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出英才
1896年12月2日，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出生在原苏联斯科西南的卡卢加省一个普通的穷村庄里。他的父母都是贫苦的下层人，家境凄苦，但自古寒门出英才，正是这种贫困的生活养育了朱可夫勤奋、朴实、坚毅的性格。
8岁时，朱可夫进了一所教会小学。他背着用粗麻布缝的书包，和附近几个村里背着洋书包的小朋友一起去读书，刚开始他有些自卑。但不久，这种自卑感便烟消云散了，因为朱可夫聪明且勤奋，所以在同龄人中显得出众。朱可夫学习成绩拔尖，另外由于他的嗓音很好，于是被吸收到了学校的合唱队。他的老师名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雷米佐夫，教书很有些经验，从不无缘无故惩罚学生，也从不提高嗓门训学生，为人很好，同学们都很尊重他。朱可夫在成人之后，常常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怀念这位老师，因为正是这位老师引导自己热爱读书的。
1908年夏天，朱可夫小学毕业了。为了谋生，他告别了父母，离开家乡去莫斯科，到他舅舅米哈依尔·皮利欣开的毛皮作坊里当了一名学徒工。
朱可夫心灵手巧、聪明过人，1年之后就成了徒工里技术最好的一个。同时，他和与他年龄差不多的老板的儿子亚历山大关系不错，亚历山大借书给他看，还常常帮助他学习俄语、数学、地理，有时他俩还在一起读科学读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当时在沙俄的大力宣传下，许多青年，特别是有钱人家的子弟，都志愿上前线打仗。老板的儿子亚历山大·别利欣也决定去，并极力劝朱可夫去。朱可夫一开始的确动心了，就找他最尊重的好朋友桑多尔·伊万诺维奇商量。伊万诺维奇说：“有钱的子弟是为了保住家中的财产去的。而你呢，你为什么要去打仗？是不是因为你父亲被赶出了莫斯科？你母亲被饿得发肿？如果你打仗后，变成残废回来，谁还要你呢？”这些话把朱可夫说服了。他把这些话告诉了亚历山大，结果招来亚历山大一顿痛骂。无奈亚历山大只好独自一人上前线去了。
朱可夫继续在作坊干活。这时，他与房东的女儿玛丽亚正在恋爱，并开始商量结婚的事情，但战争的急剧变化，使他们的希望和打算化为了泡影。1915年7月，沙皇政府决定提前征召1896年出生的青年。1915年8月7日，朱可夫从卡卢加省小亚罗斯拉韦次县应征入伍。这下轮到朱可夫上战场了，但他的热情并不高，因为他离开莫斯科时，只见一面是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兵，一面是阔少爷仍和从前一样过着豪华骄奢的生活。这两种鲜明的对比，使他茫然。可他还是想，既然叫我入伍，我就要忠诚地为俄罗斯打仗。
军旅生涯
当兵第一天，朱可夫和同伴就被装上闷罐车。每个车厢40个人。新兵们一路上都只能站着，或者坐在肮脏而冰凉的地板上。车厢里气味难闻，臭气、汗味、烟雾，加上车厢里原来不知什么东西留下的霉味，交织在一起，使新兵们连饭都吃不下。有的人在悄悄落泪，还有的人呆呆地坐着，想象未来的士兵生活。尽管此时朱可夫对自己军事方面的天赋还一无所知，但他相信，自己经过生活的锻炼，一定能当个好士兵。这就是朱可夫的个性，干什么就要干好，并且坚信自己一定能干好。
军营对朱可夫来说就像一张白纸，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连最习惯的走路、吃饭、睡觉，都有了新的约束和规定。第一次体验军营生活，他既感到新奇，又觉得那么不可思议。
1915年9月，朱可夫他们被派到了乌克兰境内的后备骑兵第五团，该团驻扎在哈尔科夫省巴拉克列亚城内。骑兵当时分为骠骑兵、枪骑兵、龙骑兵3种。朱可夫被分到枪骑兵连。他为自己没有被分到骠骑兵连而遗憾，一方面是因为骠骑兵的军服漂亮，年轻人爱美心切，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因为那个连队比较讲人道，打骂士兵的现象不多。这时的朱可夫已清楚地看到，在沙皇军队里，士兵只是一个木偶，命运完全掌握在各级长官手里。
到了枪骑兵连里，朱可夫不仅领到了军服，还牵到了一匹深灰色的烈性马，名叫“哈谢奇娜娅”。
那匹烈马不知把他从马背上摔下来有多少次，但越摔这个年轻人训练时间越长，仅仅两个星期，“哈谢奇娜娅”终于被驯服了。于是朱可夫就在1916年春天，以优秀的成绩被选进教导队。1916年8月，朱可夫从教导队毕业了，被分回骑兵第十师。当时第十师正驻扎在德涅斯特河岸，其任务是担任西南战线的预备队。朱可夫是乘火车前往部队的。
很快，朱可夫经受了生平第一次战斗的洗礼。那是他们到达一个车站下车时，天空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大家迅速隐蔽起来。接着敌人来了一架侦察机，扔了几颗炸弹就飞走了，结果炸死了1名士兵和5匹马。
不久，在一次战斗中朱可夫俘虏了一名德军军官，因而获得了他军事生涯中的第一枚勋章。
1917年2月中旬，彼得格勒部分工人开始罢工。几天后，罢工浪潮席卷全城和临近的城市，罢工人员达20万人，并且势如潮涌，不可阻挡。朱可夫也置身到革命的浪潮之中，参加了“二月起义”，并被选为连士兵委员会主席，出席苏维埃代表大会。
但是，当时的国内形势瞬息万变，朱可夫那里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5月初，共产党负责人雅科夫列夫调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走后，社会民主党人趁机在团里掌了权，宣称拥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方针。不久，连士兵委员会决定解散朱可夫领导的这个连，于是，朱可夫和其他委员只好给士兵们发了退伍说明书，并让他们带上了马枪和子弹。由于朱可夫是该连负责人，所以，投奔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方面去的一些军官在到处搜捕他，他一连几个星期不得不躲起来。
1917年11月7日，在列宁等人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进行炮击，标志着起义的开始。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率领下，成千上万的革命军队和赤卫队包围了冬宫及政府各部门。反动军队兵败如山倒，起义很快获得胜利。
当晚10点45分，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由于工人和士兵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了。11月30日，朱可夫终于平安地回到了莫斯科。
1918年1月份，朱可夫准备报名参加赤卫队。当时，各地忠于革命事业的工人武装都被称作赤卫队，这是苏维埃政权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统一领导。由于赤卫队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当时名声很响，青年工人十分踊跃地报名参加。但朱可夫这一愿望落空了，因为不久他得了斑疹伤寒，4月份，又得了“回归热”。整整几个月，朱可夫是躺在病床上度过的，这是他一生中在病床上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到1918年夏季，红军扩大到了20万人。这时的朱可夫经过几个月的调治，已渐渐恢复了健康。他殷切地希望加入红军。1918年8月，朱可夫终于加入了红军，编入了莫斯科骑兵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是铁木辛哥，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布琼尼将军。
朱可夫所在的骑兵第一师，是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和优秀的元帅伏龙芝部队的一部分，他亲身感受到了伏龙芝上任后战场及红军士气的变化，伏龙芝成为他心目中的偶像。朱可夫认为，伏龙芝的统帅才能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伏龙芝富有远见；二是伏龙芝讲究知己知彼，用己之长对敌之短，牢牢把握战场主动权；三是伏龙芝和军亲众、关心士兵。
朱可夫在1919年3月1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开始，也正是因为这个开始，他才得以在苏联红军中一步步成长起来，以致成就了他辉煌的军事伟业。
1920年1月，朱可夫被派到第一骑兵训练班学习。学员都是从各部队中挑选出来的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骑兵，军事技术比较过硬，但多数文化水平不高，有不少人根本就没有文化。由于朱可夫在原来的军队中干过军士，又有文化，训练班便让他兼任司务长，并委托他教学员掌握冷兵器。半年后朱可夫被分配到独立骑兵第十四旅第一团，担任了一名排长。
朱可夫由于在内战中表现出色，所以经过大规模裁军后，他仍然留在军中，并且被提升为萨巴拉骑兵第七师第四十团副团长。1923年春天，朱可夫接到师司令部的通知，说师长要见他。不明所以的朱可夫一开始还以为是他在工作中出了错。没想到师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向他询问了有关当时国内形势以及如何训练部队的问题，朱可夫做了认真回答，他的回答颇得师长的赏识，最后师长决定任命他为骑兵第三十九团团长。因为在此之前有很多同志向师长推荐朱可夫担任这个职务。
朱可夫刚任团长就碰到了一道难题：该团正准备出去野营，而且这是国内战争以后，红军骑兵部队第一次进行野营训练。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搞好这次训练，上下官兵都很关注，许多指挥员对此感到无从下手。
朱可夫接任团长后，立即深入到连队调查研究，他发现部队纪律比较松懈，战斗准备不足，而且射击训练、战术训练特别差。所以，他在布置野营基地建设时，要求各分队特别注意野营的训练设备和器材的准备工作。
1924年7月，朱可夫被师长推荐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深造。朱可夫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军事科学的研究上。这一年系统而扎实的学习对他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元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后的几年里，朱可夫先后到莫斯科高干深造班学习，接着担任了骑兵第二旅旅长，不久又改任红军骑兵监察部助理。新的工作岗位使朱可夫学习到了更多的军事理论，于是他常常从更高的层次上去研究战役战术的问题。
1933年，朱可夫又一次被提升，担任了骑兵第四师师长，年仅37岁的他跨入了红军高级军官的行列。
骑兵第四师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首任师长是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第二任师长是骑兵监察部部长布琼尼。
朱可夫到任之后，一方面大力解决部队的营房设施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严肃军纪，重点抓了部队的训练工作。朱可夫铁腕式的管理风格也就是在这时形成的。
早在1929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已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在两年之内组成常备试验的机械化部队，机械化军编制的出现，标志着军事理论上的一大突破，这意味着坦克将作为一支独立的打击力量出现在现代战场上。
朱可夫是机械化军队建设的最初参与者，1929年他担任团长的新编三十九团就是机械化团。他重视坦克部队的建设，并在以后的战役中取得了许多胜利。
朱可夫发挥自己的才能，很快使这个机械化团训练有素、作风优良，出现了勃勃生机，同时也为机械化部队的大规模建立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就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国内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洗”。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扩大化，最终伸进了军队内部，成千上万名官兵被指控为叛国和反党，因而遭到判刑和杀害，其中一大半高级军事指挥官遇难。
值得庆幸的是，朱可夫成为大清洗中的幸存者。一方面由于他的军事经验和工作能力突出，更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他的骑兵出身。斯大林对骑兵出身的领导人特别信任，因此大清洗中骑兵领导人很少受到株连。
朱可夫在大清洗中不仅没有被解职或遇害，反而得到了提升，担任了骑兵军长。
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朱可夫逐渐保持沉默了，他不再大声疾呼有关机械化部队建设的建议和设想，只把这些建议和设想默默地记在本子上，但是，朱可夫关注坦克部队建设的思想丝毫没有改变。
1939年6月，日军突然侵犯原苏联友邻蒙古的边界。根据1936年3月12日的苏蒙条约，原苏联政府有责任保卫蒙古不受任何外敌侵犯。朱可夫被紧急召赴国防委员会。在那里，伏罗希洛夫给他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并委派他带几个专业军官立即飞赴远东亲临督战。
当天下午，朱可夫和随行人员离开莫斯科，飞往远东。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到达了前敌指挥所的五十七军司令部所在地。
来到司令部所在地，朱可夫对前敌指挥所设在距前线相当远的地方和糟糕的战备颇不满意，他要求军长费克连科和他一起立即到前线去，到那里仔细研究一下情况，但费克连科却借口莫斯科随时可能来电话找他，让政委陪朱可夫去。朱可夫实在看不起这样的军官，便由政委尼基谢夫陪同前往前线了。
尼基谢夫是个十分称职的政委，他对全军人员的情况很熟悉。朱可夫在他的陪同下，在前线地域进行了深入的了解。通过对发生冲突地域内的地形观察，加上与苏蒙部队指战员谈话，朱可夫对已发生的战事的性质和规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日军的作战能力心中也有了数。同时，他发现自己一方军队存在着对日军缺乏周密侦察的缺点。
通过对各种情况的分析，朱可夫敏锐地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边境冲突，日本一直怀着侵略苏联远东地区和蒙古领土的野心。他预测，不久就会发生大规模的战役。
他给伏罗希洛夫写了份报告，详细汇报了冲突地区的情况及对敌我双方情况考察后的结论，并提出了苏蒙军队的行动计划：坚守哈勒欣河东岸阵地，同时准备从纵深方向进行反袭击，击溃来犯日军。
报告发出后的第一天，朱可夫就接到了莫斯科那边的回答，完全同意朱可夫对情况的判断和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并解除费克连科军长职务，任命朱可夫接任军长。
朱可夫的判断准确无误，仅仅十几天之后，日军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他们乘着夜色偷渡了哈勒欣河，并以优势兵力占领了战略高地巴英查岗以及附近地区。这种情况对苏军十分不利，如果日军从这个地域展开进攻，可以毫不受阻地对苏军主力部队的侧翼和后方进行突击。
面对眼前的战态，朱可夫经过冷静地分析，决定立即组织一支机械化部队从3路进行反攻。他的分析是：虽然敌军在人数、火炮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但是装甲坦克是苏军的“杀手锏”，必须立即用这些坦克歼灭刚刚渡河的日军，不给日军留下构筑工事和组织对坦克防御的机会，因此对敌人的反击绝不能拖延。如果等敌人采取防御措施后再反击，坦克不但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且还会遭到敌空军的袭击，那么这时坦克将会完全暴露在连灌木丛都没有的开阔地上，后果将不堪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