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小说？像是以前纪德并不曾写过别的。但纪德把以前的小说概称之为Récits与 Soties。原因是它们都不合纪德理想中一本小说应具的条件。法国当代批评家谛波岱（Albert Thibaudet）谛波岱（A.Thibaudet）于一九三六年出版他的巨著《法国文学史》后半部（自一七八九至当代）时去世。前半部未定稿至今尚未出版。对于小说的意见是值得人回味的：“真正的小说家用他自己生活可能性中无尽的方面去创造他的人物，冒牌的小说家只按他现实生活中唯一的途径去创造人物。小说的天才不在使现实复活，而在赋可能性以生命。”纪德过去所写的小说是很可用来阐明这理论的。纪德每一Récit或Sotie中的人物，无有不是作者自身可能性中所采摘的某一方面，作者用尽他一己生命的温暖来赋与这些可能性以生命：“当书在我脑筋中成形以后，我自己就开始完全受它摆布；为它，我自身中直到心底最深的一切无不在迎合它的节拍。我自己的个性只藉书中人物的个性而存在——客观？主观？从此这些字眼都已失去它们的意义；而如果我自己成为被描写的对象（而有时我觉得除此再无更真切的画像），那正因为我自身已先开始成为那一个我所要描写的人物。”《日记》——全集第十一册，页349。而这也是《伪币制造者》中爱德华所谓“代人生活，跟人生活”。使自己完全生活在另一人的生命中，这种自隐，这种“诗意的非我状态”（Depersonalisation Poétique）使纪德作品中的“我”反保存在着小说中最纯粹的客观性。这一种创作过程与有些小说家（也即谛波岱所谓冒牌小说家）的只藉眼前的人物如实加以描写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所着重的仅是写实作法中的目力与笔力而已。因此单从作品中人物的构成来说，纪德的Récits也都可称作是小说，但从作品本身的构成来说，它们是不合于纪德理想中小说的条件的。我们曾提到过Récits的共同特点是人物的简单与剧情的内倾。每一小说中都只有一两个占有显著地位的人物，或不如说其中只有一个主要人物独占地位，其余都只是对这人物的陪衬。（如《背德者》中周围的光只集中在叙述这故事的Michel身上，而《窄门》相反，Aliasa占着独特的地位，叙述故事本身的Jerme反成为一个模糊的影子。）而整个故事的开展又都发生在两个在观念上带有对立性的人物的内心中，而藉其中一个人物——故事中的当事人而又是故事的叙述者——的口中表出。因此从书中人物与故事的引见（Présentation）来说——也即书中人物与人物的关系，人物与作者的关系，人物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来说——实在不合于小说应有的处境。斐南台（R.Fernandez）的话是对的：从“内心独白”（Monologue intérieur）以至“小说”（Roman）这一串艺术索链中，这些Récits只介于“日记抄”与“简单的人物故事”之间的地位。因此它们多少都属于《阿笃尔夫》这一系统。Soties在外在动作的复杂变化上已更接近于小说，但在这些作品中纪德却放弃了人物深刻的内心分析，它们像故意模仿着而同时却讽刺着报头的所谓“连载小说”（Romanfeuilleton）。纪德自己曾说：“一个艺术家的作品真正能使我发生兴趣时，只在当我感到这作品一面与外在世界取得直接而真实的连系，同时另一面与它作者取得密切而内在的连系。”Propositions（《简要》）——全集第六册，页354。福楼拜的小说实现了前半，而纪德自己的小说至今才实现了后半。纪德理想中的小说的对象应既不是“我”的描绘，也不是独特的“另一人”的描绘，而应是代表“人人”的一幅壁画；而更主要的是这“人人”不应是反映在一个“我”中，而是“人人”反映在“人人”心中。前面我们已解释过纪德认为在自然境界中是“人出主意，神做主意”，而在艺术境界中是“神出主意，人做主意”，他又说一件艺术品如果偏重于“神出主意”，结果不能不只是一件客观的写实作品；相反，如果偏重于“人做主意”，则又不能不只是一件理想主义的作品。因此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必须是“神出主意”与“人做主意”双重的配合。这一切如何去实现在《伪币制造者》中，正是眼前我们所要探讨之点。
《伪币制造者》从表面看，可说是代表着。为达到这目的，纪德在《伪币制造者》中设计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双重手法：Peter Quennell在英国战时新创刊的极有地位的文艺杂志Horizon一九四二年六月号《论纪德》一文中提到Aldous Huxley在Point Counterpoint中也曾应用小说中写小说的手法，但认为远不及纪德之成功。该文中论及英国作家对纪德的贡献时，Quennell则说如无写作《天堂与地狱的通婚》（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的勃莱克（W. Blake），可能纪德也不致于写出《梵蒂冈的地窖》《脱镣的普罗美德》或竟《背德者》。Quennell此论实无根据。按，纪德《脱镣的普罗美德》出版于一八九九年，《背德者》出版于一九〇二年，而三书中最迟出版的《梵谛冈的地窖》也早在一九一四年，（何况这些作品在作者脑筋中成形的年代又远较出版的年代为早。）而纪德第一次接触勃莱克的作品是在一九一四年，念勃莱克《天堂与地狱的通婚》则在一九二二年。纪德同年一月十六日的日记已很够证明Quennell的谬误：
C.Du B（此处系指Charles du Bos）寄来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我曾告诉他我很想念这书，并保证他我在其中可以找到自身中起伏已久的某些思想的启示与印证。勃莱克的发现对我是最重要不过的。在大战第一个年头，在E.V.R.的藏书中我已经在《勃莱克选集》中略略窥见了他（那时我住在Laugier路V.R家）。好像一个天文家计算一颗他尚未直接见到发光的星，我对勃莱克已早有预感，但那时还不曾臆测到他和尼采、勃朗宁与陀斯妥易夫斯基竟形成同一星座。也许是在这一群中最明亮的一颗，但必然是最奇特最远隐的一颗星。——全集第十一册，页335。
纪德对自己所敬爱的作家一向坦白地加以颂扬，但由于他自己的作品价值被发现得太迟，因此批评家们就往往以为是他在受着别人的影响。纪德不但不否认，而且始终很公开的谈到尼采、陀斯妥易夫斯基、勃朗宁与勃莱克的重要性，对他自己的重要性：因为他曾各别在他们身上找到了他自己思想的支援，也就是说他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他所谓“精神上的亲属关系”。小说中的中心人物小说家爱德华也在写一部小说，而这部小的名字也正是《伪币制造者》。爱德华在他的日记（构成纪德的《伪币制造者》的主干）中记下他周围现实世界中的一切，预备用来作为他在写作的《伪币制造者》的材料，他评述他的见闻，处理他的题材，抒发他对文艺的种种见解，如是纪德一面可以让读者看他自己笔下的正戏——也即小说本身所展开的故事，而且也可以任意批评他戏中的人物；另一面，藉爱德华的日记，他替自己布置了一个后台（而在戏院中有时后台不也往往比前台使我们更感兴趣吗），凡有不能在正戏中安插的一切，或是因正戏而引起的问题，都可放在这幕后讨论。这“幕后”的重要性，在于作者替自己充分开辟了一处可以作为实验的园地，可以自由地抒发他对创作与批评的各种见解而同时不损及小说自身的完整性。不但不损及小说的完整性，而因此反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性。因为由于这手法的应用，他替小说本身增加了一重深度，它使作者可以从多方面去表达他的人物，使读者可以从各种角度去认识小说中的人物。但纪德还准备着带读者去参观他真正的后台，那即是他的《伪币制造者写作日记》（Journal des Fauxmonnayeurs）。
无疑，《伪币制造者》是作为思想家与艺术家的纪德的最高表现，而同时也是最总合性的表现。纪德还从来不曾把如许现实放入在他任何一本创作中：“我要把一切都放入在这本小说内”，“我的小说家想躲避现实；但我自己，我将不断地使他正视现实。”纪德也还从来不曾把自身如许的部分放入在一个人物中，如像我们在《伪币制造者》中所见的爱德华一样。“我自身很大部分都借给了他。”《伪币制造者写作日记》——全集第十三册，页42。但可注意的是纪德始终使生活与艺术保持着某种距离，这也未始不是他所以要采用这一种双重手法的主要动机。因为唯有应用这一技巧，才能使多少不能直接用“我”来叙述的话，在这儿可以得到满足；多少用“我”会损伤艺术本身的话，在这儿可以不必有太大的顾忌。从而，《伪币制造者》成了一切问题的交道口。
多少次纪德提到过去的作品时（指他的Récits与Soties），总抱憾只表达了他自己思想的反面。原因由于他在过去的每一本小说中，都只发展了独特的一方面，而这每一方面又都是极度夸张式的发展，所以他说那些小说都是讽意的。讽意？无疑任何批评见解都不能不带有某一份量的讽感，只是在《伪币制造者》的大布局下，这讽意成为更客观化，更不易察觉就是。纪德是那种人：骤看，你觉得他永远在变，永远生活在不安与矛盾中，但细加探究，你会发现在他生活中也好，在他作品中也好，无刻不保存着一种内心的一贯（而保存得那么自然，结果反使人不易察觉）：这种一贯性不仅存在于他的艺术见解中，同时也存在于他的伦理见解中。从他最早的作品以至最晚期的作品，在本质上可以说并无变动，虽然，在表现时角度的远近上，在发展时程度的深浅上，在衬托时光度的明暗上，因时因式而异。我们曾说《地粮》中的伦理观实践于五十以后的纪德，但试看《伪币制造者》中的反映，除了赋以新的艺术形式以外，何尝不是《地粮》的另一印证呢！
《地粮》中至情的呼声：“离开你的故乡，你的家，你的居室……”，“家，我憎恨你！紧闭的巢窠，紧闭的门户；幸福嫉妒的占有，”在何处能比在《伪币制造者》中觉得更嘹亮的回声呢？爱德华在日记中曾讽意地引了蒲尔泽（Paul Bourget）的“家……这社会细胞。”而他所得的结论则是“家庭的自私……其可怕决不下于个人的自私。”盛译：《伪币制造者》。而《伪币制造者》中法官的家庭，教士的家庭，以及各社会阶层的家庭，何尝不是在表现出它们的愚昧，它们的自私，它们的虚伪！在这种窒息的空气下成长的孩子们，不是被歪曲了儿童应有的性格，便是成了礼教下隐忍的牺牲品，再不然，便是起而对抗与反叛。但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因为：
无疑，没有一种牢狱（精神的牢狱）可以锁住一个勇毅的人；而一切引人反抗的决不一定是危险的——诚然反抗可能歪曲人的个性（它可以使人变作冷漠、无情，或是倔强、阴险）；而一个不愿屈服于家庭束缚下的孩子，为自谋解放，往往消耗了他最可宝贵的青春之力。但无论如何，阻逆孩子的教育虽然抑压着他，同时却增强了他的力量。最可悲的是那些在谄谀下长大的牺牲品。为克服别人对你的奉承，这更需要何等坚强的个性才成！我曾看到过多少为父母者（尤其是为母者）在孩子们身上得意地发见自己愚蠢的忌讳，最不公正的偏见、无知、虚惊……在桌上：“别吃那个；你不看到那是肥的？把皮取掉。这没有煮熟……”；傍晚在室外：“啊！一只蝙蝠……快躲起来；它会跑到你头发上去。”等等……在他们看来，小金虫是会咬人的，蚱蜢是带刺的，蚯蚓会使人起疹子。智力，道德……各方面都是愚顽荒诞的那一套。
前天我回奥斗奚，在环城火车中看到一个年青的母亲哄着一个十岁光景的小女孩，在她耳边絮絮地说：“你和我，我和你；别人我们都不睬。”
（啊！我也知道这些是所谓平民；但我们对平民也有愤慨的权利。那位丈夫坐在车厢的角落上，念着报，安闲而舒服，也许不一定是王八。）
试想是否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毒素？盛译：《伪币制造者》。
从而一跃到另一极端，赞美起：
前途是属于私生子的。——“野子”这一字包含着多少的意义！只有私生子是自然的产物。同上。
是的，在《伪币制造者》中占着一个主要地位的裴奈尔便是私生子。裴奈尔，他不令人联想到正该是美那尔克所教育成的奈带奈蔼吗？但“纪德思想”在本质上所走的并非是极端的路：《地粮》中：“为什么？为什么，我对他们说，还跟我来谈论出发新的旅程；我很知道，在一切路旁，花又重开；但如今这些花所等待的是你们。蜜蜂采蜜只在一个时候；以后它们就从事于收藏。——我回到被遗弃的故居。”盛译：《地粮》，卷四，页92。而当“浪子”回家以后，该出去的是他弟弟；因此裴奈尔从反叛家庭而离家出奔，但当他经历了他所希望经历的一切，当他由家庭中所受的抑郁的积储一泻而尽以后，结果他固有的反叛与对抗的习惯反促使他反叛起他自己的反叛行为，而最终还是回到家去。这也就是在有些批评家们眼中该看作是纪德的反覆无常与朝三暮四。但这既不是“转向”，也不是“开倒车”。试问如果麦子不死，何来满野金黄的麦穗？而勃莱克所说的“经识了极端的人才能知足”，意思也无非是告诉我们生活中痛苦的教训是需要的，不经磨炼，何能坚强？不经沈沦，何能更生？我想谁理解“置诸死地而后生”的真义，也就部分地把握了“纪德思想”的真髓。
在论陀斯妥易夫斯基时，纪德曾惋惜与英国或俄国的小说相比何以在法国小说中儿童占着如此次要的地位，而在法国小说家笔下所创造的仅有的一些儿童，一般也都只是习惯式的，粗拙的，无味的人物。他的解释是：这也许由于法国人的天性爱好明确，对一切不成形的东西，都自然地引起反感。“相反，在陀斯妥易夫斯基的作品中，儿童非常活跃：而尤其可注意的是他作品中大部分主要的角色正是这一些年青而尚未成形的人物。像是特别使他感兴趣的正是这一些在创始期中的情感。他替我们写出了这些情感的朦胧境界，或可说它们的幼虫阶段。他尤其选择了一些最不安定的例子，一些在因袭的道德与心理前起而反抗的例子。”《论陀斯妥易夫斯基》——全集第十一册，页234。
纪德，一个那样地关怀青春，追慕青春的人！最自然不过的，是他对这问题的注意以及在陀斯妥易夫斯基作品中所得的发现。五十二岁的纪德在当年（一九二一）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