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这门新兴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特性在于，电影的高科技和高投资特质，注定使其只能通过市场得到回报，以维持其再生产。因此，电影便难如文学、美术、音乐等基本是文学艺术家个体的创作行为，而成为需要大量资金注入、具有大众性格的特殊产业，并具有商品生产追求市场占有的天然扩张性，美国好莱坞的发展就是典型的例证。美国电影业以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运作，“它不是一种艺术表现的手段。影片的生产只是为资本家提供有利的投资机会。”正因为如此，为了追求利润，美国制片商非常注重向外输出影片。“美国电影企业的巨头们不断追求的目标乃是对市场的全部控制，以便为他们的产品获得确实可靠与经常性的销路”，而“各大影片公司的继续扩张和由此而产生的生产过剩的危险，促使他们进而企图垄断国外的市场，它们在本国所获得的大部分的收入使它们能够在国外实行倾销政策，继这种倾销政策而来的则是市场的垄断。”亨利·梅尔西戎著、徐昭译：《电影与垄断组织》，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1957年版，第10、86、165页。在这样有意识的生产与销售运作下，到1920年代中期，“在世界各国，美国影片占着上映节目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九十的优势，每年约有两亿美元被用来生产八百多部影片。电影方面的投资超过十五亿美元，这样大的资金使电影事业在美国成了一种大规模的工业，在资本上可以与制造汽车、罐头、钢铁、石油、纸烟这些美国最大的工业相比拟。”乔治·萨杜尔著、徐昭、胡承伟译：《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1982年版，第243页。上海就是美国电影对外市场扩张的重要目标城市。
20世纪初叶的上海，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同时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消费城市。工商业中心和消费城市，对我们理解上海电影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略之意义，因为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上海与电影形成了互为依赖的亲和力，上海城市的消费特质和消费能力与电影的消费本质相吻合，从而使其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以至亚洲首屈一指的电影消费城市；而电影的消费不仅成为上海城市经济的重要环节，而且进一步刺激了上海的对外交流，在相当的程度上塑造并提升了上海的国际都市形象。如时人所论：“影片底输入给当时文化程度较低的中国民众带来一种进步的世界性的观感，在国内开拓了一种新的企业基地”；而且由于“电影的商品形态也和一般商品不同，它通过电影院与观众发生关系，因而电影便在市场上带来一种新的商业机构。”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电影创作》1989年第2期。
上海的人口众多而密集，而且由于近代上海特殊的发展道路和环境，使上海形成了以移民为主体的城市人口结构，结果“为上海繁华生活或是商业社会发财机会而来的移民，既无清晰民族意识及排外心理，自然乐于接受西方物质文明。”叶晓青：《上海洋场文人的格调》，刊汪晖、余国良编：《上海：城市、社会与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由于上海与外界交流的经验，使上海市民自认见过世面，比较容易接受外来文化和新鲜事物，形成追求新奇的喜好，电影为上海观众所接受即有他们追求新奇的因素在内。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个人收入水平相对较高，而且还有不少在外国公司和洋行工作的买办职员阶层，他们的经济收入和交际需要，推动上海的电影放映很快从最初“五分钱镍币”式的游艺杂耍场所，发展至高级豪华影院，使看电影尤其是看美国电影成为时尚和身份的标志，由下层娱乐成为上层文化，并以其示范效应向外发散影响。上海开埠后，形成了中国最大的租界区，有众多外国侨民居住，使上海具备了多元文化环境，有利于外国电影的进入。电影消费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生活消费，是其文化意涵以及其对多元环境因素的依赖，而上海恰恰可以提供这样的消费环境。总之，近代上海确实有适合电影市场发展的得天独厚的环境，其商业化、多元化、大众化的城市特质非常有利于电影这一新兴产业和混合艺术的落地生根。
就物质层面而言，电影在上海开拓了广大的市场空间，创造了完全新兴的产业，在生产与消费两方面，逐渐发展成为上海经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上海经济带来了独有的活力。电影还刺激了相关周边领域的消费与生产，如电影报刊的出版发行，电影院建筑，电影与时尚等等。上海的电影消费刺激并促进了电影生产，而电影生产又进一步培育了电影消费，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创造了以东方好莱坞闻名于世的上海电影产业。就精神层面而言，电影在上海创造了新的文化环境，并发展为城市生活的新习惯，形成了看电影的独有氛围并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在外商公司、洋行做事的职员以及部分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往往以看美国影片作为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表现，作为赶时髦的谈资；而放映美国影片的电影院也较为讲究，如规定职员必须穿着整齐，容貌整洁，忠于职守，会用英文，甚至于不能吃带味的东西，不能喝酒等等；这就为上海市民的个人交往与人际关系创造了新的公共空间，形成了新的生活习惯，由过去的茶馆文化转变为看电影的文化。如李欧梵所言：“城市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在上海，这个过程同时还包括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因新的公共构造所产生的文化活动和表达方式的扩展，还有城市文化生产和消费空间的增长”。李欧梵：《上海摩登》，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从晚清到民国，电影放映在上海已然成形，电影消费已经成为时髦而有趣的消费方式。上海报纸广告版面的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1920年代起，上海报纸的娱乐广告版逐渐从以往以戏剧和游艺为主，改变为以电影广告为新宠。当我们打开当时上海任何一家报纸的广告栏，就会发现电影广告占据着越来越大的版面。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代中期，上海已有17家电影院约近14000个座位。《影戏院总表》，刊程树仁编：《中华影业年鉴》，中华影业年鉴社上海1927年版，第33章第1—37页。如果按每家电影院每天放映三场、每场平均上座率50%计算，上海的电影院每天约可有2万名观众，则每年的观众数量约可达到700万人。这样的观众数，已经可以与当时世界其他大城市相较而无落伍之处。据不完全统计，从1896年到1924年，中国共上映外国影片659部，其中确知为美国出产的影片有138部。王永芳、姜洪涛：《在华发行外国影片目录（1896—1924）》，刊《中国电影研究》第1辑，香港中国电影学会1983年版，第260—282页。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电影市场，这些影片的绝大部分也都在上海放映过。
自1896年电影进入上海到1930年代中期，经过大约数十年的演进，上海十里洋场电影院的大幅户外广告及其上摩登美艳的电影女郎形象，以及彻夜不息、闪烁光芒的五彩霓虹灯，给所有亲历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如论者所谓：“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上海这个时候不仅有亚洲最豪华的电影院，而且可以立刻看到好莱坞或欧洲主要制片厂刚刚制作完成的首轮影片。这些在豪华戏院上演的西方影片和大幅的报纸广告，及街头随处可见的巨大电影看版，为上海平添了无限的‘现代’‘西化’气息。”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与生活》，一方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2年版，第146—147页。而其中美国电影所起的作用是我们所应特别关注的。
三、美国电影进入上海的方式
早期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多为法国影片，但随着美国电影在世界电影产业地位的上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影片已经取代法国影片，占据了中国电影输入的头把交椅，成为影院放映最多的外国影片。
美国电影进入上海，最初是由来华的外商带进来的。由于放映后获利颇丰，刺激了美国影片的大量拥入，好莱坞随之打入了中国市场。与好莱坞大公司在国内直接投资控制院线的方式不同，美国电影商在上海主要是通过销售代理制控制上映片目，占领市场，而非通过直接投资于影院。据研究，直到1946年，美商才在上海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家影院——大华电影院。见MarieCambon：ThePalacesOfShanghai——AmericanFilmsinChinasLargestMetropolis，AsianCinema，Winter1995.
美国电影商在上海发行影片的方法主要有买断制和拆账（分成）制，美国影片大批量进入中国市场后，双方共享利益或共担风险的票房拆账（分成）制成为最主要的发行方式。
票房拆账制的基本方法，是在合同有效期内，按供销双方事先协商的比例分配收入，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为：电影院必须在放映期间，提供详细的卖座收入报告单，报告单格式依照供片方所供给的式样编制；供片方在放映期内，有权检查该影院之戏票及票款收入，有权派出检查员出入电影院（包括票房在内），有权检查有关票款收入之一切账册及纪录；供片方有权在映期结束后的一年间审阅影院之账册。《文汇报》1950年11月17日电影专版。
票房拆账制有按片订者，也有按年订者，但为了得到卖座影片与非卖座影片之间的平衡，保证利润的最大化，好莱坞片商往往采用“包租制”方法，即要求租片者以某一分成比例一次接受若干部影片，“发行商用这种象‘火车头’拖货的方式强迫一个想租到一部能卖座的新片的放映商接受一批坏片”，梅尔西戎前引书，第119页。从而保证自己的影片不论好坏都能推销出去。这是好莱坞发行商与放映商之间最重要的“交易惯例”。因此，拆账制合同一般是按时间长短订立，一次接受若干部影片。这种所谓“好”“坏”搭配的方法，确保了美商公司的利益。放映商如遇连续都是“坏”片的情况，票房收入将大跌。在这种情况下，放映商会提出将“坏”片排在节假日，而将“好”片排在一般日子，如此可以使上座率始终保持在一定水准之上，票房收入高了，美商也乐得其所。
至于“拆账成数，则以售座多少及戏院等级而定高下”。《影戏年鉴》，上海1935年版，第120页。这是根据美国放映业“轮”的概念而来，即少数出价高的影院得到影片的首映权和专映权，影院以此分为头轮、二轮和三轮。这是好莱坞实行对市场垄断控制的重要方法，可以通过少数影院控制整个市场。在一般情况下，拆账比例为50%以上，特别上座的影片比例可能更高。
美国影片在上海发行的票房拆账制，是美国电影打入上海市场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虽然这种方式首先有利于美商的利益，但在影片发行放映有盈余的情况下，影院方面也可获取相当利益，而且正是因为这种方式的实行，促使影院方面千方百计提高影片的上座率，并将上座信息反馈给制片商，使其生产市场所需的影片。因此，仅就影片发行的技术方面而言，拆账制不失为适应市场需求的发行方式。但华商对美国影片的拆账率过高亦有怨言，他们曾经提出，拆账率原则上不应超过50%，只是在好莱坞供应方的强势地位前，他们的意见难以实现。
自1920年代中期起，米高梅、派拉蒙、福克斯、华纳兄弟、雷电华、环球、哥伦比亚、联美等好莱坞八大公司先后在上海设立了办事机构，处理影片输出的有关事宜。随着美国影片对上海输出的增多，美商办事机构的规模也在扩大，并多聘任中国人或长期定居中国的外国人出任代表，这样可以保证对市场的熟悉和了解，也可以节省费用。
除了以票房拆账制作为营销的基本手段以外，美国影片商还利用了对其有利的市场环境和强有力的宣传手段推销其影片。在列强强加于中国的协定关税体系之下，美国影片只在进口时征收一次关税，而国产片的埠际流通往往要被多次征税，发行成本显然高于美国影片。剑云：《关税自主与中国影片》，刊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16页。就宣传手段而言，为了得到尽可能高的上座率，美商、代理公司与上映影院的发行宣传手段花样翻新。美商对宣传极其重视，要求首轮影院在每次排片期结束后，定期向公司汇报营业及观众情况、舆论对影片的反应等等，以随时掌握动态，采取相应的对策。
正是由于美国电影商适应市场经济的一整套营销制度，也由于美国电影的大制作、高技术与明星制确实对观众有其吸引力，加之以美国的强大经济实力与其在中国的特殊政治地位作为有力后盾，使美国影片在上海市场大行其时。
四、影响美国电影市场的若干因素
虽然美国电影长期独占上海电影放映市场的大半份额，但也并不意味着美国电影可以在上海市场完全通行无阻。美国电影在上海市场实际上也受到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1.经济因素
美国影片一般在首轮影院上映，场地租金高，设备好，票价较高。在1930年代物价较为稳定的时期，美国影片在首轮影院的票价最高为1.5银元，大约可买20余斤大米。当时上海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准大约为15银元，因此，看美国电影实在可以称得上是高级消费，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38页。事实上非一般市民所可为，能够经常看美国电影的多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有产阶级、白领阶层、知识分子和外侨及他们的家庭成员。对他们而言，看美国电影不仅是喜好其故事情节或欣赏其艺术表现，许多时候他们进电影院是为了体现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花较高票价换取“体面人士的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