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一部分人对美国好莱坞电影中的文艺片有模糊认识甚至“情有独钟”梅朵先生专门写文章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所谓“文艺片”与其他各种各样的类型片一样，其侵略性和反动性是一致的，因此对中国观众更具有危害性和毒害性。“在我们的看法里，所谓‘文艺片’和有些观众所瞧不起的‘歌舞片’、‘西部片’、‘侦探片’、‘战争片’、‘滑稽片’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只是它对自己要宣传的思想掩饰得好，使看的人，不知不觉中接受它的影响吧了。”他具体分析了《战地鸳鸯》和《战地钟声》两部影片，证明了这些影片“宣传的方法更狡猾”而已，通过所谓“人情味”使得“美帝国主义思想就‘潜移默化’的深入了你的灵魂”。“有一些人一直被‘文艺片’这个含义模糊的名词弄糊涂了，好像‘文艺片’就是进步影片的代名词。因此我们简单的作了一个解释。既然‘文艺片’在很多人的思想中，还存在着混乱的看法，我们就不能放过对它的批判，必需肃清美帝文艺片留下来的影响。”梅朵：《美帝电影中的文艺片》，载《大众电影》1950年11期。
要彻底消除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不仅在清除好莱坞电影，更要批判好莱坞电影的创作方法及其技巧等等。1951年3月10日《文艺报》第五号发表署名严子争的文章《资产阶级创作方法的失败与关于上海电影文学研究所》，批评上海电影文学研究所的创作方法是“抄袭好莱坞的创作方式”，“在作品中可耻地位资产阶级宣传”。文中对当时领导该所的夏衍等上海文艺界领导人进行点名批评。
曾经有不少人担心，清除了美国好莱坞电影，我们的电影院将没有电影可放，电影业将受到巨大的冲击。美帝国主义更是洋洋得意的声称，认为我们把美帝国主义的影片赶了出去，我们的电影院就只有关门大吉。对此，《大众电影》1951年18期本社“我们的话”发表了有一篇题目就叫《举办国营厂新片展览月，向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示威》的文章。“国营厂影片展览月从三月八日起，在全国廿个大城市同时举行了。参加这个展览月的二十六部电影，还只是去年成绩的一部分。……美帝国主义曾经洋洋得意的放过无耻的谰言……认为把美帝国主义的影片赶了出去，我们的电影院就只有关门大吉，观众也休想常常看到电影。但是现在怎么样呢？我们的电影院不但没有关门大吉，而且观众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劳动人民看电影的机会大大超过了过去；……这个展览月的意义，无异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一次大示威！也是检阅了一下我们人民在电影方面的力量！”见《大众电影》1951年18期本社“我们的话”。另外，署名石榛的《欢迎国营厂新片展览月》文章更是用翔实的数字证明，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观看美国好莱坞有毒素的电影的观众就大大减少，而观看进步影片的观众大幅度增加：“《大众电影》半月刊是在去年六月一日出版的，回想去年五月间，正是上海‘阿飞’事件层出不穷的时候，以美帝国主义毒素影片为主的消极影片观众人数仍达八五九、六二五人，占该月份上海影院观众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七……但是不到十个月后的今天，情况完全改变了。今年
（1951年）一月，上海进步影片的观众人数已经达一、四六四、六六四人，占该月份影院观众总数的百分之七七、二二，而今年二月份有进步影片观众人数更空前的增加到二、二一四、一一五人，占该月份全部影院观众人数的百分之八五、六八。这是我们上海电影观众在思想上击败过去美帝国主义毒素电影影响的伟大胜利，也是我们进步电影的伟大胜利。”石榛：《欢迎国营厂新片展览月》，载《大众电影》1951年18期。
三、个案分析：《影迷传》及其遭遇
1936年，《假凤虚凰》的导演佐临先生看到战后美国好莱坞电影更猖獗地来到了中国，散布着更多的毒害，便引起了写作《影迷传》的动机。佐临先生想通过《影迷传》这个剧本，用讽刺喜剧的形式向观众说明美国电影的毒害和影响。1939年，大同公司经济很困难的情形下，用同仁的力量勉强制作完成了《影迷传》的拍摄。可以说，不论解放前或解放后，从来没有一部电影来指出美国电影在青年中传播的毒素，《影迷传》是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
因为《影迷传》电影拷贝已经丢失，观众无法观看到这部影片。影片描写的是两个酷爱美国电影的影迷及其幻想的故事，是一部讽刺喜剧片。用编剧佐临自己的话说，电影的风格“不是写实的风格，而是讽刺闹剧的风格。”但编导佐临，导演洪谟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部批判好莱坞电影毒害人的电影，却遭到了尖锐的批评。《影迷传》上映后，《大众电影》主持召开了电影工作者与观众座谈会，参加者主要是工人观众。夏衍先生首先发言说：“我以为第一，，我们依然要肯定这是一张进步的片子。因为这是第一张暴露美片危害青年的片子，有它的积极意义。第二，我们也要认识到，这张片子是在大同公司经济很困难的情形下，用同仁的力量勉强制作完成了的，所以我们要照顾到实际情况，要求不能太苛。……《大众电影》就收到了一位读者的来信说：‘与其说’影迷传‘是反美片，不如说它是翻美片。’当然这个批评是比较苛刻了。”载《大众电影》1950年5期。显然，深谙电影艺术创作规律的夏衍不仅是比较客观和讲道理的，而且也是比较宽容的，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影片定了一个基本的调子。但尽管如此，大多数人《影迷传》采取了尖锐的批判态度，有的甚至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更多的人在发言中纷纷指出了《影迷传》的创作者不仅在技术层面上，而且在思想层面上都严重的受到了美国好莱坞电影很深的影响。换句话说，虽然《影迷传》的创作者是在有意、乃至刻意讽刺美国好莱坞电影对青年人的影响和毒害，但在具体技巧和手法上却完全又是好莱坞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好莱坞病患者”。对此，《影迷传》的主创人员纷纷作了检讨，并在思想上深刻剖析了自己。有的创作者从自己的思想状态出发，指出《影迷传》的拍摄反映了思想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陈白尘先生就说：“上海搞电影的人往往有这种情况：为了要讽刺官僚反动派的生活，一提其起无耻，就来一个跳舞会。……艺术家常常要反对什么东西，自己却又跳到里面去了；站在污水缸里，翻来翻去总还是在污水缸里。我们许多人都沾染了这个东西，所以‘影迷传‘的编导不是有意的，而是不知不觉，潜意识的流露。思想的改造是困难的，屁股坐在工农兵这一边，灵魂的屁股却远离了工农兵，灵魂深处的毒往往自己看不见。”载《大众电影》1950年5期。这可以说是开了创作者联系实际进行自我批判的先河。
四、苏联电影的翻译及其他
建国前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译制片。真正意义上的电影译制，也就是将外国原版影片加工成用中文配音的影片，是到解放后才兴盛起来的。这其中，与新中国确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不无关系，与清除了美国好莱坞电影而用苏联电影填补电影市场不无关系。最早开创我国电影译制事业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当时的厂长袁牧之注意到，当时所放映的苏联电影都是原版的俄语电影，有些电影虽然加上了一些中文字幕，但还是让观众难以理解，于是产生了要为这些电影配上与演员表演同步的汉语对白的想法。1949年5月，由袁乃晨担任译制导演（袁乃晨也被称为“译制片之父”）的《一个普通的战士》完成了全部的译制工作；1949年8月，影片开始公映。受到中国观众、尤其是工农兵观众的热烈欢迎。东北电影制片厂的译制人员仅在1949年的下半年又完成了另外两部苏联电影的翻译，即《俄国问题》、《伟大的转折》。1950年，又先后译制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攻克柏林》、《列宁在十月》、《丹娘》等32部前苏联影片。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11月16日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翻译片组。1949年冬，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翻译片组刚刚成立就接到中央电影局要求其在第二年完成10部电影翻译的任务，并于1951年1月成功地完成了上海电影译制厂历史上的第一部作品《小英雄》。到1951年年底，上海电影制片长翻译片组共完成11部电影的翻译，超额完成了中央电影局下达的任务。
可以说，大量的翻译苏联电影，是清除美国好莱坞电影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和方针下，满足观众在文化娱乐上的需求倒在其次，而对观众进行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则是第一位的。为了方便让广大工农兵群众看懂苏联电影，克服语言上的障碍，配上与画面同步的中文对白，显然也是首先出于政治上的要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苏联电影在中国产生了当年好莱坞电影不可比拟的巨大影响，与这种配上与画面同步的中文对白的全新翻译方式是分不开的。
袁牧之在推动把苏联电影大量翻译过来并在中国放映和传播的同时，也把苏联布尔什维克对电影的方针、政策介绍到了中国。1951年7月，H.別列杰夫编的《党论电影》一书的中译本在北京出版。通过这本书，中国人熟悉了列宁的名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是最重要的”，知道了1919年8月列宁签署了关于照相、电影事业国有化的命令。列宁对电影的这些思想，对新中国电影体制、新中国电影范式好的形成和建构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列宁电影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不是把电影看成是赚钱的工具，也不仅仅是给观众提供消遣和娱乐，而是把电影看成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工具，从而把电影放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在《一九五○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中就明确指出：“电影事业在整个文化艺术工作中，是第一个重点，这是因为电影是最具有力量的艺术形式。据一九五○年统计，全国电影观众达一亿五千万人次。……一九五一年度国营厂计划摄制故事片十四部（其中有三、四部重点片），纪录片十部，组织与协助私营厂摄制故事片二十部。争取在今年明年两年内做到国营与私营电影厂所产的进步片足够供应全国电影市场，达到在全国范围内彻底肃清消极影片。”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一九五○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一九五一年计划要点》，载《电影发行通讯》1951年1期。
为了提高译制片质量和解决译制片通俗化问题，中央电影局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举行译制片工作会议。“我国译制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影片的工作，已经有四年多历史了。四年来，所译制的影片有一百八十余部。这些影片，在观众中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观众人次仅一九五二年一年中，就达三亿人次。”见《大众电影》1953年3期。据有关资料显示，苏联电影和其他民主国家的电影所占的市场份额也大于当时的国产电影。
但是，苏联电影在中国的翻译、放映和传播也经历了一个观众从不乐于接受到乐于接受的过程。当时的中国电影公司经理罗光达先生在1951年3月28日第一次经理会议作总结报告时就说：“在短短的一年中，我们已争取到了进步片的城市观众达到了73、2％，进步片占了优势。这就是根本的，质的变化。进步片刚刚开始时居于劣势，当时国营片、苏联影片都不能为基本观众所接受，亦不为小市民所欢迎。”载《电影发行通讯》1951年1期。凤子先生也说：“今天苏联片还不为从旧社会里新解放了的各阶层人民所熟悉，所喜爱，这是事实。”因此，“如何引导观众（尤其是城市里的居民）从酷爱帝国主义有毒素的片子解放出来，转变到能欣赏能接受社会主义先进国家苏联的影片，是不应该消极地等待着观众的进步的。”见《文艺报》第一卷第五期。而为了增强苏联电影对观众的吸引力，各地的电影发行公司采取了很多办法，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发行好苏联电影并吸引更多的观众观看苏联电影，是一种政治任务。以广东为例，1950年1月，华南影片经理公司在广州成立，1951年2月改为中国电影经理公司中南区公司华南分公司，对广州市电影放映单位实行统一发行，计划供片，这样，便迅速把影片发行权完全集中在了国家的手中。为了让观众免受好莱坞有毒素的电影的影响，华南影片经理公司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制定的政策法令，积极抵制英、美黄色影片和私营消极影片的流毒，努力发行好思想内容积极的有教育意义的国产影片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据资料显示，1950年初，广东各地的电影市场充斥着有毒素的美国影片和其他消极影片。而当清除了有毒素的美国好莱坞和其他消极影片之后，到了1951年，广东全省仅发行影片64部（其中国产片27部、苏联片37部）。1952年发行89部（其中国产片54部、苏联片35部）。由于当时的苏联影片基本上是苏联演员用华语对白对口型译制的，也有不少是中文字幕的，所有私营影院老板经常以观众很难听懂对话、看不懂、很难卖票为理由，要求减少排映天数，排片工作非常困难，映出的场数很少。据1950年和1951年两年的统计，平均每家电影院每天只放映两场，平均每场观众472人次。可见，清除有毒素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即“净化电影市场”后，苏联影片在当时放映的情况并不理想。因此，从1951年开始，广州市除了每年都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而举办《苏联电影周》以外，汕头、佛山、湛江等中等城市也选择一些苏联新影片分批举办《苏联电影周》，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更多的地方则采取了组织学生观看苏联电影。而那些深受美国好莱坞电影影响和毒害的青年人在“现身说法”时，几乎无一例外的谈到了正是在观看了苏联电影之后，才真正认识到了美国好莱坞电影对自己的毒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