总是把脸扭到一边去，连看都不敢看。心里却数着数：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有时要打四十板。手掌被打得肿有半寸高，火烧火燎地疼，也不敢让家人知道，消肿的最好办法就是往手里滋尿。那个穿长袍的老师，还有一把专打重板的戒尺，戒尺还钻了眼儿，一打一嘬跟鸡啄似的，揪着心疼。金锁淘气是出了名的，挨打也最多。他不仅把书桌钻出一个个洞来，有一回挨了戒尺打以后，还把老师的尿盆也钻了眼儿。结果使老师的褥子湿了一大片。湿了褥子也没法拿到外边去晾晒，因为在学生眼里老师是圣人，圣人是不会尿炕的。
我们小哥儿俩最怕上学念书了，上课时总是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什么也学不会。可是听瞎大舅讲故事却牢记不忘，而且还学，听了讲武松，我们便相互骑在身上打虎，听了桃园三结义，我们便在地上插三根草拜把子，真磕，脑门都磕出包来了。
我们书念得好坏，姥爷从来不管，只要长大干活就行，这里边有个原因，舅舅就念过私塾，书念了不少，可是一到干活的时候就发怵。姥爷看不上舅舅那种人，他说人是属鸡的，念书不念书也得在土里找粮食吃。姥姥更不懂考第一跟考第末有啥不同，每当听到舅舅训我们说考了多少多少名时，姥姥便说我们小哥儿俩这学没白上，比谁家的孩子考得都好。姥姥排名次是按名次多少算的，考第末的就成了第一。
全家关心我们念书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舅舅。他还亲自在家里教我俩念书。我最怕念《三字经》了，因为不懂得“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意思是啥。背的时候又不许打锛儿，因此，背书时总得憋着劲，一口气能背出一大串来。反正都是三个字一句，背四句换一口气。把脸憋得好紫好紫，脖子梗梗着，像那打鸣的鸡。
后来长大点儿，舅舅又让我们背那些文言文，我们越背越烦，嘴里背的是“学而时习不之亦乐乎”，心里想的却是“小儿拉稀屎不擦屁股”。背着背着就走了嘴。“啪！”一个屁板就挨上了。接着又从头背。背得口干舌燥也不许停，因为背书时桌上点着一根香，香不着完，这背书是不能停的。
舅舅那麻子脸也有满脸开花的时候，那是我们背书背对了。可是得到的夸奖还是那句骂人的话：王八操的！不过那声音不再刺耳，是从咧开的嘴里喷出来的，带有内心的喜悦和亲切。
舅舅有时还用“书中有黄金，书中有美女”鼓励我俩好好念书。我们便到书中去找，直到后来读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才找到。那窈窕淑女大概就是美女的化身，因为美女的腰全细。
那会儿，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美女并不美在腰上，而是美在心上，巧在手上。我那三表姐就很美。她的乳名叫春子，春天生人春打六九头，图的是个吉利。春子姐是从不涂脂抹粉的，也不用胰子洗脸，她的脸是用家雀粪代替猪胰子搓出来的，粉白粉白，像有一层白霜，天多冷也不膻脸，总是那么好看。于是金锁我们两个便帮她拣家雀粪，要的报酬是给讲故事，或是我们做件小玩艺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