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于加缪我们无法求全责备，因为他所面临的显然是这样一个悖论：失去价值担当的作品让人觉得贫血而乏味，而道德色彩浓郁的写作却常常使人倍感压抑。在这两难中如何选择，只能取决于作家的个人禀赋与美学趣味，正如他在做“情人”还是做“丈夫”之间徘徊一样。但在我看来，作为一种理想，最伟大的作品应该做到伦理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只有伟大的艺术才能够将世界上最复杂的人性予以细致的展示。如果说“艺术不对这个世界的实在负责，而只对那些由人的结构产生的法则负责”，“每一个新的、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新的深度，并且因此而重新创造人类存在”莫里茨·盖格尔：《艺术的意味》，艾彦译，华夏出版社，1998年，页196。的话，那么，在无限丰富的生命层面，艺术依然应该找到自己的伦理学，因为这就是它的美学。
三见证：“自由射手”
在加缪的美学思想里，“见证”一词始终有着一种特殊的涵义。1957年，在《反与正》的重印本前言中，他表达过这样的看法：“因为这次再版，在许多年后我重读了《反与正》，当我看着书页时，尽管有些难为情，但我直觉地知道，这正是它。它，就是指（书中所写的）这老妇、一位沉默的母亲、贫穷、意大利橄榄树上的阳光、无言然而被分享的爱，所有这些在我眼中的东西都见证着真理。”转引自D.R.Ellison， Understanding Albert Camu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0， p.20。在其文学创作比如说《鼠疫》中，他也忍不住要在末尾借主人公之口倾诉自己的心声：“故事到此为止，编写的初衷是不做遇事讳莫如深的人；是提供对鼠疫受害者有利的证词，使后世至少能记住那些人身受的暴行和不公正待遇。”加缪：《鼠疫》，刘方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小说卷，页242。类似的陈述在加缪的文字里还有很多。这似乎暗示着，他的写作只是在客观地记录着一段生活，一段无论幸福还是苦难都难以磨灭的生活。但事实并不如此简单。
加缪思想里的“见证”是通向真理的中介。在他看来，“人生的现实并不只存在于它自己存在的那个地方，它存在于另外的生活中，只有另外的生活才能给某人的生活赋予一定的形式”加缪：《在瑞典的演讲》，王殿忠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Ⅱ，页376。，而只有艺术才具备为杂乱而琐细的生活“赋予一定的形式”的能力。的确，当画家通过注视客体对象把握宇宙的有形存在时，音乐家通过复现无形的旋律而进入存在的神秘之维时，文学家则借助文字符号的力量探测存在的奥秘。如果说艺术家的工作在本质上是一种解释学的话，那么他们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把解释学的“真”推到了极致，最终实现了自己接近真理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加缪所谓的“见证”并非简单的复原或摹写，而是另一个层面的创造，一种基于对苦难的洞察、对幸福的盼望之上的再创造。
这种创造动力的背后，是对现实人生的深挚祝福。“艺术作品不论创作在何时，它总应赋予人一种幸福感，应以情感形式给人揭示出生活的丰富性，让人经常回到现实世界，使人有能力更加深刻地认识并感受到这个世界。”雅科伏列夫：《艺术与世界宗教》，任光宣、李冬晗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页54。艺术史家的这番话恰如其分地说明，艺术的目标不仅是希望成为贫弱无依者的慰藉，而且是希望成为一种积极的存在力量；艺术的功能不仅是帮助人排忧释苦或消遣解闷，而更多地体现于对创造性生活的推波助澜之中。的确，几千年的艺术史无不在昭示着这一事实：引导个体的人进入饱满的生命状态，是无限丰富的艺术实践的存在使命。当我们具体回到加缪的创作时，恰恰很明显地感到，他的见证式写作在事实上超越了政治、宗教乃至哲学文本的世界，而在我们身上唤起、强化与保持了一种永不枯竭的生命感。这同时意味着，正因为有了见证与真理的内在关联，加缪的写作才沟通了有限的肉体存在与无限的精神空间，才帮助我们在一个贫乏的时代里找到生活的理由。
加缪思想里的“见证”是塑造个体的桥梁。见证式写作的特殊意义在于，协助我们拂去长期以来遮蔽生命的集体主义灰尘，在文学的海洋里恢复人的尊严与伟大。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生命之外，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英国小说家大卫·劳伦斯的此番断言让我们懂得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但话题显然才刚刚开始。值得继续追问的是，究竟该如何理解人的生命？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通常以为的身体与心理这两重维度并不足以概括人的全貌。这是因为，如果说强健的身体是对感官特征的把握，健全的头脑是对心理世界的总结的话，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常会被我们忽略，这就是诉诸个体情感的精神。可以想象的是，失去了对无限高远的精神山峰的攀登，失去了对无限丰富的情感世界的体验，我们终将有成为诗人艾略特笔下的“空心人”的危险。因此，只有身体、心理与精神的恰当结合，才能构成一个完整而立体的人。实际上，这才是生命的本义，是美学思想应该着力关注的唯一对象。
但正如加缪所言，在这趟关怀人生的旅程中，必须着力强调的关键词是：个体。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生命就是个体，而个体就是生命。我之所以作如此强调的理由是，只有从个体人格出发才能真切地体验他人的悲欢，只有在自我实现中才能拥有生命本然的灿烂。然而，长期以来，一个让人扼腕叹息的事实却是，我们常常心甘情愿地在集体主义的怀抱中迷失，常常不由自主地被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所批判的“大词”所笼罩。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当我们日渐陶醉于“解放全人类”的集体梦想时，当我们在“宏大叙事”中无私地抛洒自己的生命激情时，你与我自己的生活却被无情地忽略了，一个个切问近思、体验生命滋味的机缘正渐行渐远。而值得珍视的是，加缪的全部写作都在致力于让人回到人，并且让生命显得完整而充实。在《关于断头台的思考》里，他甚至警告那些被非理性主义的狂热冲昏头脑的人们：“只要死刑不在我们法律上抹掉，那么，无论是个人心灵还是社会生活都无法处于长久的平静状态。”加缪：《关于断头台的思考》，王殿忠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Ⅱ，页363。同时，当他作为《阿尔及尔共和报》的特派记者赴遭严重饥荒的卡比利调研时，也忍不住向苦难的饥民献上自己的祝福：“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政治问题被人道问题所取代，那么人们就能向前跨进一步。但愿一项明智而民主的政策的执行能够减少一些这种苦难；但愿卡比利能重新走上生命之路。”加缪：《时政评论三集·苦难的卡比利》，王殿忠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Ⅱ，页278。
加缪思想里的“见证”还是实现自由的前提。当米兰·昆德拉指出，“一种艺术的历史，通过其自身的特点，是对于无个性的人类历史所作的报复”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牛津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5。时，他几乎是在概括加缪的写作了。加缪也的确说过这样的话：“美，在今天，特别在今天，不能为任何一个党派服务，它或迟或早只能为人类的痛苦和自由奉献出自己。唯一能投入战斗的艺术家是这样的人，他决不拒绝任何战斗，但却拒绝加入正规部队中去。我这里指的是自由射手。”加缪：《在瑞典的演讲》，王殿忠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Ⅱ，页381。是的，做一个“自由射手”，这就是加缪的力量之源。正是这种心灵的力量使他能无畏地呼吁人类的良知，并在极限处境下作出生命的抉择，无怨无悔。在20世纪的作家中，“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页61。这依然是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慨叹。是的，爱、美以及自由，这些璀璨夺目的字眼，这些生命的乌托邦，我们得以在加缪的思想世界里次第领受。在这个意义上，让我们感谢加缪，感谢以加缪为名展开的这一段艰难而充实的爬梳旅程。此时此刻，在世界的那一边，隐隐传来的是尼采遥远的声音：“在真理的丛山中，你的攀登绝不是徒劳的：要么你今天继续往上爬，要么你练一练自己的力气，以便明天能登得更高。”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灵的书》，杨恒达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425。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