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圣诞节后的第一个礼拜日，上海雨加雪。母亲像往常一样，与小区里的几个姐妹一起去闵行的教堂做礼拜。从松江的九亭到闵行，公交车约行半小时。因为雨雪天，一早出行的人并不多，教堂门前有些冷清。母亲从车上下来，抬头望了一眼教堂屋顶的十字架，低下头向台阶走去，才几步，脚在结着薄冰的大理石上一滑，身体一个趔趄，情急中用双手向地面去做支撑，只听“哇”的一声，人着地后就趴在了地上，不能动弹。同行的几个姐妹赶快围拢过来，教堂里的牧师也被惊动得跑出来。几分钟后，一辆救护车呼啸地开来，牧师领着信徒们把我母亲抬上汽车，还立马拿出一沓钞票交给送我母亲去医院的姐妹。
我正好在温州泰顺的农村采风，元旦那天，给九亭的父母亲家中去电话，父亲才告诉此事，那已经是母亲摔跤后的第三天。父亲说，母亲的大脑受了点轻伤，腿脚没事，只是双手腕关节折了，已经上好石膏，双手不能动作，电话也无法接，心情很是郁闷。我提前结束了采风活动，先回到舟山家中，请好假即由儿子开车赶去上海。
一向性格开朗、生性好强的母亲，躺在床上，见儿子和孙子来了，眼泪也流出来。我儿子从小由奶奶亲手带大，22年前，从江西老家迁居浙江舟山时，才4岁，是他奶奶用被子包着乘了10多个小时的货车送到舟山来的。这是头一回见奶奶受着痛苦躺着。儿子坐在床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奶奶的手指头，脸上满是笑意地说道：“奶奶，你去教堂做礼拜，上帝怎么就没有照顾好你呢？”
“不要乱说啊，是我自己走路不小心！”
“爷爷说过的，下雪天，就不要去做礼拜了！”
“是后悔了，要知道会摔跤，就不去了。”
祖孙俩的说话，使家里连日来的气氛有了些改变。晚饭开始了，母亲坚持要下床到饭厅与我们一道吃。受伤后，一直是我父亲在喂她吃饭，今天孙子说要喂奶奶吃饭。母亲很高兴地说道：“豆，你小时候，奶奶每天喂你吃饭，你顽皮不肯吃，奶奶就追着你喂。现在奶奶老了，手也伤了，你喂我饭了，真是长大了啊！奶奶我高兴。”我看见母亲的脸上又有了笑容。
吃完晚饭，父亲给母亲洗了脸，帮她睡下，我坐在床边，没聊一会儿，母亲就睡着了。看着她已经开始灰白的头发，满脸的皱纹，我心里有些酸楚。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张父母亲结婚时的照片，那是1962年拍摄的，至今已经有50多年了。其实那照片是由两张单人头像照片组合而成的，并不是现在流行的婚纱照。母亲当时18岁，刚从上海到江西不久，年轻、漂亮；父亲在南昌学习电工，英俊文雅，两个人的照片可与上世纪50年代电影大明星媲美，一点不吹牛。
母亲的童年、少女时代是在上海度过的，她兄弟姐妹有8个，在家排行老二，乳名“小毛崽”，家住虹口区广中路与水电路交会处，门对面是海军司令部。我大姨曾经告诉我，说外公最喜欢我妈妈，经常带她去工厂上班，工厂的人也都喜欢我妈妈，老远就喊“戴小姐来了”。
上世纪50年代，外公被错误地追究了历史问题，送到西北参加劳动改造。上海的工厂和住房全被没收，外婆带着8个子女也被扫地出门，几经辗转，最后流落到江西弋阳，在火车站边的竹篷下栖身。当年已经快50岁的外婆买了辆平板车，领着几个岁数大点的孩子，到弋阳火车站货运仓库，干起只有强壮的男人才能干的苦力活，挣着微薄的血汗工钱，来养活自己的孩子。我母亲当时算是大点的孩子，每天也去帮着外婆推板车。从大上海上学堂的小姐，沦落到推板车的小女孩，真是地覆天翻的差别啊。母亲说，那时搬运的都是蛇纹矿石，手很快就被磨出了血，没有手套，没有止血的胶布，只好将手指含在嘴中吸吮一下，晚上疼得流眼泪，心里却还在想着遥远的上海，和比上海更加遥远的西北，想着最疼爱她的爸爸，只是没有爸爸任何的消息。
这是我母亲讲给我听的，我一直记在心里。但我亲眼看到的是，在我小的时候，母亲跟着父亲去建筑工地做小工，不是洗石灰就是扎钢筋、搬砖头、扛毛竹。最伤手的是洗石灰和扎钢筋。一天洗一汽车的石灰，头发、眉毛、衣服，全身都是石灰。最难忍受的是石灰水泡胀了双手，纱布手套与手粘上了，手套也脱不下来。而冬天里扎钢筋，在露天的大场上，或是大建筑的楼面板上，寒风刺骨不说，铁锈钻进已经冻开裂的手指，鲜血直往外流，手指发僵发痛握不住钢钩，哪怕一点用力，也疼得钻心。
母亲就是这样用她的双手来挣取一天一元的小工钱，帮着爸爸来养育我和妹妹，支撑起一个贫民的家。“文化大革命”后期，也就是在我上初中时，母亲开始随我大姨学裁缝，先是偷偷地到农村走村串户上农民家做，后来政策宽松了些，就回城里做，在东街我家的老房子里做。爸爸从上海买回裁剪书，白天上建筑工地，晚上帮着看图纸裁剪布料。我就在缝纫机的踏动的转动声中做功课，用碎布片当纸头，死记硬背着公式、古文、诗词。我常常在夜晚，看着母亲把头压得低低的，眼睛盯着缝纫机的针头，双手的食指把布料的接缝并拢压平，然后脚踩踏板，带动皮带转动轮子，咔咔咔很有节奏地缝纫衣服。我是带着母亲做裁缝挣的钱上大学的，学校发的助学金用来吃饭，妈妈给的钱用来买书、买画笔和颜料。大学四年，我没有乱花过母亲给我的一分钱。
我毕业时，没有想去外地，回了老家，做老师，心想着可以帮着父母亲照顾起家庭来。母亲在老家做裁缝的名气越来越大，衣服式样又很有些上海的时尚元素，故名“上海的裁缝师傅”，慕名来求学手艺的农村女孩子很多，最多时，我母亲带了5个徒弟。
大概是在我母亲50岁时，她告诉我说，双手总是发麻，晚上睡不好觉。我带她去医院做X光检查，医生诊断说是颈椎骨增生，是长年职业劳动引起的。我与父亲决定，不能让母亲再做裁缝了，把徒弟送回家，关掉成衣店。这是一个儿子应该要做的决定，母亲开始不同意，说不做裁缝做什么呢？我说什么也不用再做了，就在家休息。再后来，我去浙江舟山工作了，在2002年，我和妻子用积攒下的钱，在上海松江九亭买下了房屋，装修好后，就把父母亲接到上海，了却了母亲想回上海过晚年的愿望。
只是当年从上海被迫离开的小姐，现在已经成为从江西回来的老太婆。近半个世纪的人世沧桑，物是人非啊。
只住了一天，我和儿子就要返回舟山，离开时，父亲对我嘱咐道：“你也50岁的人了，不要老是东跑西跑的。”
母亲则对她孙子说道：“奶奶年轻时摔过几次跤，转身爬起来就没事；现在老了，没有用了，等你生了小孩，不知还抱得动不？”
儿子傻傻地呵呵笑道：“让你抱，抱得动的。”
2013年2月5日，春节前夕，于舟山凫石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