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星出版社近年来声誉日隆，我买书的时候也就十分注意。它出的《行为糟糕的哲学家》虽然在本市好几个书店都还没有找到踪影，但我已经起了“贼”心，打起了主意，不外乎就是缘于这一段内容简介：
“人们或许认为思想家的生活肯定是充满理性的。苏格拉底就说不动脑筋思考的人就‘不配活着’。柏拉图说只有哲学家才适合当统治者，因为只有他们是完全理性的，能够压抑自己的生理冲动，看到真正的利益所在。但这并不是说哲学家就可以摆脱肉体欲望的困扰。本书考察了当代八位伟大的哲学家： 卢梭、叔本华、尼采、罗素、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萨特和福柯。所有这些人都显示了： 生活的智慧并不一定产生智慧的生活。”
说得很好，“生活的智慧并不一定产生智慧的生活”。可我们日常生活中，却是老拿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和英雄崇拜”说事儿。将“生活的智慧”和“智慧的生活”混为一谈，无形中就抹杀了其中原本就有的界限。《行为糟糕的哲学家》能够抓住“思”与“行”之间的分野，将那些被“肉体欲望”所“困扰”的哲学家带出思想的城堡，打回人间的原形，当然值得一读。
尼格尔·罗杰斯和麦尔·汤普森这本《行为糟糕的哲学家》很容易让人想起保罗·约翰逊那本“惊世骇俗”的书《知识分子》。区别不外是所写对象的身份更加集中，从宽泛的“知识分子”单一到“哲学家”而已。更为引人注意的是，约翰逊让我们“怀疑和警惕”的十四个知识分子中，《行为糟糕的哲学家》中就占了三强，他们是卢梭、罗素、萨特，到时比照着读，一定会更有意思。另外十一席给了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布莱希特、威尔逊、高兰茨、赫尔曼、奥威尔、伊夫林·沃和康纳利。从各章的小标题读者大致都能明白作者到底要干什么，如，卢梭：“有趣的疯子”；雪莱：“无情的理念”；易卜生：“恰恰相反”；海明威：“深渊”；布莱希特：“冰一样的心”；罗素：“一则合乎逻辑的废话”；萨特：“裹着毛皮的小墨水瓶”；赫尔曼：“谎话，该死的谎话”，等等。在这本书中，这些大名鼎鼎，光芒万丈，好似不食人间烟火的知识界“导师”和“领袖”，个个都是猥琐的“小人”和“流氓”。
说得好听一点，罗杰斯、汤普森和约翰逊的工作是在为大众“启蒙”（enlightenment）、“祛魅”（disenchantment）；说得难听点，就是要“剥”那些“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的“皮”。约翰逊收集各种不太常见的资料，以怀疑的眼光把这些我们平时只能仰视的光辉人物重新打量了一遍，他尤其从私生活入手，看看这些知识分子是否配得上头上的光环。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发现是惊人的，他把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个性中的弱点和他们犯过的错误，他们生活中的可恶、可悲、可耻、可笑来了一次集体的曝光，把原本被遮蔽、被遗忘的东西大白天下。让大众明白我们在崇拜这些精英的时候，已经把他们神化，而他们原本跟我们一样，都具有“人性的弱点”。约翰逊最后指出，这些知识分子也许的确爱人类，愿意为人类谋幸福，但他们爱的只是“抽象的人”，而不是历史中“具体的人”。他们为人类设计出的美好图景，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却从不付诸实施。在私生活方面，他们大都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和自我中心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知行不一。由于智力上的优越感，他们往往认为真理在握，把自己的思想成果绝对化，从而一意孤行，引起公众盲从，结果就是社会空前的灾难。
也许，有人认为这种从私生活的角度来品评伟大人物的做法值得商榷，但作者认为：“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的私人生活同他们的公共形象是不能分开的，一个可以帮助解释另一个。私人的罪恶或弱点几乎总是反映到他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中。”言下之意在强调，完人固然没有，但私德极糟的人在公德上能有所大成，的确值得怀疑。真正为国家、民族、人类谋福利的人，就应该多考虑一些实际的具体问题，听其言、观其行，从一个人的朋友可以部分知晓其为人，从他对朋友、家人的态度更能考验他是否如其所言般诚实与忠诚。约翰生的结论是，“作为导师，或是榜样，知识分子并不比古代的巫医或牧师更聪明、更值得尊重……在我们这个悲剧的世纪，千百万无辜的生命牺牲于改善全部人性的那些计划，最主要的教训就是提防知识分子，不但要把他们同权力杠杆隔离开来，而且当他们试图集体提供劝告时，他们应当成为特别怀疑的对象”。“他们是极端的信仰主义者，这使他们变得十分危险，因为他们制造了舆论潮流和流行的正统思想，其本身常常导致非理性和破坏性的行为。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 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
对于约翰逊的一些主张，我是非常赞同的，那就是，既然知识分子可以怀疑和批判别人，那他们也不能例外，首先应该被怀疑和批判。既然屁股决定脑袋，我们也要看看他们的屁股坐在什么位置。对于这样的看法，我尤其佩服，那就是，要特别警惕那些“权力中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一旦和“极端权力、极权主义相结合，他们就可能把他们的胡思乱想作为终极真理强加于人，那时，他们不是引导人类走上迷途，而是强迫人走上‘正路’”。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是“启蒙”和“祛魅”，那么就应该对这些知识分子保持客观的看法，我们不能头脑一昏，先来个“英雄崇拜”，然后一看，其人私德不怎么样，就大呼上当，就破口大骂为“小人”，对他们的“思想”就视之为洪水猛兽。这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抛弃有何区别？易言之，“生活的智慧”和“智慧的生活”还是没有分开。
常言道： 把上帝的归上帝，把恺撒的归恺撒。无论中外，知识分子在品行不一方面的确大有人在，但我们要“思想”的归“思想”，“行为”的归“行为”，才能公正地评价他们。我们应该本着“人归人，文归文”的公允态度，不因“人”废“言”，也不因“言”非“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客观理解蔡京、汪精卫、胡兰成、周作人、冯友兰、周一良、龙榆生、庞德、海德格尔等人的心路历程。
著有《常识》的“革命党人”托马斯·潘恩说过一句名言：“我们必须提防哪怕是对我们的敌人的不公正。”这句话应该成为“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