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话题，就像徜徉在天空下轻风中的白云一样不拘形迹，谈理想，谈工作，谈学习，谈友谊，谈家庭，当然也谈到“文化大革命”，谈到大队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
“……你知道文秀吧，我们俩多次聊起过，越来越看不懂这场运动了。”
“我知道文秀，你们哥俩太像了。长相、说话、聪明劲儿都像，不愧是表兄表弟。”高雪梅由衷地说。
“其实文秀比我聪明，也比我大气。我这个人自小就比较孤僻，形成了懦弱的性格，年纪不大经历的挫折却不少，对曾经的理想和追求，常常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高雪梅同情地看着夏风，轻轻叹了口气，说：“你也不必悲观，未来的路还很长。我这几年见识过不少人，比较起来，相信你将来的前途，一定会好过一般人，因为你太勤奋太好学了。”
“你别安慰我了。”夏风苦笑着舒展一下腰身，“我上小学时就盼望将来能当个记者，当个作家，最好能参军成为一名将军。现在看是不是很好笑？”
“条条大路通北京，何必一定要当记者当将军？我看你并没有放弃理想和追求，不然你也不会这样勤奋好学。”
“你是说看书吧。”夏风正容说道，“很多时候只是兴趣，也算是一种求知欲。我不大相信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什么的，只是一旦钻进某种知识里边，就想弄明白所以，包括学技术也是这样。比如看《鲁迅选集》，既不是想当教授也不想当官，但看到他批判‘国民性’，就想弄清楚他笔下的‘国民性’到底是什么。看来看去，才发现鲁迅并不总是那么冷冰冰的，反倒有着远比一般人更深沉的爱。比方他写的《伤逝》、《孤独者》，就会让人潸然泪下。”
高雪梅受到夏风情绪感染，不由得轻轻地说：“很伤感吗？讲给我听听吧。”
除了同文秀，夏风还从未跟别人这样长时间聊过天。他沉默了一会儿，讲起故事中的涓生和子君，说到子君在种种压力下不得不离开涓生，临走时留下两个人全部的生活材料，希望涓生能够维持得久一点时，夏风似乎沉浸在那个凄惨的氛围中，眼里汪满泪水，哽咽着。他掏了掏衣服兜，却没有找到手绢。
高雪梅掏出自己的手绢递给他。夏风看了一眼，没有接，起身到外屋擤了擤鼻涕，擦干眼泪又平息了一下情绪才回到里屋。
高雪梅默默地看着夏风，心里想：他的身上似乎有一种骨子里渗透出来的傲气，却又感情丰富而脆弱，难怪在谈对象的问题上会想得那么多那么复杂。他是个挺善良的人……
风势似乎小了一些，啸叫声也不再那么尖锐。也许是因为门窗已经被封严，几乎听不到飞雪扑打玻璃的声响。夏风刚要起身掀起窗帘看看外边，电灯突然闪了两下，室内瞬间变成漆黑一片。
停电了。但这只使两个人暂短静默了一下，却并没有引起惊恐。夏风摸索着拉开抽屉拿出手电筒，从床下的一个纸箱里找出一包白色蜡烛和一盒火柴──那是夏风早前为了怕停电放进去的，点燃后栽在桌子上。小小的烛光微微摇曳着，室内的景物变得恍惚而流动。
两个人一时都无语。
过了一会儿，夏风突然笑着问高雪梅：
“今晚尽听我的了，你是不是也该说点什么？”
高雪梅盯着微微跳动的烛光，似乎满腹心事地摇摇头：“我没有你那么多故事，也没有受过你那么多苦。虽然我爹爹在我6岁时就因病去世，但家里条件比你家要好很多，尤其是我哥哥出去当工人以后。最近两年出去搞社教，见识到一些东西，不过没什么用处。其他方面……也没什么好说的。”她本想聊聊自己订婚的过程，最后还是咽了回去。
这个风雪之夜，就在这样的闲聊之中过去。当晨光穿透结满窗花的窗户顶端玻璃投进室内，淡化了蜡烛光亮，屋里变得朦胧起来。七点刚过，窗外就传来嘻嘻哈哈的说笑声和铲雪声，有人在喊着“二姐”。
“我二姨她们来了。”
高雪梅站起来，掀开窗帘挂在挂钩上，如释重负地呼了一口气。又过去足有半个小时，门才被挖开。高雪梅对着她表妹的耳朵小声说了一句什么，出门去了。
她二姨进到屋里，见夏风在屋里不禁有点意外，扫视一眼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和滴成一座小小山峰似的蜡油，问：
“夏风也在啊？”
夏风点点头答道：“可不，昨晚广播完就出不去了。”
他很想再解释几句，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说辞，尴尬地嗫嚅着。高雪梅回来看到他的样子感到好笑，催促说：“快点穿上大衣回家去吧，看你那个狼狈样。”
这是一个很意外的夜晚。这次交谈无意之中拉近了夏风和高雪梅之间的距离，彼此之间从此变得像朋友那样相互关心起来。
“文化大革命”波及农村毕竟要晚得多，当城里的夺权高潮已经过去的时候，农村才刚刚开始。转过年正月初四，农村还沉浸在春节的氛围中，以高主任为首的文革委员会和“毛泽东思想劲松战斗队”骨干会议研究决定，于初六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对大队党支部进行“夺权”。高主任亲自动笔写出若干张布告，分派红卫兵到各个生产队张贴，并挨家挨户进行通知。广播室自然是无产阶级造反派必须占领的要害阵地，但红卫兵们对高雪梅这个播音员却都有点打怵，不知道该怎样从她手里“夺权”。高主任鼓励参加会议的骨干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何况是她？
一个中队长对他说：
“你去跟她谈吧，我们说不过她。”
“行！”高主任大义凛然，“我明天就找她谈。她有革命觉悟更好，要是死不改悔，我们就连她一起打倒。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学校王老师有一个亲戚今天从沈阳来了，他和我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不仅觉悟高，而且斗争经验丰富，有他助阵，我们还怕什么？”
第二天中午，高主任来到广播室，高雪梅正在和夏风谈论将于明天召开的“夺权”大会。高主任不屑地瞄了夏风一眼，径直对高雪梅说：“我要和你谈谈革命派占领宣传阵地的问题，请你让他离开。”
“他是我请来修麦克风的。他走了你会修吗？”高雪梅嘲弄地问，把麦克风拿到桌子中间，用手弹着话筒，“你听，一点声音都没有。”
高队长第一次进广播室，面对那些不断闪烁的指示灯，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眼花缭乱，当然不知道话筒开关是关闭的。他咽了一口唾沫，无奈地说：“那好吧，让他受受教育也好。”
高队长拉开架势，开始进行演讲：“……马上就要进行夺权了，以后广播室必须控制在我们手中。希望你看清形势，配合我们进行革命宣传……”
高雪梅嘴角挂着一丝冷笑，坐在床边一声不吭。夏风看着窗外表情漠然，觉得自己正在听一堂小学生课。
“对不起，我不是红卫兵，无法参加你们的革命行动。你不是要夺权吗？行啊，我现在就把钥匙交给你，你写一张字据给我，以后出任何问题我概不负责。”
高主任没想到高雪梅这样痛快，反倒怀疑她是不是挖了一个陷阱让他跳。再说，自己对这个东西一窍不通，天知道怎样才能让它发出声音。他想来想去还是不敢接，只好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我不接，等我们找好新的广播员再来接收。”
初六那天的夺权大会，来的男男女女社员足有400多人，几乎站满了大队部大院，可以算是盛况空前了。这一方面得益于春节假期尚未结束，大家比较空闲；另一方面，虽然从广播中听说过夺权，但那些都是遥不可及与自己并不相干的事儿，然而今天不同，今天就发生在身边，而且被夺权的是社员们极为熟悉的老书记，大家都想知道他为什么被夺权，怎样被夺权。人们挨挨挤挤站在院子里，高声说笑着。一些半大孩子在院墙上爬上爬下，用手里的香头点燃一个个小小的“谷草节”小鞭相互攻击，喧闹得沸反盈天，没有一点肃穆的气氛。夏风和文秀，以及周士贤等几个伙伴围站在大门口，冷冷看着前面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只要这些红卫兵们夺权过程中不动手打人，就由他们去闹腾；万一他们要动手，那是一定不答应的。当时，城里红卫兵的触角虽然伸到了农村，但总体上已是强弩之末，尤其是在农村势力终归有限，在乡亲们的冷眼下，许多行为不得不有所收敛。
主席台用木板搭成，设在大队部的门口。主席台上用三张双人小学生课桌拼起一条长案，案前坐着三个人：高主任居中，右边是高主任任命的红卫兵队长，左边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大家都不认识，大概就是高主任所说的那位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了。
会议开始之前，高主任指挥几名红卫兵，费了好大劲儿才使会场安静下来。他站起来发布第一道命令：“现在把所有牛鬼蛇神都押上来！”
社员们很反感这种安排，强烈的对立情绪弥漫着。部分并不了解会议安排的普通红卫兵，悄悄退到墙边。
高主任有点急了，站起来领头喊起口号：“坚决打倒牛鬼蛇神文从奎同志！坚决──”
“慢着！”突然有一个清脆的声音打断他，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都齐刷刷投向那个声音──是高雪梅。她转身面向社员，大声说道：“请高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文从奎到底是牛鬼蛇神还是同志？我们应该管牛鬼蛇神叫同志，还是管同志叫牛鬼蛇神？他们的阶级立场是什么？”
“噢——”大院里爆出一阵笑声，有人起哄地鼓起掌来，会场好似乱成一锅烧开的稀粥。
高主任一下子愣住了。面对这么多社员，他既不能否认自己喊过的口号，又不能承认自己喊错了。没想到，今天如此出师不利，一出门就栽了一个跟头，一时间无法回答。他支吾了一会儿，指着高雪梅说：“今天是夺权大会，告诉你不要捣乱，谁再捣乱就让谁出去！”
台下又闹成一片，有人高喊：“是你们通知我们来开会的，你耍我们啊？”
那位红卫兵队长眼看形势不妙，小声对高主任说了几句。高主任点点头，直起身，挥挥手说：“好，不和你们这些保皇派磨嘴皮子。我宣布，由于石桥大队党支部17年来一直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打倒。从现在开始，大队党支部的权力归文革委员会。文从奎，你马上把党支部的公章交出来！”
“公章在我手里！”高雪梅应声答道，“你凭什么要党支部的公章？你是支部书记吗？”
“我现在就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你必须交给我！”
高雪梅冷冷地说：“荒唐！你连共产党员都不是，也想当党支部书记？等你加入共产党以后再说吧。现在要公章，你没这个资格，不给！”
高主任涨红了脸，一时手足无措。高雪梅出来打横炮有点难以对付，要辩论讲不过她，要动粗又怕惹起众怒，何况她的未婚夫是现役军人，没人敢在解放军脚下动土。
这时，那位坐在高主任身边，一直没有吱声的眼镜青年站起来，举起两手作势向下压了压，喊了一声：“贫下中农乡亲们，红卫兵战友们，大家静一静，听我说两句。”
他有着一副适合演讲的好嗓门，声音洪亮而富有磁性。大家好奇地看着这位陌生人，会场渐渐静下来。
他先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我姓樊，大家叫我小樊就行了。我是东北工学院的在校学生。前天到我们石桥大队走亲戚，应高主任邀请，参加今天的夺权大会，来向贫下中农学习。”
他向台下的听众鞠了一躬，说得客客气气。高主任带头鼓起掌，有点懊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先向大家作介绍。
夏风和文秀交换一下眼色，一起挤到主席台前五步之处。
接下来的辩论，在小樊和文秀之间进行。让小樊始料不及的是，自己这个身负全国名校光环的在校大学生，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里，竟然会被两个没有读过几天书的小子逼问得理屈词穷节节败退。他一直以来根深蒂固的对农村人的优越感，第一次被动摇。他恨恨地盯着夏风和文秀，似乎要把他们俩的样子印在脑海中，最后悻悻然拂袖而去。
这次夺权大会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夏风和小樊同样没有想到，13年后，他们俩会在生意场上再次会面。大家聊起当年的交锋，深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慨，而且成为朋友。不过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当天晚上，夏风写下自己在“文革”中唯一的一份大字报，题为《如此夺权》，批驳所谓大队党支部17年来执行资本主义路线的荒谬论调，揭露高主任他们夺权的叵测居心，言辞犀利、入木三分。一寸见方的楷体毛笔字，写满八张大白纸，贴到大队部进门的会场里。高主任他们自认无力反驳，不仅再也不提夺权，连大队的红卫兵组织也随着春播开始而悄悄解散了。
也许是文从奎的稳健性格起了作用，与周边那些生产大队比起来，石桥大队的“文化大革命”算是最为沉寂的了，就像“四清”、“社会主义教育”等政治运动在这里都温吞水似的四平八稳一样，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
当年端午节的第二天，牛子恒突然骑着自行车到生产队来找夏风。夏风看到牛子恒感到奇怪，忙问：“你怎么有时间大驾光临啊？”
牛子恒对他招招手说：“来，找个地方坐坐，我跟你谈点事。”
夏风想了想说：“好，我们去广播室吧，这时可能没人。”说着背起电工包，和他一起来到广播室。
高雪梅正在广播室里记账，桌子上摊开一本账簿和一沓单据。见夏风和牛子恒进来，忙站起来打着招呼：“哟，老牛来啦，你可是稀客，快请坐。”说着把账簿和单据推到一边，“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牛子恒是第一次进这间广播室。他打量着，一边笑呵呵说：“够气派了，不比公社广播室差，可惜屋子小点，不然就以下犯上了。我来找夏风谈点事情。”
“是不是需要我回避呀，我给你们腾地方？”高雪梅和牛子恒也很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别呀，那岂不喧宾夺主了。我们没有什么秘密，这事不怕你。”牛子恒连忙说。
高雪梅坐到床上，夏风一直在揣摩牛子恒的来意，依在窗边没有说话。
牛子恒坐下来说：“是这么回事，咱们公社马场大甸子那片地是粮仓，但地势低洼几乎年年被淹。前些日子公社新来的刘书记从县里要来一笔钱，决定横贯大甸子修一条排水渠，再沿排水渠建若干座泵房，要彻底治涝。这事牵涉到周边五个大队，必须由公社统一组织施工和管理，研究决定成立水电站，指定让我来负责。”
“这是好事啊，你就为这事巴巴跑来找夏风？是不是又要他去帮忙啊？”高雪梅明白了牛子恒的来意，看了夏风一眼，有意强调着“帮忙”二字，牛子恒听出她语带刻薄，“不过夏风是我们大队的人，我们也需要他，就算他愿意去帮忙，还得我们同意呢。”
“这次不是帮忙，是直接调走。但进公社机关编制不可能，只能把夏风安排到公社机械厂，算是机械厂职工，由机械厂开工资。我看这样挺好，夏风你看呢？”牛子恒简要介绍了情况，但隐去了公社在研究此事时有人反对任用夏风的细节。这倒不是因为牛子恒有多么讲究组织原则，而是认为没有必要。至于他在研究会上据理力争，甚至表态不起用夏风他就不接这个摊子的过程，就更不必说了。
夏风沉默了一会儿，没有直接回答牛子恒的问话，反问道：“颜书记和李佩忠呢？”
“颜书记刚上来就是副书记主持工作，现在还是副书记。李佩忠管宣传去了。”
“我不想回去。”夏风思索着说，“与其去干几天再回来，还不如不去。再说，我去了对你的影响也不好，说不定又要被批立场不清，何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