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终于趁着剃头师傅转身时，拿起那把剃刀，顺手从自己颈项间一抹而过。顷刻间，血喷如射，四处飞溅，那位待诏以及在场的狱卒，对这意想不到的突然事故，简直来不及反应，都吓呆了干站在那里。
他，神色不变，还是那副淡淡的，甚至有一点讥诮意味的笑容。
这自然是隔了数百年后的臆测，但也是这位老人势所必然的表情。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活得实在不能再活的时候，大致可出现两类情况，一类是自杀，宁折不弯，自杀是需要大勇气的行为，能够下决心自杀者，通常不是懦夫；一类是不自杀，好死不如赖活着，趴在地下当狗、当狗屎、当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都可以，就是不肯结果自己的生命。
我属于后者，在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里，逼得我曾经尝试过自杀。那是在山区，悬崖峭壁，只要脚一歪，就是粉身碎骨的结果。我怯懦了，因为我见过山区老乡用这种办法处置老牛。耕牛是不许宰杀的，然而这头牛太老了，而乡亲们又久久没见过荤腥，于是，队长叫来一个地富子弟，让他干这件事，万一上面责怪下来，好拿他去顶罪。即使老牛，它也不想死，当它大半个身子翻滚下去，前面两条腿还拼命攀住岩，那求生的欲望，让我益发感到自己弄死自己之艰难。想到老牛怖死的一霎那，算了，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决定当任人践踏的狗。
李贽敢自杀，我佩服他，虽然他不是一个十分的强人，但是，他敢于对那些“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东西说不；对“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鄙儒”、“迂儒”、“腐儒”、“俗儒”们说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绝对真理说不；对《六经》、《论语》、《孟子》等等经典著作说不；对体制内一切认为正常的游戏规则说不……这种反叛精神，在只许点头称是，而不准抬头说不的封建社会里，实在是极有勇气的行为。翻开中国文化史，如李贽般逆潮流者，简直寥若晨星，如李贽般唱反调者，更是空谷足音，这恐怕就是封建社会得以迁延数千年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士，也就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骨头里过分缺钙！
李贽不该到北京来的，但他的性格决定他非来不可。还未进朝阳门，只是在通州，就被告到诏狱里去。理由很简单，李贽是祸水，“敢倡乱道，惑世诬民”，在麻城两次被州抚勒逐出境，现在此人已经到了通州，天哪！“通州离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告御状者为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坏蛋一个，正是李贽咒骂了一辈子的伪道学、伪君子之类。其实，李贽早几年就对他朋友山西主考汪可受说过：“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那时名满天下，快活快活。”这一状告得他正中下怀，但很遗憾，没造成一点轰动效应。相反，无声无息，不死不活，于是，他决定自杀。
他学问当然很大，但对于切腹割腕自缢饮鸩之道，似乎缺乏研究，也许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士大夫（尤其明代）宁肯撅起屁股挨板子，鲜有决绝而自杀者。于是，无章可循的他，选择这种割脖子的方法，来结束自己生命，看来是平素里他太太杀鸡杀鸭，给他的启示了。虽然未能一刀毕命，但自杀是成功了，他很欣慰，无论如何，他要最后一次让国人震惊，让历史震惊，果然也达到了目的。可以想象，他这一刀下去，痛苦其次，快感是第一位的。
这是发生在公元1602年（万历三十年）春天的北京的事情。这年，李卓吾已经75岁。如此高龄的自刎者，若放在当代，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老夫子在死亡线上折腾了两天以后，终于因为喉管被割的缘故，在无法言语的难堪沉默中，与世长辞。呜乎，大师远行，凡尘两隔，再也听不到他那闽南口音的刺耳之声了。农历三月的北京，那应该是一个风沙飞扬的天气，应该是一个天昏地暗的日子。我想，在这个众人都不敢说“不”的国度里，这是送别大师的最好场景。
李贽之死，对他自己是个解脱，对别人，包括爱他的，敬他的；恨他的，怕他的，也是一个解脱。说实在的，大家都感到如释重负的轻松。卓吾老夫子这一生，尤其到晚年，仍给自己订下了太多的目标，多到了闹人的程度，实在是不敢恭维的；其实，这些在他古稀之年还要去奋斗、去树立的东西，只不过是他数十年来所作所为的平面延伸，同类项的不断反复罢了，对于他，对于别人，已不再具有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意义。
有一支小提琴曲，叫《无穷动》，听一听那休想宁静的旋律，对于了解李贽，也许会有帮助。闹，或太闹，是中国文人一旦有点名声以后，便患有的永远治愈不了的痼疾。
古人云：强弩之末，难穿鲁缟，谁都会有这一天的。可李贽犹不收弓，犹以为尚能百步穿杨，犹拉开架子跃跃欲试，这是中外古今所有大人物难以逃脱的最后悲哀。观众对这类戏演完了仍不肯卸妆的角色，只有悲悯，而不同情。因为你不能老在舞台中央，占着茅坑不拉屎。李贽应该明白，你就是你，你已经是你。你辞官，你落发，你遣妻送女，你成为云游四方的不僧不道的老单身汉，早就定型了。折腾，是李贽，不折腾，还是李贽；闹，不会多，不闹，也不会少。
但是，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名声，有时候比金钱，更能弄得人魂牵梦萦，颠三倒四。李贽这一生，之所以远离家乡，之所以妻死不娶，之所以过着这种仰鼻息于豪门、吃白食于官衙的日子，议论讲学，授徒交友，著书立说，招摇过世，就是保持这种体制外的领袖群伦的地位，其终极目标，就是要做一个在世圣人。
凡人物（或其实算不得人物，只是自我感觉也是个人物），都会程度轻重地患这种病。一旦发现居然人五人六了，从此，就不做那个本色的自己，而偏要做众人眼中的那个人物了。
李温陵先生自然也不例外，他是个尤其爱闹的人，已经闹得刹不住闸，必须按这种活得很累的生存方式闹到底。汤显祖就埋怨过他：老先生啊！“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你老人家干吗一定要闹到天子脚下呢？但剧作家哪了解尊师是绝不怕闹大的底里，他一定要随马经纶御史到通县来，也是觉得在麻阳，在南京，闹动的震撼度不够大。所以，逮捕令一下，他好像求之不得，连忙招呼下人抬门板过来，他躺在上面，让送到京城。谁知审判长不把他当回事，“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予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倔强，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袁中道《李温陵传》）
听说要将他遣返原籍，李贽觉得这场真是该演完了。他一生两畏，一畏回乡，二畏回家，是绝对行不得的，于是，决定自杀，而且采用了近乎“行为艺术”的死法在内，也透出他必闹到别人目瞪口呆的风格。
1602年春天的北京城，那肆虐的风沙，显然比现在的状况还要糟得多。最虔信李贽的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小修，写过一篇《游高梁桥记》，讲到与其兄袁中郎同去西直门外踏青，被沙尘暴挡回来的狼狈，“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砾砾”，可见风沙之烈，也可见彼时的中国人，尚无牙刷和刷牙这一说。就在同样的三月天，在通州北门外的迎福寺边，人们冒着扑面噎口的扬尘，草草地葬送走了李贽。“行年七十六，死无一棺”（明陶望龄《歇庵集》），这倒也符合卓吾老夫子的一贯精神。
沙尘能将元大都的遗址，埋在地下不见踪影许多年，但是，掩埋李贽尸骸的那块黄土，却遮挡不住他那“逆潮流”的精神。争议一直伴随着他的名字，讨论到明末，讨论到清初，褒者有之，贬者有之，官方封杀，民间传播，死了以后还要让人不安生，说明李卓吾一生没有白闹。
明末清初，一些在野的大学问家，对李贽的行径持反感态度。如顾炎武：“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过于李贽。”如王夫之：“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稍后一点，在朝的王士禛也同样：“余素不喜李贽之学，其《藏书》、《续藏书》未尝寓目。近偶观之，其最害道者莫如《论狂狷》一篇。其言正如醉梦中呓语，而当时诸名士极推尊之，何哉？”更甭说编纂《四库全书》和《明史》的纪晓岚和张廷玉了，对李贽简直近乎唾弃了。
其实，即使如李贽最看重，最推许的，甚至向其请求“公能容我作一老门生乎”的焦竑，也对这位闹得十分厉害的老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当他考中一甲进士第一名，任翰林院编修，李贽很想依附于他，他以“身心俱不得闲”婉拒。自作多情的李贽在他《焚书》中，收录了那么多的《与焦弱侯书》，其中不乏肉麻吹捧，但焦竑的《澹园集》和《澹园续集》，却绝不保留一封他给李贽的书信，显然是有意剔除掉的。他的《玉堂从话》一书，虽记万历以前的文人雅事，但并非只字不提同时代人，然而找不到李贽的名字。看来，李贽的闹，对持道统观念的文人学者来说，颇有点格格不入。
想不到十年文革期间，老先生又给挖出来热闹了一场。谁让他四百年前，抬举那位名叫武则天的女人呢？于是，被四百年后的另一位女人，引为青衫知己。这次，李贽以“高级篾片”的角色，扮了一次三花脸，很不体面。一时间，他的《藏书》、《焚书》，重印出来，居然把汪曾祺先生的《沙家浜》，浩然先生的《艳阳天》挤到一边去，堂堂陈列于书店柜台正中为热销品。好在评法批儒，雨过地皮湿地过去，老先生与那些泛起的沉渣，很快沉落下去，总算没有请到写作组当高参，万幸万幸。
李卓吾一生，以割脖子为代价，不屈不挠“逆潮流”到底，说“不”到底。作为中国文人中特别能闹者，总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在世圣人者，多少患有一点自大狂者的这一种人，是值得研究和总结的对象。当然，这类人，过去有，现在也有。但如今这等活“圣人”的肚皮里，除了一副好下水和良好的自我感觉外，别无长物。环视当下文坛，草包实在太多，菜鸟尤其不少，像李贽这样有学问的自以为是的圣人，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咧！
李贽，福建晋江人，原姓林，有色目人血统，到他祖父一代，已完全汉化。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乡试及第，也就是俗称的中了举。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离开老家，携家眷到河南辉县任教谕一职，约相当于县教育局的督学。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迁南京国子监教官，大概是个什么教研室主任之流，也是个闲差。因为明朝自永乐迁都北京，不好擅废他老爹朱元璋的首都，便象征性地在南京建立了一个缩微的政府机构，养一批闲官。
所以，李贽自及第以后，不算怎么走运，先是丁父忧，后是丁祖父忧，忙于奔丧，即使得到一官半职，也是在清水衙门坐冷板凳，仕途很不顺畅。直到1576年，才调任云南姚安（即前不久发生地震的地区）当知府，这才有一点俸禄外的灰色收入，使口袋稍有充盈之感。此公熬煎了24年，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等得太久太久”，实在是相当的不耐烦。换个别人，也许认命，但他，很不愿意如此按部就班，从体制内循序渐进上去。他肯定会骂娘的，“熬到出头之日，还不得到驴年马月？”所以，他的“逆潮流”的思想，和说“不”的行动，一是他的天性狂狷所致，二也是一生遭际所赐。
在这里，倒无妨参照《红与黑》里的那个于连，重温斯汤达笔下这个外省青年的心路历程，也许对四百年前走出泉州古城的李贽，有所了解。那个木匠的儿子，从外省小镇来到首善之区巴黎，能够站稳脚跟，大展宏图，能够不择手段，达到目的，能够无所不为，下作行事，能够蚕食鲸吞，捞取一切，能够寡廉鲜耻，背叛出卖，能够声色犬马，与那些贵妇名媛上床。他做这一切的时候，没有揭竿起义，没有明火执杖，没有革命宣言，也没有推翻政权，而是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含情脉脉，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谦恭谨慎，有时还要委曲求全，通过体制内的合理、合法、合情的正常运作，实现这他的欲求。
这也是过去，现在，将来，所有来到大城市捞世界的外省人的不二法门，尤其来自穷乡僻壤的外省青年，更是生命力特强，存活率特高的一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敢于投机，敢于冒险，敢于钻营，敢于巴结，甚至敢于无耻的精神，比之在优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同龄人，强上百倍。由于出身清苦，处于底层的原因，这些人对于财富的冀求，权力的渴慕，往往表现得非常贪婪，有时达到病态的癖嗜。但是，他们通常不找体制的麻烦，而是在体制认可的范围里，无不达到极限地去获得一切，这种干劲，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城市人所不具备的。
李贽做不到这一点，虽然他具有这种外省人的心结，但不具有于连那种在体制内打拼的力气。试想，他应乡试，26岁，到河南，30岁，迁南京国子监，34岁，进北京，38岁，赴姚安任知府，50岁。这个年过半百的外省人，早过了像于连那种风华正茂的年纪。在麻城与几位小女子、小媳妇谈经讲道之余，顶多也只能流露一点柏拉图式的情愫而已。做不了，也无法做于连的他，“不如遂为异端”，挂冠而去，“宁贫贱而轻世肆志”，以逆潮流的态势，从体制外另辟蹊径，闹出一番他的天地，便是他的目标。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过：“十分显然，李贽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断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读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对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这样的评价是准确的。但是他臆断：“如果他在1587年，也就是他剃度为僧的前一年离开人世，四百年以后，很少会有人知道还有一个姚安知府名叫李贽者其人其事。在历史上默默无闻，在自身则可以省却了多少苦恼。”他认为：“李贽的不幸，在于他活的时间太长。”其实，从这位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进行探求的话，他的最大苦恼，应该是“不甘为一世人士”，怕不出名；他的不幸，应该是担心“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仍是怕不出名。所以，他宁愿苦恼，也不愿默默无闻。
名，是他的一股无名毒火，片刻不宁地在燃烧着那颗不安的心啊！
他自杀的前两年，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年过古稀的李贽，被总理河漕的刘冬星（大概相当于水利部长的要员吧？）从南京接到济宁小住。虽然是个小城，但却是个古城，当年李白、杜甫曾经在这里作客，至今城内留有遗址。李贽看了一遭以后，感慨系之：“济上自李杜一经过，至今楼为太白楼，池为杜陵池，池不得湮，诗尚在石，吁，彼又何人，乃能使楼池之名不能灭也！吾辈可以惧矣，真是与草木同腐也哉！”
中国的士大夫，无论其为主流，抑或异端，都好名，尤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谓的不朽，几成一种病态。特别那些自以为是人物者，做顶天立地的大事业，为名垂青史的大人物，有传之后世的大著作，立德、立功、立言，是胸臆中总在涌动的心潮。李贽属于最为严重的一位。早年，这样的抱负，多少还有点积极的进取励志之意，如今，年纪一把，行将就木，还在那里害怕自己与草木同腐，这就表明李贽到了晚年，求名的亢奋状态，非但未曾降温，甚至到了近乎谵妄的程度。
十多年前，他在湖北麻城芝佛院给自己造灵骨塔时，就透出这种神经质。在《豫约》中嘱咐弟子：“若其真实有高兴至塔前礼拜者，此佛子也，大圣人也，急宜开门延入，以圣人待之，烹茶而烧好香，与事佛等，始为相称。”难得知己，竭诚相待，自是李贽这番话的主旨，但夸张地捧朝拜者为圣为佛，那言外之意，他这个被朝拜者，岂不是更圣更佛的上上人了吗？如此直白的自我期许，正应了清初大学者方以智对他的评论：“专骂好名者，正自家好名之至耳！”
李贽也不讳言：“好名何害？好名乃世间一件好事。”因此，求名、邀名、造名、醉名，陪伴了这位老爷子一生，成为他推拭不去的痛苦之源。一直到他下决心割脖子以后，才彻底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
据袁小修《李温陵传》，他在气绝之前，曾与这位待诏有段对话：
侍者问曰：“和尚痛否？”
以手书其手曰：“不痛。”
又问曰：“和尚何自割？”
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
最后这句话，算是他得到了真谛，至此，离上帝还有一步之遥的时候，李贽放弃了一生要做在世圣人的梦。这一刀，表示了他的弃绝，他的断裂，他的转折，因为他终于悟到无须乎再追求什么了，于是可以死了。从这一刻起，升华了的他，属于他个人身影的那些部分，对于历史的他来说，逐步在减弱，在淡退，而他一生中对虚伪的儒学体系的抨击，对伪道学，伪君子，以及一切从政者的揭露，对封建社会主流意识的批判，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精神，卓尔不群思想，特立独行品质，渐渐成为历史上的他的主体或者全部，并且愈来愈光辉。
当然，也无须为贤者讳，甚至羁押于镇抚司监狱时，他在一首《书幸细览》的诗里，还幻想神宗朱翊钧读了他的《藏书》、《焚书》后，如聆纶音，立刻下了一道圣旨：着八抬大轿，由东华门进，朕要这位李老先生为国师呢！从这个极卑微，也极机会主义的细节，也看到植根于儒家文化的中国士大夫，不论其逆反主流到什么地步，悖背体制到什么程度，最后，还是服膺于皇上圣明。
他死得相当痛苦，因为他是一个爱洁成癖的人。不停地沐浴，不断地扫地，是他打发业余时间的主要消遣。平素里，凡来访贽公者，有一条规矩，都要坐得离他稍远一点，因为他简直忍受不了别人的体臭。这或许是嘲讽了，干净了一辈子的他，想不到最后以大污秽、大邋遢收场，衣衫尽染，浑身殷红，创口滴血，鬓须凝结，这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狼狈场面。于是，躺在门板上的他，那本来明亮睿智的双眼，渐渐失去往日的光彩，一直熬到第二天的深夜，血流尽最后一滴，心脏停止跳动。
李卓吾活着的时候，有人恨他，有人敬他，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死了以后，仍然不能盖棺论定。有人尊他为圣人，有人憎他为败类；有人认为他是中国第一思想犯，有人认为他其实没有什么思想，不过好作大语怪论，喜唱反调的另类文人而已；有人看他为道德高尚，行为磊落的学问家，有人看他不过是周旋于权贵之门作清高状的清客；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狂热的传教士，仆仆风尘，到处宣扬他的教义，有人认为他虽然大骂“今之从政者，只是一个无耻”，但吃穿拿用，全赖这班无耻之人供给，过着优越富裕的寄生生活。他虽剃度，但不拒酒肉；他卑侮孔孟，却在佛堂里挂孔子像……如果我们将他作为一个人看待，不是先知，不是神仙，那么有高尚，也有庸俗，有伟大，也有渺小，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但是，李贽的可贵，就像黑夜里灼目的闪电，虽匆匆一瞥，却唤醒了中国知识分子，是可以而且应该喊出一声“不”，向千古不变的封建秩序挑战。否则，口口声声“奴才该死”、“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说不定到今天我们还在黑夜里摸索。
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开始向现代社会发展，但同一时期的中国，更具国力优势。当1405年郑和率船队从泉州港启碇，向南中国海进发，欧洲还不具备如此强大的远航能力，相隔近半个世纪以后，发现美洲的哥伦布，才出生在意大利。如果，当时的中华大地上，有更多的如李贽般敢于思想的知识分子，觉得大明王朝也可能换一种方式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谁知道今天的中国又会发展成个什么样子呢？《明史》论朱翊钧：“明亡，实亡于神宗。”其实，中国的积弱之势，又何尝不是从明代错过了这样一个发展机遇而造成的呢！
这就是李卓吾先生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所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