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高考恢复的第三年，我高中毕业报考文科加试美术，文科考了266分，美术专业的素描、色彩两门平均分数92.5分，老师都以为我能上美术学院或者师范学院的美术系。结果名落孙山。全上饶地区美术类的录取名额有限，开后门的人很多，我家平头百姓，无门路可以请托，自然被挤出门槛。我的美术辅导老师章远游先生是南昌师院的教授，毕业于刘海粟创办的上海艺专，“文革”期间下放在弋阳教书，带我三年，很是不服气，找了江西师范学院的美术系主任燕鸣教授，帮我查询，燕教授想调我美术考试卷，但没有调到，无可奈何。投诉《江西日报》，无果而终。16岁青春年少，才出校门，就挨了当头闷棍，很是悲愤。两种选择，要么跟父亲去学电工，将来子承父业；要么复读补习一年，明年再进考场。我咬牙切齿也要上大学。但父母只同意我报考文科，不得加试美术。
于是我与戴武林、李春兰几个同时落榜的同学相约一道，去一所农村中学插班补习。这所农中叫朱坑中学，离城只有30里铁路，买2毛钱车票，坐半小时火车，一站就到。当我们几个男女同学背着铺盖、一手摇晃着搪瓷脸盆、茶缸，一手拎着一捆沉重的复习资料，从绿皮火车上走下来，怯生生地向朱家坑乡政府所在地走去时，站台外的农民老乡们还以为又来了知识青年。
“不是送走了，怎么又来了啊？”
我们低头不语，脸却有些害臊似的红起来。没有人迎接我们，更没有喧天的锣鼓、鞭炮。我们憋着一股劲，艰难地走进了位于山岗上的朱坑中学。我们很清楚，将来的命运如何，将在这片山岗上的学校里决定。
父母们奇怪的是，你们为什么跑到乡下的农中去补习。我们告诉他们，因为朱坑中学有几个“文革”时期下放在那里的好老师，他们还没有落实好政策，不能调回城教书。他们是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张荣金、数学老师张顺忠、历史老师涂一清等。我一辈子将永远感谢他们，是他们在那所破落的农中里，在极其简陋的教室里，用极其匮乏的教材，辅导我们学习，他们是在用全部的身心教育我们，用他们被埋没了很多年的智慧引领我们，他们要把失去的最好的教学年华从我们身上找回来。我们从他们那里学习到的不仅仅是高中课本上的知识，让我们终身受益的是他们的人格与精神。
张荣金老师，20多岁时就被打成了右派，深爱他的妻子在“文革”中忍受不了精神的折磨，崩溃了，成了个疯子，生下的儿子出现智力障碍，落下终身残疾。张荣金老师个子很高，身材魁梧，听说年轻时是大学校篮球队的主力。他站在讲台上朗诵古文、诗词的身影和他洪亮的声音搭配得很恰当，每到精彩处，那是神采飞扬，仿佛是在朗诵他自己的作品。
每天下午第三节课的下课铃声响过，只要不刮风下雨，张荣金老师会准时地站在教室门口：
“打球了！打完球吃饭，晚上再看书。”
他大声地喊着，而且我感到是特别对我们几个插班补习生喊的。喊完后，他就走到朱坑中学唯一也是最好的体育器材篮球架下，一边拍打着篮球，一边等我们陆续地走进球场。再把球投向篮框，让我们去拼抢。等我们热身好后，就让我们自己分边，开始打两节的比赛。我和方有旺、张德旺的个子都只有165公分，在县一中读书时，基本不摸篮球，我喜欢乒乓球，但这里没有球台。戴武林、方勇，还有毛陆军三人个子高，就由他们领军，我们个子小的只是凑个数而已。张老师从口袋里掏出哨子，使劲一吹，比赛开始。他的有些愚钝的儿子就在场边笑呵呵地跑来跑去帮我们捡球。而他妻子在人清醒时，会跑过来，把儿子拉走。
一天中个把小时的打球锻炼，对我们这些正在苦读备考的学生来说，真是很重要。一开始我们有些抵触，不太愿意参加，怕浪费了时间。几个星期下来，我们都感到身体舒展开来，高考落榜的情绪渐渐地消失了，复习的效果也好了。只是肚子更加地饥饿了，有时才打半场，就眼冒金花，大咽着口水，瘫坐在地上。
农中的伙食实在是太差了，除了大米饭是充足的，有油水的菜基本没有。来插班的补习生，一般下课都比农村的学生要晚，等我们走进那个极其简陋的学生食堂时，大菜盆里那些很少看见油花的萝卜、白菜、海带、豆腐什么的，已所剩无几。而屋檐下、操场边，宿舍里，端着饭碗的农村同学，都把自带的竹筒、搪瓷杯、玻璃瓶拿出来，里面装的不是萝卜丝红烧鱼就是黄豆烧猪脚，还有各种各样的农家小菜干，最多的是裹满红辣椒的豆腐乳。我们手里端的却是一大碗无法下咽的早米饭。我常常会含着眼泪地走开，躲到旮旯里，一点一点地咽着。教室里与我隔一桌的农村同学福崽，有时会端着菜筒走过来，把他母亲做的的菜夹一点到我碗中：“吃吧，我娘做的，不好吃，下下饭。”那以后，我也常常会帮福崽解答功课上的难题，就这样，我渐渐地与几个农村的同学成了好朋友。他们在我的记忆里已经很久远，因为我们分开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已经有30多年了。
农中的住宿也如食堂一样，极其简陋，我们男生被安排在一个很大的仓库似的房子里，除了红石头砌的墙，就是墙上架的木头横梁和上面盖着的瓦片。有窗，但没有玻璃，冬天时，农村的同学就用稻草塞住窗口，堵住风寒。我们的床铺是比电影里解放军睡的床铺还大，两长溜地排开，三个班的男生全挤在一起。一到半夜，磨牙的、说梦话的、起来大小便的，什么稀奇古怪的声音都有。有几个农村的同学很喜欢说鬼的故事，有一阵子，大家很害怕，都不敢起来撒尿了。其实我们的所谓寝室是由农场的牛栏屋改造而来的。几乎每天晚上不过10点半，我们不会离开教室，去那冬天冰冷、夏天闷热可怕的寝室。从教室到寝室，有几百米路，要经过一排教师宿舍。我们常常看到张荣金老师家的灯光隔着破旧的窗帘布还幽幽地亮着，里面传出二胡的声音，张老师多才多艺，能打篮球，也能拉二胡、手风琴。校园的夜晚，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听得见不远处稻田里的流水声，和野猫发情时的叫唤声。张老师拉二胡，一般不会超过11点，但有时也拉得很长很长，特别是他妻子精神病发作的日子里，他拉出的曲调悠扬而凄婉，有种不能言说的愤懑与幽怨。
冬天里没有热水洗脸，就着一口大水井，只是洗把脸，在家里养成的每天晚上洗屁股上床的习惯，这里做不到了。于是皮肤病在我们中间蔓延开来，上课时老是发痒，我们也只能两腿交错，磨一磨裤裆而已。30多年过去了，顽固的牛皮癣不时地还要骚扰着我。
朱坑农中四周没有什么山水风景，一片红土山岗。我已经没有心思写生画画，连速写本也没有带来过，一切与美术相关的事情暂时都放下了。好在这里的风景激不起我习画的欲望。但校园后面的山岗上有一片栀子树林，栀子树与山茶树一般高低，茂密的树叶，秋冬天也不见掉落，树林的地面上是草，很干净柔软的草，像稻草垫子似的。只要是晴天，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就钻进这栀子树林，各自找块草地，把要背诵的资料摊在草上，或是栀子树上，先是拿着书本、资料绕着栀子树转圈，一边转一边背诵，转累了就趴在草地上背，再累了就把书一抡，四脚朝天地躺着，眼望着苍穹。只有这时，才觉得自己是属于自己的，觉得灵魂还在我们的身体里，偶尔也会默默地祈求上天怜悯我们，保佑我们能考上大学。
第二年的5月，栀子花开了，像一夜间下了场雪似的，整个栀子林里盛开着白色的花朵，那花的芳香简直让我们窒息。女同学们也闻风而动，跑进林来，像一群吵闹的蜜蜂。真是讨厌，吵得我们无法安静地背书复习，无奈，只好捡起书包，离她们远远的。
1980年的高考终于开始了。几门功课考完后，我因双腿无力不能行走住进了医院。抽骨髓化验诊断，结论是多发性神经炎。张荣金老师把揭榜的考试分数亲自报送到我家中，318分，比去年多出56分，一年的苦读终于换来了寄托全家人希望的结果。而我双脚还不能正常行走，扶着墙壁，倚靠在房间门上：
“多谢张老师了！”
我几乎是哭着表达了自己对老师的感激之情。
我们结伴一起去朱坑中学补习的同学，这年基本都考上了，本科的三个，专科的四个，还有中专的几个。那个夏天，尽管我双腿很难行走，但快乐给了我无穷的动力，我们这些同学今天上我家，明天去他家，男女同学在一块分享着甜蜜与快乐。李春兰的父母亲看见我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很是奇怪地说：
“怎么拐子也可以考大学啊？”
于是女同学们开我玩笑说，以后就叫你“晓明拐子”了！
怀揣着江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是跪在车门口高高的踏板上爬上火车去南昌的。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一直到2008年，我也记不清，我们几个朱坑补习生，多少次依旧结伴着去看望张荣金老师。每年春节，只要我在江西弋阳老家，初二或者初四，一定是在张老师家拜年，品尝张老师亲手做的饭菜，每每这时，我都会说起朱坑中学的伙食，会记忆起我一直叫不出他大名的福崽等乡下同学。
张老师的晚年虽有退休的基本保障，但生活过得辛酸、凄凉。大半辈子精神疯癫的妻子早他3年而去，张老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既要照顾着“文革”中患难与共的妻子，和他先天就有些智残的儿子，因此使他家境贫穷，50多平方米的家中没有任何值钱的家具。2005年的春节，我们这些同学一起为他举办了70岁的生日宴会，他穿着一身已经十分陈旧的黑呢子大衣，这是他最好的衣裳，戴着一条女学生送给他的红格子的围巾，头上还有一顶黑色的鸭舌帽。人虽然苍老得很，灰白的头发被帽子盖着，走路也开始有些迟缓了，但他还依旧精神矍铄，看到我们都长大成人有了事业、家庭，无比地开心、满足。
张荣金老师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从浙江舟山乘了9个多小时的汽车、火车赶回老家。我和同学们哭拜在他的遗像前。遵照他的遗愿，由他的儿子把他的骨灰撒向信江。那天清晨，在信江三桥上，天色阴郁迷蒙，下着小雨，燃烧的纸钱在风中飞舞，由东向西流淌的信江河水，像铅水似的凝重。
撒完骨灰，他的女儿哭泣着把他父亲的一张大学时期的照片交给我，请求我来保存。我泪眼看着照片上的张老师，穿着翻领的运动服，是那么的青春而有活力。因为在上世纪50年代末议论了一些时事政治，而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后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再受批斗，人身与精神饱受折磨，连同他最亲爱妻子和儿子也受到摧残。老天无眼啊！
我在桥上徘徊了许久，临走时，我把白色的鲜花扎在桥的栏杆上，虽然不多，但它使我想起朱坑中学，想起校园后山岗上的栀子树，和那年永远烙印在心里的栀子花香。
谨以此文，来记忆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表达对张荣金老师最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思念。
2013年2月23日，于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