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被视为台湾现代化重要的转折。历史学家陈绍馨指出1921至1925年之间，台湾社会变迁有了重大的转折。这段期间“交通发达，人民的流动性增高。农产加工品的生产增加，生产力提高，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消费量也略增。人民的态度开始改变，渐愿意采取各种新生活方式。渐多用机械，西医人数超过中医，初等教育也渐普及”。陈芳明：《殖民地摩登：现代性与台湾史观》，麦田出版社，2004年，页27。从生活实质与社会样貌的变化来看，1920年代堪称近代台湾变动最大，也是现代化脚步最快的时期。当时受殖民统治的台湾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了现代化与殖民过程的同步性。文学史学家陈芳明说：“新生活方式，乃是指现代化生活而言……现代意味着一种进步、开明，以及科学、理性等。这种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似乎普遍为台湾青年所接受……一旦进步与落后的观念在知识论上形成位阶秩序时，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认同就更形强烈”。陈芳明：《殖民地摩登：现代性与台湾史观》，页28。但另一方面，1925年《台湾民报》的社论也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主体性反思，社论称：“近代的政治倾向，对于殖民地的统治，是要尊重殖民地的个性，以殖民地人民为本位，而以增进殖民地人的幸福为要念，这才是文明国的使命。”《尊重殖民地的国民性就不是同化主义了》，《台湾民报》，1925年2月21日，页1。这说明了台湾青年知识分子对现代化与殖民化两种同时又对峙之概念有所反省。在对抗殖民化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接受现代化对人们生活的改善。陈芳明认为，文中所提“近代、国民性、文明国”已经将现代化的思考扩及于民族性的范畴，也就是将现代化论述与民族主义衔接起来，“这个现象显示，殖民体制的现代面具，并不能蒙蔽台湾人对现代性的认识”。陈芳明：《殖民地摩登：现代性与台湾史观》，页34。
20年代的现代化历程并不能视为完整的现代化经验，在政治现代化上仍属启蒙，现代主体性仍欠缺的条件下，拓殖时期的现代化只是形而下的经济与生活的进步，而此一进步也很快地遭受到二次大战的残酷破坏。台湾拓殖时期的基本建设与现代化生活经验只能留存在当时少数的文学作品之中待考。而下一次的大规模现代化运动则要等到1950年代之后才出现。
1950年后，政治上，台湾当局仍然拒绝现代化民主改革，但随着美国资本主义进入，创造物质生产的高度开发，城市社会与中产阶级公民的兴起，民主、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完整现代化才逐渐出现吊诡的历史现象是：日本对台现代化是具有现代性，而缺乏本土性（民族性）；而国民党的现代化则是反现代性，却具有“本土性”。台湾士绅也就必须采取悖论（paradox）的方式来应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便是整个社会走向垂直向上结构流动（structuralmobility）的关键时期白秀雄等：《现代社会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页191。，而这也是闽南语电影的发达时期。
本文并不试图扩大对现代性用语或现代化意义的讨论。本文仅参照现代化论证过程中，所注意到的城市与现代化生活的兴起、个人离开农村、家庭价值崩解时，所产生的社会群体（例如男性与女性、城市居民与农人）间的彼此想象，城市与农村间的狐疑本文将借由当时盛行的闽南语电影，反观台湾社会身处剧烈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如何观看现代化，观看中所透露的期望与畏惧；及台湾社会对现代性的集体欲望与焦虑。
二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化
1950年6月，韩战爆发，历史从此改变了轨迹。惊魂甫定的台湾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并开始社会与经济重建工作。为了解决战后财经困窘、收支失衡、外汇不足、巨额贸易入超、通货膨胀与大量人口流入和土地分配不均等问题，台湾政府提出土地改革与进口替代作为主要经济政策。
土地改革始于1949年。当时为稳定基本农业生产，平衡社会阶级差异，当局先强制减低佃农租税。农税减低、非自耕地价格大幅下跌，佃农逐渐能够累积劳动成果，储蓄承购土地。1951年，政府将自日本殖民政府与日人产业接收的公地公开放领，为自耕农民提供购买土地的机会，15％的农户承购公地，成为自耕小农。农民生产意愿提高，农业产业也快速提升。1953年，台湾更推行大规模的“耕者有其田”运动，政府以新兴工业之股票交换地主土地，使社会金融转而投入工业生产，农地也和平转为九万五千户普通农人所有。土地改革分散了土地权力，重新分配了社会财富；农业产能提高，也累积成为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基础。
另一方面，台湾战后农工业凋敝，民生基础物资必须依赖进口供应。贸易入超使原本吃紧的外汇储蓄雪上加霜。因此，发展本土工业自行生产，以替代进口物资，成为经济部门的主要任务。政府为建立“进口替代”工业，设计了包括外汇管制、关税保护、进口许可以及复式汇率操作等，作为树立贸易障碍、控制资金流出、保护生产以及累积本土民生工业兴起的方法。
土地与民生供应的逐步安稳，奠定了台湾经济的基础。而另一方面，经过50年代的军事紧张，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阵营，渐渐摸索出相处之道。在政治上进入“冷和”时期，经济上则奔向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60年代伊始，欧美日主要工业国家在完成战后复兴重建工作后，开始感到对外扩充与出口的必要，于是透过联合国，宣示60年代为“开发的十年”。他们投资新兴国家，一方面利用其低廉的劳动成本，另一方面则提升其消费力，以开发为其出口市场；同时，工业国家借由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巩固整个结盟阵营，确保地区性的和平与繁荣。被收编入西方安全体系的较弱国家和地区，遂成为这一波经济成长的激励目标。台湾便在此时搭上这班国际经济起飞的列车，走向出口导向时代。1959年，政府提出“出口扩张”策略，并拟定19条财经改革措施，以累积资本（如：鼓励储蓄、实施奖励投资条例、吸引侨外资、改善投资环境）与鼓励出口（如：废止外汇结汇证，实施单一汇率、外销退税等）林钟雄：《台湾经济发展40年》，自立晚报社，1993年，页58—61；彭怀恩：《台湾政治变迁40年》，1992年，页91—96。。1961年起，台湾经济进入连续13年长期持续增长局面。并在这成长过程中，出现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动。
出口导向政策鼓励大规模小型工业产生，为提供这些新兴工业必要的土地，政府于1965年选择本岛主要城市周围，建立小型加工出口区，以廉价土地、优惠税率、资金融通、外资引进，创造工业化的条件。全岛多处农业土地透过都市计划变更，成为新兴加工出口区，建立中小企业生产机构，创造大量农业外的就业机会。因战后婴儿潮与农地变更而剩余的劳力也就从农村迅速流入新兴工业城镇；其中，也包括了大量年轻的女性，因此开始了不同性别在社会里的权力重分配。农村快速消失，城市逐步扩大，城市也就成为台湾现代化进程中，最具象征性的地景样貌。
经济学家HaroldL.Vogel曾举出几项影响经济的总体性因素，例如：经济能力的改变、人口结构的变化（如：年龄层、婴儿潮就学、就业人口与国语人口增加等等），城乡的变迁（如：乡村都市化、新城镇出现、人口流动等）等HaroldL.Vogel，EntertainmentIndustryEconom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pp.126.。这些现象均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出现重大变化。以经济能力来看，1965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超，政府资本与民众所得均显著成长。个人年所得由过去的（1961年）5600多元，跳升至1.43倍（1965年），到了60年代结束（1969年）更增长到2.23倍。同时，这五年里，台湾民众在娱乐教育文化项下的消费比例，也从收入的5.91％，提高到7.25％。家庭能够投注在现代化文娱消费的能力相对提高。
在人口结构的变化方面：50年代，战后婴儿大量增加，人口年龄结构迅速改变；60年代虽受到家庭计划影响，粗出生率因而降低，但社会年轻化的现象仍随着婴儿潮一代的成长而日益明显。就15岁至34岁的年轻人口来看，从1966年到1971年间，增加了近三成，而这些青年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增加了3.5％，使整个社会变得更青年化。可以说，通过五六十年代的成长，奠定了现代化的人口基础。同时，60年代推动的“九年义务教育”，也使各级学校的学生人数大量增加，从1966年到1971年，总数增加了27％；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增加了1.83％，达到26.74％。而其中，高中、高职以上学生数量，更多出了足足1.24倍。这个几乎空前绝后的增长速度60年代前半，高中高职以上学生数增加1.7倍；后半则增加1.24倍。1970年以后，每五年成长均在一倍以下（0.43，0.28，0.17，0.14，0.22）。相较之下，60年代学生数量几乎是飞速增长（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以及这些接受新式教育的大量学生，也成为社会现代化的强大基础。
与此同时，农业人口虽在60年代前半期持续增加，但1965年加工出口区成立后，农业人口逐渐出走，就业率亦因农村隐性人口外出工作而逐年提高。1965年高雄加工出口区成立后，第二年已有24家厂商。到了1970年，全台各地加工出口区的厂商更达到161家彭怀恩：《台湾政治变迁40年》，页93。。工厂的大量开办，提高了劳动力需求，造成工资不断上涨，农工所得差距也因此加大，吸引了乡村人口外移转业。1960年，务农人口比例占总人口的50％；到了1973年，则降至30％林钟雄：《台湾经济发展40年》，页71。。农户人口在1965年时达到高峰，但从此逐步下降，至1970年，已迅速萎缩至7.5％。统计粗估，从1964年到1978年间，约总人口的13％，由农村移往了都市学者蔡宏进统计，1964到1978年间，乡村人口由71.3%减至58.1%（彭怀恩，1992：96），其中大多数应是移向了城镇都市。。
人口的大移动，使岛内的城乡形势快速变化，五万人以上的乡镇由1966年的33个，增加到1971年的42个；同时，十万人以上的市镇，也增加了3个。都市的作息型态，渐渐替代过去的乡村生活。休闲文化与娱乐方式也在这样的变迁下，开始随之改变。工时三班制的实施、以工人为主的劳动结构，使整个社会的休闲时间逐渐增加，自1966年到1971年间，平均每人每月非工作时数，增加了11小时，预估一般民众从事现代化娱乐活动的能力也因此提高。
人口流动与新城镇的出现，以及社会生活从农村型态转为都市型态，皆影响了台湾社会结构。城市消费能力提高、劳工生活社会化，以及城镇生活惯常追求“摩登”（modern，现代化）流行的影响，使农村文化相对露出疲惫落伍的窘态，社会情绪与群众心理也逐渐产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了一种对现代化的期待，以及对过往生活习惯、道德价值的眷恋；反映了人们对未知的城市世界的疑惧，与未来前途的焦虑。
三闽南语电影与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化
1956年1月4日，台北“中央”戏院放映了一部由地方歌仔戏团所自行拍摄的歌仔戏影片。这部制作简单粗略的电影，出人意料地大获成功，观众如流水般挤进戏院，甚至挤破了当时还算罕见的玻璃大门。五六十年代闽南语电影的时代因而展开。
闽南语片的出现，并非奇迹。前述台湾土地改革政策，即为其远因。土地改革过程中，民间资本转而散布在广大农民手中；同时，土地改革也改变了人口结构。台湾战后人口持续增加，国民收入成倍成长。1951年仅1400多元的民众所得，到了1956年，快速攀升至3200多元。虽然娱乐消费能力仍然很弱，基本生活支出就已占83％，但较之过去，已多少可以稍加喘息。农村薄弱的经济基础逐渐能够支持廉价的娱乐活动，加上宗教信仰与民俗传统的需要，使歌仔戏、布袋戏等传统民俗戏曲演出，逐渐成为蓬勃发展的事业。1950年代里，台湾歌仔戏团约235个，专演歌仔戏的室内剧院约367家，其他配合迎神赛会于户外搭台演出的则数字更难以统计，台湾曲艺从业人数与产业规模发展达至巅峰。
1952年，政府推行“改善民俗，节约拜拜”运动，技术性地禁止拜拜与迎神赛会活动，使歌仔戏赖以生存的外台演出大受影响。但同时，歌仔戏院也发现了一个新的媒介可能——电影。它的演出内容如一，不受舞台即兴因素影响；同时，它的成本并未提高，形式又具现代吸引力；并且，可以长期在各个剧院反复使用，不受剧团工休等人为因素牵制，对剧院的稳定经营，无疑是一种保障。
农村消费力足以支持，演艺表演队伍与放映电影的场所也都现成就绪，接下来就是谁来生产，以什么条件生产的问题。1956年，来自台湾中部麦寮地区的歌仔戏团拱乐社拍摄的《薛平贵与王宝钏》赶上了时代的契机，也开启了闽南语电影第一波风潮。
闽南语电影第一波风潮因为生产过剩，以及八七水灾重创中南部农业地带影响，于1959年骤然衰退。但闽南语电影的市场与观众人口已建立起来；同时，闽南语电影产业的生产经验与营销体系也已初具规模。因此，当1962年，闽南语电影主要市场逐渐从水灾的顿挫中复苏，60年代快速的工业增长，重新丰润了市场经济力；以及，通过政府减低电影税捐、降低电影器材进口关税、严格取缔日片走私的政策，台湾本土电影的生存空间扩大，闽南语电影也就重新崛起。直至1969年，台湾社会正式进入现代化，电影的政治、经济条件全然改换后，才同步地走入历史。
闽南语电影在短短十数年间生产了一千一百多部，然而，1969年开始滑落后，就一蹶不振。这一年，国语电影的产量首次超越闽南语电影。可以说，台湾电影从这一年开始，真正进入了国语电影的时代。从前述现代化所伴随的城市化、生活现代化、人际疏离等角度来看，台湾电影也从此由农村时代步入现代化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