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了。我有备用的钥匙。应该有一段时间没在那里住了。我也是在信用卡申请文件上看到他把你的信息填在紧急联系人那里，才找到你这里来。”她的语气里充满了歉意。
他也喝了一口茶。客厅里可以闻到一丝南瓜的甜味，是厨房里煮到一半的南瓜汤散发的味道。在这喝茶的片刻，他努力思索着这段时间来大卫的消息。记忆里空白一片。没有打过电话，没有来过的痕迹。能想起来的，只是那个夜晚他穿着黑色T恤在喧闹的酒吧里唱歌的样子。
“我会再跟他联系。如果有他的消息，一定转告你。不用太担心。”他只能这样说。
“谢谢你，致善。”她的声音好像是退到了一个极其卑微的位置。“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吗？”她继而问道。
“当然可以。”
“大卫有你这样的朋友是他的幸运。”
“大卫和我是大学时的同学。这么多年来，他或许可以算是我唯一的朋友。”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一直都很羡慕他，可以按自己的意志生活。”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把双手重叠放在膝盖上，目光低垂下来望向手的方向，说，“他变成现在这样，可能是天父对我的惩罚。但是作为母亲，无论他是怎样的人，都会无条件接受。他是同性恋也好，不务正业也好，都没有他安全地生活着来得重要。做父母的底线真的是可以一退再退。他小的时候，期望他可以做一番事业；再后来，只是希望他可以结婚生子，遵循寻常人的生活；到现在，我只祈求他平安无事。”
她坐在沙发里，个子看上去似乎比站在门口的时候更小了。放在膝盖上的双手露出一截瘦骨嶙峋的手腕，一条青筋沿着手腕一直到手背。
致善沉默着，拿起茶壶往她的茶杯里加了些茶。
隔壁传来叮叮咚咚的琴声，流畅轻快的旋律。他们侧耳倾听了一阵。她说：“这是大卫很擅长的曲目。他小的时候常常表演这首。”
“嗯，海顿《D大调奏鸣曲》。”他说。
“对哦。”她好像回忆起来了似的。
“有时候会很自私地想，如果时间永远停留在那个时候该多好。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小时候爱吃巧克力蛋糕，每次表演完都会带他去吃。”
“到现在他还爱吃巧克力蛋糕。”他说。
他们笑了起来，像是无奈地宽容着一个顽皮孩子的笑容。
她的神态稍微放松了一些，微微转头看了看客厅的摆设。房间收拾得非常整洁，没有多余的杂物。“一个人住吗？”她问。
致善点了点头。
“有女朋友吗？”她突然问。
致善的脸一下子红起来。“刚刚开始交往。”他如实回答。
“不跟父母一起住吗？”
“他们在其他城市生活。”
她望向致善的眼睛说：“有你这样的儿子，他们一定很骄傲。”
这样的夸赞让他不知所措，于是依旧用温和的沉默和微笑掩饰着。
她站起身来，轻轻握住致善的手说：“致善，谢谢你照顾大卫。我不打扰你了。如果有什么消息请一定通知我。”
他送她出了门。关上房门，听到电梯开门的声音，才开始收拾用过的茶杯。回到厨房，煮到一半的南瓜已经糊成一团。他重新开了火，开始准备晚餐。
手上似乎还带有大卫的母亲握住的那种触感。被带有微凉体温的双手握紧的感觉，薄薄的手掌和纤瘦的手指传过来的力量，带着一个母亲求助的讯息。
他一边煮面，一边回想起大卫的母亲说的话：“有你这样的儿子，他们一定很骄傲。”他和他的父母，早已从彼此的世界中淡出。他当然还享受着他父亲的免费公寓和职业上的安排，但那几乎也是义务性的一种支持，就好像社会保险机构定期向缴纳过保险金的人员发放社保金一样的概念，是构筑于社会伦理价值和契约之上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一种安排。而那些具体的真实的父母子女之间的情感，比如期望、担心、思念，或许还有骄傲，他从未体验过。
他们现在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又是谁，在霸占着他们的期望、担心、思念，还有骄傲？
他在厨房里拌好了蔬菜色拉，煮完意大利面，盛了一碗香味丰盛的奶油南瓜汤。时钟指针快接近九点了。他一个人坐在客厅的餐桌前，面对着下午就已经计划好的晚餐。
“或许在到目前为止一事无成的沉默人生里，我唯一做到的只是设法保全了自己的核心。他们是否会以我为荣？”他忍不住在心里不停地问自己。
一个星期后，他突然接到一个陌生来电。
“请问是陈致善先生吗？”电话那头的声音来自一个中年男人。
“是。”他猜想这是电讯公司或者信用卡公司的推广电话，声音有些敷衍。
“这里是中区警署。请于周四上午十点到本署办理林家骏的保释手续。”
他惊诧地差点出声。“是不是搞错了？”他平静了一下之后问。
“陈先生，你的信息由林家骏提供，如果你无法出席办理相关手续，我们会通知林家骏更改保释人。”电话那头的声音依然保持着公职人员中性的克制的态度，与税务局、移民局咨询热线那头的声音没有分别。
林家骏，他认真回忆了一下，好像是大卫的中文名字！他在电话里说：“没关系，我会准时到。”然后仔细询问了需要的证件和文件，以及大致的流程。挂掉电话，他去翻查了过往和大卫的电子邮件，他的社交媒体网页的信息。应该没有错。这个叫林家骏被扣留在中区警署的男人，应该是大卫没错。
他考虑着是否应该给大卫的母亲打个电话，但还是决定先不要通知她。在还没有搞清楚状况的情况下，这样的消息或许会令她更加紧张。
他在警署见到了大卫。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卫衣，似乎是更瘦了，衣服显得尤其大。头发更长了，遮住半边脸。他看到致善，被头发遮住的脸上露出极其灿烂的笑容。
“快带我去吃顿好的。”大卫一脸轻松地说。
他们在一家西式快餐店找了张卡座坐了下来。午餐的高峰期还未到，餐厅里只稀稀落落地坐着几桌客人。大卫狠狠地点了一堆，这小小的餐桌几乎放不下。
“发生了什么事？”致善在大卫快要吃完第二份黑胡椒牛排的时候问他。
“在游行的时候打了警察。被控告袭警。”大卫一边切着剩余的小块牛排一边说。
致善看着坐在对面的纤瘦的大卫，他看过他低头弹吉他唱歌的样子，看过他冷酷决绝地和男朋友分手的样子，但是袭警，他无法想象。
“难以想象吧？”大卫用纸巾擦了擦嘴，说，“我也没有料想到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我们跟封路的警察起了冲突，有一个年轻警察就站在我对面，死命推着铁栏杆不让我们再往前。估计是刚刚入警队的新人，还戴一副眼镜，紧张得要死，也不听我们说。我本来只是在用力推他，试图让队伍继续往前。可是那激发出的力量渐渐不受控制，好像是有一头猛兽突然之间在心底觉醒一般。我一拳打掉了他的眼镜，估计牙齿也被打掉了一颗。”
他说着，从手提电话里搜索出一份网站的文章和照片递给致善：“你看看这些所谓的公知是如何谄媚大众？我确实是打了警察，那是一种我自己都未意识到的潜意识里的暴力和恶的爆发。可是这种暴力却被晦涩地赞颂。我现在可是社运人士心目中的英雄哦。”
致善拿过手提电话看了一眼，不予置评。又将手提电话还给大卫，喝了一小口咖啡后说：“大卫，你母亲来找过我。她很担心你。”
“哦。”大卫突然之间停止了刚才滔滔不绝的讲话，转而低头认真地吃剩下的牛排。
“我答应过她一有你的消息就通知她。”致善说，“你有时间就给她打个电话吧。”
“你跟她说我没有事就可以了。”大卫吃完最后一块牛排，将盘子里的玉米和胡萝卜拨到盘子的角落，“我现在不想面对她。”他放下刀叉低声说。
致善不再说话。他比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评论和指责别人家庭情感上的事务。
“嘿，那天跟你一起离开的女生，你们在一起了吧？”大卫忽然之间又回复了兴致。
致善有些意外。“要怎么说呢，”他迟疑了一阵，说，“是慢慢变成重要的朋友的感觉。”
“我以为你只有我一个朋友。”大卫停顿了一下，拿起冰朱古力奶茶，用吸管喝了一大口之后说，“致善，你好像有些不一样了哦。如果遇到了让你觉得重要的人，就不要让她轻易离开。”
说这话的时候，大卫颓靡地坐在卡座对面的位子上，身体没有厚度和支撑的力量，看上去好像是把一件宽松的卫衣摊在靠椅上。没有用发胶，长刘海柔顺地耷拉在前额，遮住了眼睛。只有那一截放在餐桌上握着冰朱古力奶茶茶杯的手腕，一条青筋凸出皮肤表面，好像是在用力似的。
他知道，这是大卫在很认真地跟他说话。“嗯。”他点了点头。
周日，他约了锦深来家里。也没有特定要做的事，只是喝咖啡，看书，在天色渐暗时去菜市场买菜。这个南方城市里大部分蔬菜都是从外地入埠，难以分清时令。他们买了些淮山、玉米、秋葵，像树一样撑开着的西兰花，都是些令人欢喜的蔬菜。
他在厨房里有条不紊地准备晚餐。锦深偶尔过去帮一下忙，将玉米剥开，洗净切成几段。去掉淮山的皮，冲掉黏黏的物质，将煲汤的食材放在砂锅里。这是她能够处理的全部了。其他的都交给了致善。他在一种从容而逻辑清晰的节奏里，如同娴熟的工程师。
电视机开着，傍晚的儿童时段结束，开始播整点新闻和天气预报。这密密麻麻的楼宇里，应该有千家万户正在做着同样的事，厨房里忙碌地准备晚餐的人，开着的电视机和相同的电视频道，有成千上万的声音同时在说： 各位，今天是二〇××年，星期天，根据气象台报告，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华南，预料未来数天持续影响华南地区，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天横过南海中部，受热带气旋的影响，预计本港今晚至明晨沿岸有大风及降雨。”
她坐在沙发上认真地收看天气预报。电视机这种物体的存在，尤其擅长收纳别人无聊沉闷的闲暇时间和意识，给无处可放的注意力一个出口。坐在茶餐厅吃饭的一堆同事，客厅里无话可说的家人，都可以借着把目光投向电视机逃离尴尬的沉默气氛。
不过至少到现在为止，锦深和致善之间出现的沉默，就好像是中国画里的留白，恰到好处，没有非要借助其他什么填补的必要。
他们安静地吃着晚餐，电影台在播放几年前的电影《时时刻刻》。妮可·基德曼饰演的伍尔夫，朱利安·摩尔饰演的二战末期的家庭主妇，还有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的九十年代生活在纽约的女编辑。画面不断在三个不同时空的女人之间交替。缓慢阴郁的色调。
穿着碎花睡衣的朱利安·摩尔为即将生日的丈夫烤好了蛋糕。她有一个有着清澈眼睛的年幼的儿子。这是一个秩序刚刚重建的世界，一切都处在蓬勃的光明里。生活似乎是在一种完美无缺的平庸里。但是她想要逃离这样的生活。
她把儿子送去保姆家，一个人开车去旅馆。敏感的儿子意识到了什么，在车后面哭叫着追赶。她加快了车速离开。一个人躺在旅馆房间的床上读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
“有一天她的生命将完全结束。这到底重不重要。这一切没有她将继续下去。她是不是痛恨这一点。或者值得安慰的是，死亡是完全的终结。死亡是可能的。”
她想要用死来逃脱令人窒息的生活。那种完美平淡的生活里，深深的倦意带着摧毁一切的力量。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哦。”陈致善突然说，语气极其平静。
画面已经转换到了伍尔夫，深陷在抑郁症的崩溃边缘的伍尔夫，拥有峻峭的鼻梁和迷离的眼神。
“对生活的厌倦吗？”锦深问。
“不。是明白母亲即将要完全放弃的那种恐惧心情。”他说，“也是在跟电影里的男孩差不多这个年纪的时候。”
锦深沉默着，像是在祭奠般的沉默。
“她在我很小的时候离开了。但并非以自杀的形式。我无法分辨她当时是在怎样的一种情绪里，或许她几次试图去结束这一切，包括她的生命，只是最终她给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致善露出微微的笑容望向锦深，“后来我在中学时期又见过她一次，她在北方有了新的生活，貌似过得不错。”
“致善，我们都无法选择出生在怎样的家庭和拥有怎样的父母。但你依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的确是。但我明白那是我的问题所在。如同进入地下迷宫的入口处的机关按钮。那个按钮被封锁在了一个没有钥匙的盒子里。于是我无法触及到内心的某个地方。那个地方一直在黑暗里。从我母亲离我而去开始。”
锦深说：“我一直都试图和家人保持距离，将自己与那些只因为血缘关系而绑在一起的人抽离。我想要追寻一种独立的不依附于他人的身份。这样，好像一切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或许，每一人都困在一个不自知的牢笼里吧。”她说。
诗人角色的理查德，也就是电影中的小男孩长大后的角色，戴着帽子穿着睡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梅丽尔·斯特里普用亢奋的语调和病床上眼神黯淡的理查德聊天。那些好像是重要的令人兴奋的消息，如同慢慢升空的气球，只需要轻轻一戳就砰的一声破灭。
锦深的电话突然响起来，是她的同事。她在电话差不多响了二十秒的时候终于接了电话。
“你打算怎么办？”电话那头焦急地问。
“什么怎么办？”
“你这两天都没有看新闻收公司的邮件吗？我们要失业了。”
“哦。那明天要怎么安排？”
“先来公司吧。大家都不知道要怎么办。”
她挂掉电话。
“有紧急的工作安排吗？”致善问。
“哦，没有。”她说，“我可能要暂时失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