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记忆与见证是加缪美学思想中的三个关键词。但在具体论证中，他却拒绝把“存在”抽象化，拒绝将人工具化，甚至不急于给出问题的答案，而是致力于实现“人”对自身人性的回归。在他看来，“存在”的真正使命在于对意义世界的追寻，任何对人的符号化都是彻头彻尾的背叛。“道德之美”是加缪其人其作的突出特性，是20世纪极少数作家所能拥有的可贵品格。在宗教信仰被怀疑为虚妄的今天，回到审美体验，在艺术世界里感受生命的伟力，或许是最有价值的伦理学，是加缪留给世界的最真实记忆。加缪所身体力行的“见证式写作”并非对现实的简单复原或摹写，而是一个通向真理的中介，是洞察现实苦难之后的再创造。此外，它还是塑造个体的桥梁与实现自由的前提，能协助我们恢复人的尊严与伟大。做一个“自由射手”，这是加缪的力量之源，也是他最可铭记的意义。
一存在：“寻父之旅”
1960年1月4日，法国作家加缪在意外的车祸中去世
1960年1月4日，在法国荣纳省的桑斯附近，加缪遭遇车祸身亡。从他随身携带的提包里，人们发现了未完成的小说《第一个人》的手稿，扉页是已经题好的献辞——“给永远无法读此书的你”。基于对加缪生平的了解，加缪的传记作家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说，这个“你”指的是他一直深爱着的母亲。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页1—22。的确，在加缪的笔下，“孤独的母亲”的形象（《反与正》、《局外人》、《鼠疫》等）是反复出现的，这是终日沉默却与儿子能保持精神上“无言沟通”的伟大的“母亲”。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加缪的作品中，“父亲”的形象却常常付诸阙如。这个细节自然耐人寻味。如果说母亲的相伴至少让人感到一种习惯性的温馨，那么，父亲形象的阙如则似乎意味着作为儿子的加缪内心有彻底的孤独——他连对父亲的回忆都没有。而这一点在《第一个人》这本被加缪极度重视的书里做了补充。手稿表明，故事的自传色彩很明显，主人公雅克的活动是参照加缪的亲身经历展开的。而已完成部分的标题“寻父”暗示出，对“父亲”的回忆、追怀与寻找恰恰是加缪绕不过的情结。
小说描写移民后裔雅克从法国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阿尔及利亚寻父的旅程。在我看来，在《第一个人》中，“寻找”的目的其实有两个：一是作者借雅克的返乡实现对家族历史的追溯与确认；二是作者通过雅克的寻根实现自己的文化认同感。而这二者又可以在精神层面上合二为一：雅克寻找父亲就是寻找自己，寻找自己的目的也是在认证父亲，“父—子”由此构成了一对不可分割的整体。可见，加缪的“寻父之旅”其实是一次颇有隐喻意义的精神返乡，它继承欧洲文学中英雄奥德修斯历尽艰辛回家的伟大传统，真正要找的是现代人的心灵慰藉与平静。
加缪描写了一个被主人公期待已久的时刻——“寻父”的儿子终于站在了父亲的墓前。面对死时只有29岁的父亲的墓碑，这个目前已经40岁的儿子感觉到“温情与怜悯突然溢满了他的胸膛，这不是儿子怀念去世父亲的心灵颤抖，而是一个男人在意外死亡的孩子面前所感受到的震惊与同情”，在这个情感复杂交织的瞬间，在荒诞的死亡之碑前面，加缪借雅克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此时，他处在异样的眩晕中，他感到这座雕像，这座每个人最终都要竖立起来，并要被时光之火烧得更加坚固，随着时间的长河，等待着最后风化的雕像正快速开裂，开始倒坍了。他只剩下了一颗慌乱的心，渴望活下去，反抗着这个与他相伴了四十年的世界的死亡规律，这颗心始终强有力地跳动着，撞击着将他与生命之谜隔绝的那面墙，想要再进一步，再远一点儿，去了解生命的秘密，在死之前了解，为了生存而了解，只须一次，只须一秒钟，不过，必须一劳永逸地去了解。加缪：《第一个人》，刘华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小说卷，页395。
由此看来，透过死亡破解“生命之谜”，就是雅克寻父之旅最内在的意图，客观上也构成了加缪的写作意图。换句话说，雅克要寻找的远非一个陌生冰凉的墓碑，他要体会的是来自父亲的声气相求的温暖。如前所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父亲”、“自我”与“生命”得到了统一。可以简单地说，雅克要寻找的真正“父亲”其实是“生命的意义”。由于只有意义世界才足以抗衡荒诞的人世生存，只有意义世界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存在”，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加缪念兹在兹的“存在”绝非玄妙的概念、符号或工具，而毋宁是种活泼泼的生命状态，是一天天累积起来的生活本身。
显然已有学者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比如，德国精神病学家弗兰克曾经指出，人是寻求意义的生物，“从根本上讲，他被一种意义意志所支配”，这是因为，“他越是通过献身某一事业或是他人而忽略自身、忘记自身，他就越成为一个人，越是实现他自身。只有自我忘却才达到灵敏性，只有自我献身才产生创造性。”弗兰克：《活出意义来》，赵可式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页275。当然，一个人实现自我的方式有很多，政治、哲学、宗教、艺术等等。而毋庸置疑的是，加缪选择的是艺术——他选择艺术来实现自我忘却与自我献身，选择写作来达到自我的“灵敏性”与“创造性”。
为什么？为什么他选择“诗”的方式来实现对荒诞的抗争？
在我看来，作为一位清醒的现代作家、一位感受到世界之荒诞的思想者，加缪选择“诗”的唯一理由是：他相信诗的力量。当苦难已经不仅仅通过“鼠疫”的肆虐让我们呻吟，更借助裂伤的灵魂提醒我们思考“我为什么不自杀”这样尖锐的问题时，我们不得不把信仰的目光从宗教挪到艺术。正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所说，“在哲学与诗的古老争辩中，如果诗最终获得胜利——‘自我创造’隐喻最终胜过了‘发现’隐喻，那是因为我们终于俯首相信，这是面对世界时，人类所能期望拥有的唯一力量”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页59—60。。只有通过这种力量，我们才能从一厢情愿的宗教迷雾中挣脱出来，才能从无休止的革命神话中解脱出来，去感受阳光、大海与鲜花，去体会真实人生的滋味。因此，当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我相信他指的是伪善的风花雪月的“诗歌”，那样的“诗歌”当然是可耻的！但是，那些引导人直面死亡、触摸存在、感受生命的诗却是永恒而有尊严的。
在这个意义上，加缪把写作当作自己的使命，把唤醒人类良知当成自己终生的事业。也正是通过这种自我忘却的方式，后人有充分的理由记住加缪短暂的一生。在一篇感人至深的悼念文章里，萨特对这位曾经的密友这样评价：“他顶着历史的潮流，作为醒世作家的古老家族在当今的继承者，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纪，须知正是这些醒世作家的作品构成了也许是法国文学中最富有独特性的部分。他以他那执拗狭隘而又纯粹，严峻而又放荡的人道主义，对当今大量的丑行劣迹进行一场没有把握的战斗。但是反过来，通过他顽强的拒绝，他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与马基雅维利的信徒们和现实主义的金犊偶像的崇拜者们背道而驰，确证了道德行为的存在。”萨特：《阿尔贝·加缪》，郭宏安译，《萨特文学论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318。必须承认，这一评价是客观而公正的，虽然此时他们两人已经翻脸数年。
拒绝将“存在”抽象化，拒绝将“人”工具化，让人回复到人本身，这就是加缪的追求，也是他拒绝以“存在主义者”的身份面世的原因。的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艺术家加缪的意义大于存在主义思想的意义，至少它不会被后者掩盖住。况且，存在主义哲学无疑是扯了作为道德家和艺术家的加缪的后腿，而不是帮了他的忙”格·米·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页283。。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加缪看来，任何对人的标签化、符号化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异化。法国思想家蒙田的名言值得每个人铭记：“我们踩在高跷上，那又有什么用处呢？就是在高跷上，那还得运用自己的双腿才能走路啊！即便是世界最高的宝座，那还得靠臀部去坐的。我以为，最美满的生活，就是符合一般常人范例的生活，井然有序，但不含奇迹，也不超越常规。”蒙田：《蒙田随笔》，梁宗岱、黄建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页271—272。或许，这里所流露出来的从容与安详只有那些历经沧桑的人才能领会得到。而显而易见的是，加缪的作品并不是这般风格，他要急切与冷峻得多。但是，《局外人》的漠然、《堕落》的神秘、《卡利古拉》的疯狂，又分明让我们读出一个文字背后的加缪，一个舞台面具下泪流满面的加缪。所以我要说，在精神潜流的底层，加缪与蒙田其实是相通的。在荒诞生存与无常命运中，找回被流放的海伦，学会真实地生活，这就是加缪的思想主张。
因此，加缪的意义不在于对“存在”的哲学论证，也不在于给问题提供新的答案，而在于尖锐的提问与痛苦的思索，在于动人的感染力、抒情的紧张性以及追问生命意义时的坦诚态度。如果说“寻父”本质上是对意义世界的追寻的话，那么，所谓的“意义”就是指生命的可能性。实际上，人对意义的追求其实就是对生命可能性的追求。这是因为，说到底人是需要乌托邦的生物，“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每一个乌托邦都表现了人作为深层目的所具有的一切，和作为一个人为了自己将来的实现而必须具有的一切”蒂利希：《政治期望》，成穷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14。，而只有审美所赋予人的想象力才能最大可能地拓展人的生存阈限，才能通过分享让人体会到世俗人生的价值。这意味着，“如何开辟出新的可能性空间以从平庸的生存处境里成功突围，这对于诗性文化始终是一种诱惑。所以，作为一种文化的艺术不仅必然地同浪漫主义有亲和性，而且与人类思想中那些具有永恒性的乌托邦情结存在着不解之缘”徐岱：《艺术的精神》，页344—345。。
而对于加缪，这位永远带着迷人微笑的“年轻人”而言，写作，预示着一场搏斗，一场针对荒诞展开的殊死搏斗；审美，呈现为一次探究，一次针对可能世界展开的探究；而存在，则象征着一个旅程，一个不懈地寻求生命意义的旅程。只有在写作中他才找到了个体存在的方式，而只有在审美中他才拥有了个体存在的意义。没有对生活的穿越，便不会有对美最深刻的洞察；同样，没有对存在之真的执著盼望，更不可能触碰到让人心醉神迷的永恒精神。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加缪的阅读总让人体验到一种源自心底的感动，或许这便是一位真诚的作家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吧。一位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恰当地概括了加缪的这种特质：“他既不同于巴黎文艺界那种习于以形式与风格的创新为业、以才情为传世不朽手段的文人，也不同于那种传统的在书斋中以隽永的见解与独特的思辨而振聋发聩、令世人折服的哲人；他带来了新的气息，他的立场，他的观点，他的理念，他的视觉，他的表述方式自有其独特之处，是他以困顿与实践为特征的存在状态的凝现与升华，是他在生存荒诞与社会荒诞中没有停顿的实践在精神上的延伸。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俄斯以大地为其无穷力量的根本源泉一样，加缪的全部论著、全部作品的力度，来自他的实践生活和身体力行的品格，他的这种力度是很多其他同时代作家所没有的，他的力度的强劲与坚韧持久，甚至也是他的同类哲人兄长萨特稍逊一筹的。”柳鸣九：《加缪全集·总序》，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页7。
二记忆：“道德之美”
已过世五十余年的加缪，究竟留给世人什么样的记忆呢？此外，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加缪所表达出来的生命记忆又是什么呢？对这些疑问的回答自然是言人人殊。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当代批评家苏珊·桑塔格的一个有趣而别致的见解。在《反对阐释》这本批评文集中，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与多情主张，“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有些作家满足了一个丈夫的可敬品德：可靠、讲理、大方、正派。另有一些作家，人们看中他们身上情人的天赋，即诱惑的天赋，而不是美德的天赋”，因此，对于有经验的读者来说，“丈夫和情人不可或缺。当一个人被迫在他们之间做出取舍的时候，那真是天大的憾事”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页60。。可惜的是，由于两种身份很难统一在同一作家身上，这一件“天大的憾事”就常常发生：能够带人疯狂起来的“情人式”作家每每有失端庄，而富有品格的“丈夫式”作家却由于太过严谨而缺乏激情。显然，这是一个堪称“片面的深刻”的见解——它不但明确指出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阅读困境，而且也将作家在自我定位时的矛盾凸显出来。有些时候，找“情人”还是找“丈夫”，这是读者非此即彼的选择；做“情人”还是做“丈夫”，这是作家非此即彼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这同样也是批评家不得不完成的工作。
从这个理论前提出发，在审视20世纪现代文学的成就时，苏珊·桑塔格在指出“小说的家庭里充斥着发疯的情人、得意的强奸犯和被阉割的儿子——但罕有丈夫”之后，慷慨地将“当代文学的理想丈夫”这顶桂冠赠予了加缪。她是这样谈到加缪的，“作为一个当代人，他不得不贩卖疯子们的主题：自杀、冷漠、罪咎、绝对的恐怖。不过，他这样做时，却带着一种如此理智、适度、自如、和蔼而不失冷静的气质，以致使他与其他人迥然有别”，也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在加缪那里，既找不到最高质量的艺术，也找不到最高质量的思想。能够解释他的作品的非同寻常的吸引力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美，即道德之美，此乃20世纪大多数作家无意以求的一种品性”。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页60—63。
不能不佩服这位女性批评家的洞见。的确，对加缪所留给世界的记忆，我们找不出能比“道德之美”这四个字更为准确的概括。因为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现代派文学大多是关于“临界境况”的文学，它预示着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丧失了日常生活中曾经那么坚固而又世俗的慰藉，由此现代人该担当什么与如何担当，就成为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加缪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的古典情结，将对善与恶的思考放置在自我思想挣扎的核心，着实让人敬佩不已，称得上是大家风范。加缪的主要特色在于，他从20世纪人类的生存境遇出发，延续《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将获允许”的思考，使问题更加尖锐化、具体化了。也就是说，加缪对伊万问题的继续追问，即对“在没有神圣或超验价值观念的世界里会出现什么样的道德结果”这个问题的追问，最终让他在20世纪作家中确立了自己的思想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