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致善坐在办公室里望着窗外的景致发呆。手头上的事情似乎都处理完了。没有新的邮件，没有电话，也没有员工敲门进来要求签署什么文件。好像是可以无所事事一阵子的下午。
公司这样的地方，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这个社会里的大多数人，被归集在了公司这样的架构里。如若不在此地，那就是在其他地方。总之应该还是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去容纳各式各样的人。有时他偶尔会想，如若不是他父亲的关系，他是否也可以找到其他工作，在写字楼一个小小的隔间座位上处理无数的Excel表格，接电话，做着大同小异的工作。
这是一家贸易公司。要处理的业务，是向欧洲的关联公司拿订单，然后再将订单分派给国内的公司，产品是各式厨具与保温杯。公司一进门的玻璃橱窗里放着一些展示的商品，不锈钢的厨房用具，印有小鹿图案的保温杯，似乎几年来都没有换过。这只是中间的环节，不需要找客户，亦无须负责生产，只是协调上下游的关联公司，所以总体而言是平顺的事务性的工作环境，没有压力可言。有时他会有些诧异，这复杂的架构和生意链竟然是他父亲一手建立，那个寡言的陌生的男人野心勃勃地周密计划，如同打造一座城池。
他每天工作的内容，无非是查看一下订单的进程，在一些文件上签字。那些实质性的货物的流转，资金的往来，虚幻的只是一堆数字而已。因为是业务简单的小公司，员工也只有十来个人，大部分是本地人，大体上是勤勉可靠的同事。他们习惯把早餐带到公司，一边吃着早餐，一边讨论前天晚上八点档的连续剧情节和每日地铁免费报纸的头版新闻。早餐基本上就是便利店买的蛋糕或者茶餐厅里的热三明治，很有节制约束意味的快速食品。午餐往往是从家里带的饭盒，隔天晚上准备好的食物。中午在茶水间用微波炉加热后围着小小的餐桌一起吃饭，照例是热烈地讨论。
偶尔他们不约而同地没有准备午餐的餐盒，便会去办公楼附近的餐厅吃午饭。他和他们在电梯口相遇，彼此矜持地打招呼。他的沉默虽然带着温和宽厚的气息，但始终令人难以亲近。他们坐同一部电梯下楼，在底楼门口自然地告别，没有人邀请他加入他们的午餐。或许他们只是一厢情愿地以为他不会乐意与他们为伍去街边的茶餐厅吃一个叉烧饭。
曾经有过一段短暂时期，他想要尝试投入地去面对工作。认真地核对数据，翻看职员交过来需要签署的文件，及时地回复邮件，打电话给内地的工厂。他逼迫自己像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一样工作，期望这忙碌可以将他裹挟进一个静止的空间里，如同阅读与刻字带给他的体验般。他并不反感这程序性的忙碌的工作，只是这种忙碌有种漂浮在云端，不落入实地的虚张声势，在这样一个做什么事都无足轻重的小公司里，连他自己也嫌做作。
也曾试过向其他同事示好。他尚未掌握这门高深的技艺，只是怀着自以为是的善意如探路的蚂蚁般伸出触角。公司里有一个终日戴着耳机沉默的年轻男孩，在这个热闹氛围里也算是异类。他断断续续地听闻一些他的事情，古典音乐发烧友，可以为了存钱买好的音箱而连续几个月吃麦当劳，单身，像他这个样子估计很难找到女朋友之类的闲话。他在一次经过他的位子时，问他：“在听什么音乐？”
他很惶恐地摘下耳机，似乎没有听到他的问题，疑惑地看着他不出声。
致善觉得有些尴尬，好像是无意中叫醒了一个沉睡的人，他重复了一遍问题。
他讶异地张开嘴，有短暂间歇的沉默，然后回答道：“是巴赫的大提琴组曲。”
致善的头脑里一片空白，能够分辨出旋律的古典音乐他只知道海顿。“哦，”他说，“是怎样的感觉？用音乐将自己隔绝在周遭环境之外？”他的语气里没有任何情绪，安静的中性的声音，只是试图将对话继续的努力。
戴耳机的男生似乎是在很认真地思考着这个问题，然后突然有些局促地说：“对不起，我不应该在上班时间听音乐。”
这并非他料想的答案。他伸出的触角如触礁的船，一头撞向了岩石无法再前进。他在心底叹了口气，说：“我不是这个意思。”继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在头脑里回放了几遍刚才的对话。或许应该问他巴赫和海顿的分别，他有些懊悔为什么在那个当下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他在网络上搜索了巴赫的大提琴协奏曲，关上房门戴上耳机去倾听这个旋律。大提琴的声音如秋日夜里落下的雨，细细密密延绵不绝。那不间断的连续的声音遵循着一种严密的逻辑渐渐增强，他似乎可以感觉到背后那精密的万无一失的数学和推理严谨的哲学思辨的思维运作的过程。他脑海里出现了金字塔，黄金分割的比例，十字架的中轴，可是所有这些完美而严谨的事物，为什么都笼罩在一种绝望哀伤的气氛里呢？他闭上眼睛静静听着音乐，内心里充满了荒凉萧条的情绪。“越是接近完美的东西越带有宿命般的哀愁吧。”他想。
下午四点，他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地望着窗外，海面上轮船缓缓驶往对岸，几只海鸥在空中盘旋。时间好像被按下了遥控器上的慢动作键，每过去一刻都感觉得到那种缓慢的黏稠的步伐。
他打开电脑的文档，将目录里的文件一一打开，几张Excel表格，列示着各种产品的规格、型号、价格、数量。一堆字母和数字，抽象的不带任何情感的统计数据。他的视线扫过显示器的屏幕，像散焦的相机镜头。办公室玻璃隔墙的百叶窗帘半卷着，从缝隙里望出去，公司的员工似乎都在繁忙地工作着。这下班前的一个多小时或许是一天之中最专注的工作时间了吧，午休的松散节奏已经过去，下班还需要些时间。每个人都微微前倾着身体面对着电脑屏幕，快速地打着字，或者拿着电话听筒很认真地在沟通着什么的样子。那个沉默的爱听古典音乐的男孩子低着头在计算器上面快速地计算着，一边在手边的文件上记录下数字。
他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忙些什么，也想不到有什么事可以做，于是开始计划着晚餐要吃什么。他决定早些下班，去超级市场买些食物，意大利面好像快吃完了，需要再去买一些。或许还可以买半个南瓜熬些奶油南瓜汤，反正有时间。他坐在座位上出神，在心里默默计划着晚餐的安排。
他在五点半的时候离开公司，坐上一辆回家的巴士。天色还亮着，下班的高峰即将开始，行色匆匆的路人都在赶往某个地方。是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带着某种迫切要回到某个地方的心情走在夜幕将临的黄昏里。他的心散漫下来，和他们相比，他根本没有这种迫切回到某个地方的需要。他只是要准备自己的晚餐而已。没有人在等待或期盼他。甚至是家里的鱼，也从未对他的存在有一种清晰的独特的认知，它们只是需要有人定期投入食物和清理水箱而已。
他提早两个站下了车，慢慢沿着山道走。他依然喜欢慢慢走在路上，看街边的风景，喜欢让脚步完全跟随视野所及之处的感觉。一路走过去，看到小小的复印店，房屋中介店，便利店，公寓大厦的大门和儿童设施，空落落的俄国餐厅。这些固定的场所以一种恒定的节奏运作着，如同连接往某个世界的入口。
路上行人寥寥，但都是急速的步伐。他以缓慢的步调走着，目送着一个个疾行的背影在他面前经过越走越远，或是拐进路边的公寓大门。他起先意识到似乎有人跟在他后面走，是在一个转弯处，大概距离十几米的样子，有一个身形消瘦戴着墨镜的女人以和他一样缓慢的步调走着。他在过马路的时候转头看一下开来的车，瞥见了这个女人。连着两个路口，他都看到这个女人在他后面，有时只是在低头走路，有时是在打电话。他初时不以为意，这么拥挤的城市，与陌生人走在同一段路上也是稀松平常的事。
他在一家旧书店门口停了下来，开门进去看有没有新的收藏。这是他常来的店，店面很小，需要走上几阶台阶才能进到店内。客人不多，生意看上去很冷清的样子。店主是个在英国生活过多年的人，五十来岁的男人，喜爱收藏各种二手书，初版的小说，名不见经传的冷门作家的作品。似乎也从未担心生意的好坏，常常坐在一边的沙发上喝茶看书，颇有种归隐的意味。
他站在书柜前认真地阅读书名和作者，随手拿起一本书翻看背后的简介，无意中抬头，看到窗户外面似乎有人在望向他的方向，他惊觉是刚才那个同路走在后面的女人。穿着褐色风衣，戴着墨镜，头发盘起，挽着手袋。他拿着书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好像有轻微电流流过全身。
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她是在跟踪我。”继而又否定自己，“不可能，我怎么可能会有被跟踪的价值？”他低下头，假装继续看书，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他盯着封底的几行字，却完全不知道写了些什么。每一个字都认识，但却无法带给他任何有意义的讯息。一种强烈的不安占据了他的心，好像感觉到隐藏的危险在迫近。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手中的书放回原位，将书脊和其他的书对齐，向老板微微点头示意，随后走出了书店。戴墨镜的女人并未在门口。他按捺住自己，并未左右张望，而是继续慢慢往前走。天快黑了，路边的商店已经亮起了微弱的灯光。黄昏的日光只剩下一丝暗青色。他径直朝前走，路过超级市场，进去采购晚餐的食物。
他努力将注意力转移到货架上的食物，但总能感觉到那个穿风衣的女人如鬼魅般的身影就在不远处，朝他投来窥视般的目光。他拿出电话，想要拨锦深的号码，可是要怎么说呢？他犹豫了一下，收起电话，匆匆买单走出了超级市场。
再过两个街口就是他住的公寓。他加快了走路的步伐，迫切地期望着能够遇见一个熟悉的面孔，可以把他从这臆想的恐惧里解救出来。哪怕是住在对面从未好好交谈过的邻居也好。他按下公寓入口的密码，看到坐在门口的保安，是每晚夜更的师傅。他内心里有种在海上漂浮终于抓到救生艇的释然。
回到家，他脱下外套，或许是因为拎着重物快速走路，衬衫背部全部湿了。他去浴室冲凉。淋浴蓬头的水从头顶洒下来，闭上眼睛，一想到那个戴墨镜的女人，就像是触碰到了坚硬的内核一样的东西。他不能分辨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绪，好像被困在一口大铁钟里，一头撞上去，那嗡嗡的声音在密闭的空间里盘旋，不得出路。
他吹干头发，给自己倒了小半杯威士忌，站在厨房里连喝了几口。烈酒的味道带来强烈的感官刺激，需要提起精神才能应付留在口腔里的呛人的酒精味。他的精神稍微放松了一些，放下酒杯开始准备晚餐。下午就想好的菜单，南瓜汤，蔬菜色拉和芦笋培根意大利面。他渐渐找回原来的节奏，专注地完成每一个步骤，将洗好的蔬菜放在干净的玻璃盆里，切好芦笋，将冷冻的培根放在微波炉里解冻。去掉南瓜的皮，切成块状放在锅里煮。借着这些细碎的步骤，笼罩在周围的紧张情绪渐渐消退。
他看了看时间，晚上七点，把南瓜熬成汤还需要些时间。他正在思忖着何时开始准备煮面，听到敲门的声音。他一开始以为是隔壁邻居家的敲门声，但那声音持续不断，虽然有节制，但带着不会放弃的执拗态度。
他打开门，看到一个小个子女人站在门口，穿着灰白色香奈儿的外套，拎着一个看上去价格昂贵的手袋。大约五十多岁的年纪，或者更年轻些，总之保养得很好。身边站着一个穿黑西装、身材高大的男人。
“不好意思，请问大卫在这里吗？”她很有礼貌地问。
“哦，”他愣了一下，说，“他不在。您是他的母亲吗？”
她点了点头，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但还是挤出一丝笑容对致善说：“抱歉打扰了。”
“不会。”他犹豫了一下，说，“要不要进来坐一会？”
大卫的母亲正要转身离开，在这个瞬间似乎有短暂的思考的停歇。她转过身，依然温和地微笑着。她让身后的黑衣男人在楼下等她，随致善进了屋。
致善进了厨房，将正在煮南瓜汤的火熄灭。从橱柜里找出一套精致的茶杯，泡了两杯茶。
她喝了一口茶，将茶杯轻轻地放置在茶杯底座的圆形凹槽内。“这样冒昧地打扰你，真的非常抱歉。”她说，“但是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见到大卫了。一开始还能打通他的电话，这几个星期连电话也不接。我很担心他出了什么事。”
“这几个星期我也没有见过他。他可能太忙了吧。”他安慰她，但是也开始担心起来。上次和锦深在酒吧看过他的表演之后的确没有任何消息。“有没有去他住的地方看过？”他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