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16世纪中国南方的一个省份里，曾经有过类似20世纪以色列那个犹太国家里实行的基布兹式或莫夏夫式的农业公社存在，人们一定会认为是天方夜谭而笑掉大牙。
事实不然，明代嘉靖年间，一位叫梁汝元的生员，确实在他的家乡，江西省吉安府永丰县，以宗族为单位，建立了一个名叫“聚和堂”的类似公社组织的共同体。这在中国历史上本应是破天荒的事情，然而，却没有太被人注意，更不用说引起社会的重视。因为那时的中国人，真是可怜，思想被桎梏得像一块不能发酵的死面疙瘩，任何酵素和催化剂都不起作用。他们已经适应了四平八稳，循规蹈矩，酸文假醋，摇头晃脑的日子，不仅很不习惯于异端，甚至于打心眼里排斥异端，这种无言的扼杀作用，比统治者大张挞伐对付异类的剿灭更有效。
果戈里形容俄罗斯人胃之结实，连王水都能够克化，那么中国顽固派脑袋之冥顽不化，毛泽东喻之曰花岗岩，就不算夸张了。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还有人在咬牙切齿地仇恨不已呢！那么，梁汝元的尝试，和中国绝大多数改革者或改良主义者的命运一样，以失败告终，有什么奇怪呢？
但是，同时代人邹元标在《梁夫山传》中说：“爰谋诸族众，捐赀千金，建学堂于聚和堂之旁，设率教、率养、辅教、辅养之人，延师礼贤，族之文学以兴。计亩收租，会计度支，以输国赋。凡冠婚丧祭，以及孤独鳏寡失所者，悉裁以义，彬彬然礼教信义之风，数年之间，几一方之三代矣！”对他搞的这个家族公社持赞赏态度。
稍后的如清人黄宗羲，这位睿智的学者，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中，对他兴办集体制的族学，和进行族政的公共管理行为，给以相当的肯定：“（梁汝元）谓《大学》先齐家，乃构萃（聚）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
这位改名为何心隐的知识分子，不把自己关在象牙之塔，而是走出书斋，改造社会，说干就干，奉行实践至上主义。在中国文人当中，像他这样坚持行动哲学，始终身体力行者，实在不多。
不过，何心隐得算是一个另类，因为，他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大多数人相左，走了一条体制外、非主流的路，对“科举取士”的当局，对“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而言，显然是不合时宜，予以排斥，予以拒绝，并联手将其封杀，也是势所必然。
我不敢十分断定何心隐是中国最早实行农村社会改革的第一人，至少，他比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比梁漱溟、费孝通的乡村调查，比陶行知的乡村教育，要早上数百年。这位先行者，不为当时人所闻，不为后来人所知，从来不曾有过什么响亮的名声，真是令人感到悲哀。
在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佳状态，就是不思不想，不痛不痒，万寿无疆，皇恩浩荡。千万不要生出离经叛道，与当局主张不同的政见，更不能造反作乱，做出什么与统治者政策迥异的行径。梁汝元被追杀，被砍头，被湮没，就因为他想改造社会，就因为他想体现个人价值，哪还了得，不但为朝廷不容，也为那些死面疙瘩不容，这才上下一致，将其脑袋瓜子摘了下来，头脑没了，思想也就没了，皇帝老子睡得着觉，死面疙瘩也欣欣然觉得天下太平了。
在中国的大历史中，何心隐只能算是一个小角色，我始终想不通，这么一条小鱼，即使想蹦又能蹦多高的他，如此受到统治者，统治集团，和维护统治的死面疙瘩们的“垂青”，不遗余力地加以迫害，所为何来？后来，明白了，五千年来，尽管中国出现很多优秀的思想家，但思想家同时又是能够付诸行动的实践家者，实在太少太少。对于统治集团来讲，也许并不十分害怕秀才造反，可是，这个秀才一旦成为革命家，那就又当别论了。因为，乖离主流，爱唱反调的思想家，固然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异己一群，不过，这类人通常很容易收拾，只要举起一个带有警告意味的手指头，他们马上就会噤口，马上就会腿软，马上就会调转脸来唱主的赞美诗。而那些能思想还能行动者，往往不那么轻易就买皇家的账，也不那么轻易就被招安，更不那么轻易就肯斩断自己脑后那根反骨，因此，梁汝元虽是一粒微细的沙子，可是在统治者和死面疙瘩的眼睛里，是绝不能存在的，他被干掉，那是早晚的事。
大明王朝，到万历年，政权尚称牢固，名相张居正，其行政系统，也可算是运转正常，但对何心隐过分，过头的整肃，不免有一种小题大做的感觉。现在看来，不论哪朝哪代，无论其统治者再腐败，再昏庸，再低能，都有一种在意识形态上的洁癖，和警惧心结，这根弦会保持着最起码的清醒。
何心隐从一开始，在家乡搞的这个聚和堂，就让当局和站在当局立场上的死面疙瘩，视为心腹大患。表面上，这不过是初步的，最原始的集约化经营，但它化零为整，聚散为合的示范性质，对建筑在汪洋大海般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社会，所能起到的颠覆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因此，对这种组织形式，对这种组织起来的想法，不给任何生存空间，是可想而知的结果。这也是此后二十年里，地方各级政府不停追杀他的原因。
所以，有这样一位另类知识分子，在数百年前的黑暗王朝里，从事过稍有一点共产精神的尝试，失败了，也值得后人鞠一大躬。比他稍晚一点的李贽，就着实地钦佩他，推崇他：“何心隐老英雄无比，观其羁绊缧绁之人所上当道书，千言万语，滚滚立就，略无一丝乞怜之态。如诉如戏，若等闲日子。今读其文想见其为人。”（《与焦漪园太史书》）
李卓吾，摩登圣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抬出来过，以今天的市场眼光衡量，他应该算是一个懂得炒作自己的老作家。一般说，炒作成了星、成了精、成了瘾的文坛新秀和老秀，喜欢众人将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哪怕大家朝他吐唾沫，他也会乐得屁颠屁颠。可人称狂人的李贽，却对何心隐“追慕之切”。因为，在思想的视野上，何或许逊色于李，但在行动的魄力上，李难免差池于何。李卓吾除了从书本到书本，几乎没有什么可资夸耀的举动，因此，赞叹何“英雄无比”，“读其文想见其为人”，大概是感到愧恧才说出口的。
何心隐在其人民公社遭到覆灭性摧毁清算后，遂离开家乡，讲学四方，行迹遍大半中国。其间，曾经做过一阵浙江总制胡宗宪的幕宾，在平倭寇之乱中，他被认为是一位很有韬略的谋士。也曾经随着挚友陈学博，在其任重庆知府时期，担当类似情治方面的顾问职务，白莲教起义，他参与镇压行动，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暴乱敉平。
据清·王士禛的《池北偶谈》，何甚至跑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入蛮峒煽惑，以兵法教其酋长”。此事惊动了嘉靖，可见他确是一个不怎么安分的行动主义者。因为他有一些追随他的死党，有一伙信仰他的群众，也颇有几位心仪他的友人，因而也做成过几件大事。
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秘密策划了倒严的行动。当时，朱厚熜宠幸严嵩，京城内外，全国上下，都拿这对奸臣父子没有办法。“心隐在京师，辟各门会馆，招徕四方之士，方伎杂流，无不从之。是时政由严氏，忠臣坐死者相望，卒莫能动。有蓝道行者，以乩术幸上。心隐授以密计，侦知嵩有揭帖，乩神降语：‘今日有一奸臣言事。’上方迟之，而嵩揭至，上由此疑嵩。”（清·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
虽然，何的一些做法，颇有不择手段之嫌，但他，行动第一，实践第一，这是中国文化人的一种难得的品格。好侈谈，无实干，喜浮夸，少力躬，大言不惭，不辨菽麦，纸上谈兵，临阵怯场，这种重言轻行的表现，岂止中国如此？凡古老的民族，都容易生出自我优越之感，有了优越，同时，也就有了惰性。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如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中那个被嘲之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主人公，如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摩夫》中那个躺在床上的爵爷，不都是属于言多行少的一类货色吗？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天花乱坠的人多了，埋头干活的人少了，就会坏事。如魏晋时人，戴高冠，着宽服，挥麈柄，崇玄谈，最后，国破家亡，新亭对泣，老死江左，统统完蛋。也许这是个规律，嘴巴好使了，手脚通常就不灵活，长处有时会变为短处，懒得去发表长篇大论，倒有更多时间做事，弱项有可能成为强项。何心隐，一生文字，屈指可数，但他的行为，却多有惊人之笔，而佩服他的李卓吾，著作等身，名震海内，但究其一生事迹，足可称道之处，又有多少？当然，伟大的人物，通常是不可能类比的。
要是当时的中国文人，都能像何心隐这样，不去着意表演，不去疯狂作秀，不去霸占镜头，不去夸夸其谈，具有毛泽东《实践论》中所说的吃梨勇气，变革一下封建社会这只烂梨，也许不会又迁延了数百年，将中国弄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何心隐了不得，下决心要参与到变革这只梨子的实践中去。从他改名一事看，可见其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定性。旧时的中国人，讲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他深知自己为制度所不容，为主流所排斥，早晚要倒霉，而且倒大霉，为了不使家人、宗族受到牵连，故有此隐名埋姓，用心良苦之举。
他所以隐去本名梁汝元，大概与明代用法严峻有关。从朱元璋立国开始，重典酷刑，杀人如麻，动不动满门抄斩，剥皮揎草。他儿子朱棣更穷凶极恶，诛九族还嫌不解恨，要诛十族。何心隐赶上的正德、嘉靖、万历三朝，在朝廷上按住臣下的屁股打板子，那血淋淋的廷杖场面，几成家常便饭。有鉴于此，故易姓另名，潜行天下，后来，果如所料，未得好死，不过，也就只掉了个人的脑袋，与家属宗亲略无干系，这就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远见了。
更神的，何心隐竟然预卜到将来，谁会热烈地主张干掉他。
那是公元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何心隐第一次到北京去见张居正。当时，张未发达，在国子监里坐冷板凳，谁也没看出张的将来会势倾朝野。交谈几句以后，何心隐就作出预言：“张公必官首相，必首毒讲学，必首毒汝元。”果然不幸而言中。最后，虽不是张将他处死，但也是拍张马屁者，为了讨这位元辅的好，杀了何的头。
细想想，其实又并不神，两强相遇，谁也不买谁的账，怎么会没有一场精神上的碰撞呢？机深如张居正者，慧悟如何心隐者，还看不出来对手之可畏乎？张将来要收拾何，因为认定何必成为他的潜在敌人；何看出要被张收拾，因为相信日后之所作所为，必与张抵牾。矛盾，势所必然，胜负，也在料中。果然，“比江陵柄国，即首斥讲学，毁天下名贤书院，大索公，凡讲学受祸者不啻千计，即唐之清流、宋之朋党也。”（邹元标《梁夫山传》）
在这次何、张见面的前一年，恰巧是何心隐在家乡经营的聚和堂，被官府勒令解体，他是官司在身，行不由己。所以，张居正才毫不留情地讽刺他：“尔意时时欲飞，却飞不起来也。”张有一飞千里的鸿鹄之志，不过要挟帝王之威来飞，自上而下实现他的抱负；何是实干家，一步一个脚印，只是藉民众之力，自下而上点点滴滴地做起。观点、目标不同，方法、手段相异，体制内、体制外的差别，在朝在野，廊庙林下的分歧，就有了这次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的交锋。
我不知道张居正后来实行的官方改革，其“一条鞭”式的税法，是否受到何心隐民间改革“聚和堂”的做法一些什么影响，史无记载，不敢妄拟。但是，何心隐的尝试，与1958年毛泽东在农村合作化高潮中所作的事，大致上能找到相似的轨迹，这就很值得钦敬。何心隐在聚和堂中扮演的角色，说他相当于如今共产党的大队支部书记，也未尝不可。
在经济方面，聚和堂设“一十二人总管粮于四季，二十四人分催粮于八节，七十二人分征粮于各候。各候完讫，类付于八节之所催者。八节完讫，类付于四季之所管者。四季完讫类付于维养者，交收转付辅养，以俟率养之所率矣”。这里所说的维养、辅养、率养各职，是征粮、催粮、管粮等人员的上一级管理干部。何心隐通过精细的分工，严密的组织，公平的分配，用一些合乎现代精神的管理方法，把千百年来的个体小农经济，实现了初步的合作化，实在是了不得的创举。
在教育方面，聚和堂办了一所不是走读而是住校的，要过集体生活的公学。实行“总送馔”和“总宿祠”，学员和老师，吃在学里，住在学里。这对今天的学生来说，当然毫无新奇之处。但在明代，与普遍存在的家馆私塾毫无共同之处的教育方式，实在是别树一帜。他所以要把学生集中起来，其目的很具破私立公精神，“聚于上族私馆，则子弟惟上族之亲；聚于中族私馆，则子弟惟知有中族之亲；聚于下族私馆，则子弟惟知有下族之亲。私馆之聚，私念之所由起，故总聚于祠者，正以除子弟之私念也”。
一个四百年前的中国知识分子，懂得弘扬集体主义的精神，应该说是难能可贵。更令人惊奇的，何心隐还要打破贫富差别，打破族姓差别，使乡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每月朔望，自率教以下十二人，同祠首相聚一坐，乐观子弟礼以相让……而相亲相爱之念变皆油然而兴矣。”何心隐所说的“率教”，应该相当于现在的教师，还兼有辅导员之责，所说的“祠首”，那自然是校长或行政主管了。用这种每半个月举行一次的恳谈会，使得大家破除私念，相亲相爱，看来，早在几个世纪以前的何心隐，就在努力营造共有、共享、共治性质的乌托邦，能不令后人对他刮目相看吗？
在政治方面，他改变了小农经济的分散经营状态，也改变了各家各户、单独面对官衙役吏的局面，而是统一由聚和堂纳税完粮，承担徭役，地方官员再也捞不到油水。这种在政治上的独立体，要比在经济上和教育上的共同体，更不能被统治者接受。“故凡田粮之征，敢不乐于尽分以输纳耶？丁粮之征，敢不乐于尽分以承应耶？又岂敢妄费其财以行贿赂、以求免其所费耶？又岂敢徒劳其力以作奸弊、以求匿其所劳耶？”惟有这种劳动组合的政治结群，一切由聚和堂出面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按章办事，保护群众利益，该交的交，不该交的则不交，于是，实际上杜绝官吏的随意盘剥的行为（以上引句均见何心隐《聚和率教谕族俚语》与《聚和率养谕族俚语》两文）。
这种以平等为主旨的聚和堂，在某种意义上说，拆大明帝国这个等级社会的台，是一点也不假的。大家都平等了，不但皇帝失业，连那些既得利益者也再无特权可享，怎么能够不去当消防队，将何心隐点起的这把火扑灭呢？
那些只是不赞同，不习惯，不喜欢，不感兴趣于变化和改革的大多数老百姓，所表现出来的冷淡、冷漠、冷落的心理，已足以让何心隐不寒自栗。更何况脑袋已成死面疙瘩，有些地位，有些名气，有些赀财，有些权势的大多数有产者，由于利益而结合起来的反对派队伍，在抵制新生事物时的异乎寻常的抱团，和王八吃秤铊铁了心的死硬，才是何心隐和中国历代改革者和改良主义者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墙。
聚和堂的成立，当是何心隐放弃科举的公元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被解散，当是公元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约存活十年左右时间，最后，由于拒交邑令勒收的“皇木银两”额外之捐，进行抗税斗争，出了恶性事故，几名乡人死于械斗，地方官趁机将人命案扣在何心隐头上。于是他被抓捕，判绞刑，后来，经人营救，才改为发配充军。从此，他的一生，浪迹天涯，在追杀和逃亡的捉迷藏中度过。据王之垣《历仕录》，“各省历年访拿不获，具有卷录。”亡命二十年，一直到被捕，处死。
何心隐之死，说法不一。
一，邹元标《梁夫山传》中说：“公（何心隐）归，葬两尊人，遂庐墓焉。未逾年，而南安把总朱心学缉之，获解楚，巡抚王夷陵惟知杀士媚权，立毙杖下。”
二，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中说：“江陵（张居正）当国，御史傅应祯、刘台连疏攻之，皆吉安人也。江陵因仇吉安人，而心隐故尝以术去宰相，江陵不能无心动。心隐方在孝感，聚徒讲学，遂令楚抚陈瑞捕，未获，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心隐曰：‘公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遂死狱中。”
三，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说：“江陵公夺情事起，慧出亘天，汝元因指切之，与邻邑吉水人罗巽同声倡和，云且入都持正议。江陵恚怒，示意其地方官物色之，诸官方居为奇货，适（妖人）曾光事起，遂窜入（梁、罗）二人姓名，谓且从光反，汝元先逮至，拷死。”
四，耿定力在《胡时中义田记》中说：“越隆庆辛未，不佞举进士，出江陵门。江陵语及心隐曰：‘汝兄最称其人，然在我坐，不能出片语。’睹江陵色辞，未尝相忌相仇也。迨岁己卯心隐蒙难，衅由王夷陵，非江陵意也。”
五，王世贞在《史料后集》中说：“何心隐者，纵游江湖间，放浪大言，以非久可以得志于世。而所至聚徒，若乡贡、太学诸生以至恶少年，无所不心服。稍稍闻江陵，属江西、湖广抚按密捕之，后得之于岭北。见抚臣王之垣，坐不肯跪，曰：‘群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某也。’择健卒，痛笞之百余，干哭而已。抵狱，门人涕泣而进酒食，亦一笑而已。途赠金者前后数十，皆不受。独受一乡贡士十金，曰：‘而有夙缘，可受也。’遂死。”
六，王之垣在《历仕录》中说：“何心隐，的名梁汝元，原籍江西永丰县人，以侵欺皇木银两犯罪，充贵州卫军，著伍，脱逃各省，及孝感县，倏往倏来，假以聚徒讲学为名，扰害地方。万历七年新店把总朱心学于祁门县捉获，予发按察司侯廉使查卷，提干连人问理。本犯在监患病身故。”
七，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说：“有御史赵崇善者，挟私憾，追劾先公（王之垣）杀心隐以媚江陵，而推心隐讲学时，先曾祖久以户部侍郎养亲家居矣。”
如果以上明、清诸家能够有机会了解数百年后的北欧挪威，有一位名由易卜生的剧作家，创造出“结实的多数派”这样一个词汇，也许就不这样殚思竭虑地寻找杀人凶手了。还用得着大伤其脑筋吗？不论其为谁杀，如何杀，有一条可以肯定，不是万历杀，也不是张居正杀，而是那些大大小小死面疙瘩所组成的人，将其送上法场的。何心隐之死，就是死在了这些“结实的多数派”的手中。
据说，当《人民公敌》这个剧本在莫斯科上演时，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成功地饰演了剧中主人公，那位孤独的医生。而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普列汉诺夫，曾就易卜生这种对多数派的错误看法，作过理正辞严的谴责。如果普列汉诺夫能活到20世纪30年代的话，看到从慕尼黑啤酒店里喝得醉醺醺地冲出来的纳粹党徒，见犹太人就打，见犹太店铺就砸，见犹太教堂就烧，还有大批张着嘴看热闹的，见着人压不住火的，起哄架秧子混水摸鱼的，嘲笑奚落泄一己之私愤的普通德国人簇拥着、尾随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政治运动中以积极分子面目出现的“结实的多数派”，为了表现，为了邀功，作起劲的打手，做颠狂的恶棍，也许就不会著文反对了。
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群众和群氓，在某些特定场合，这一字之差的界限，有时并不存在的。呼啸的多数人，声音可以惊天动地，但并不必然拥有真理。通过十年文革的教训，我们大家都明白了的一点，群众运动，一旦成为无法控制的变数，那便是一场可怕的劫难。
易卜生通过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痛心疾首地说：“在咱们这儿，真理和自由的最大敌人就是那结实的多数派，不是别人，正是那挂着自由思想幌子的该死的结实多数派！想禁止我说真话的，正是这个多数派。多数派从来没有公理。从来没有！这也是思想自由的人必须揭穿的一句社会上的谎话。”
如果从古老的《福音书》中，看一看耶稣之死，这位先知不也是被“结实的多数派”钉上十字架的吗？当审判者从作假证的老百姓那里找不到检控的理由，便搞起群众运动来了。他问在场的积极分子，该怎么处置他？“他们回答说，他（耶稣）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群众一迭声地喊：“把他钉上十字架，把他钉上十字架！”那些“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毫无疑问，耶稣之死的主犯，是祭司长、巡抚，和那个出卖他的犹大，但是，看不到那些助纣为虐的群氓，加速他死亡进程的“结实的多数派”，也是不准确的。
耶稣在死前这样长叹过：“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这位先知的悲哀，恐怕想不到正是这些“结实的多数派”，却成为最坚定的恨他不死的积极分子。
因此，到底是谁给何心隐的棺材，楔进最后一个钉子，既无从查起，也无关紧要，只是易卜生所创造的这个词汇，却给人们留下永远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