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围绕阿尔贝·加缪的思想展开的文学批评著作。在全面梳理其文学创作、哲学思辨、伦理实践以及社会活动轨迹的基础上，通过话语分析、语境还原与文本批评，对20世纪法国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展开了尽可能细致、深入的评论与诠释。其中既有对加缪写作脉络的清晰整理与对生活事件的着力刻画，又有围绕生命、死亡和存在等重要论题开启的富于积极意义的对话与问难。本书力图摆脱千人一面的理论主义腔调，在注重学术价值的前提下，追求一种个体化的论述风格与批判性的思想锋芒，努力穿越文学进入文化、由艺术论的路径进入思想史的视野。
一
本书的全部努力是要解决如下问题：加缪究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怎样的思想世界？与此相关的两个子问题：加缪的文学思想是什么？他的思想在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还有什么意义？
1873年，青年尼采曾经恳切地说，要把握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如果只是列举原理而埋没其人个性，“陈述就会变得如此乏味。因为，在种种被驳倒的体系中，恰好只有个性的东西能够吸引我们，那是永远不可驳倒的东西。用三件轶事可以构画一个人的形象”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周国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3。。因此，在研究前苏格拉底哲学时，他总是尝试从每个体系中提取三件轶事来激活沉睡的思想因子，让它们在古希腊耀眼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在探讨希腊悲剧的诞生与消亡这个大问题时，他也习惯于从分析著名悲剧家的具体作品入手，在对人物、场景、修辞及戏剧冲突的具体揣摩中把握其思想变迁的内在机理。也就是说，择取具体例证而舍弃抽象体系，走进哲人的生活而远离教条的理论，这是尼采着手研究时的方法论。
不谦虚地说，当我由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介入关于加缪的论题，并尝试在当下的文化语境里解答其当代意义这一问题时，尼采的立场、观念与方法就是我这项研究的榜样。然而，几乎在切入这个论题的一刹那，我发现自己面临的第一个困惑居然是：对这个出生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生活在20世纪上半叶的法兰西、获得过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全名叫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的人，究竟该如何定位——小说家，戏剧家，思想家，抑或哲学家？对加缪生平的复述不是本书的重点，这方面内容可参看几本重要的作家传记，如埃尔贝·R.洛特曼：《加缪传》，肖云上、陈良明等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罗歇·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顾嘉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托德：《加缪传》，黄晞耘、何立、龚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布瓦岱弗尔：《今日法国作家》，鲍刚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Bronner， Stephen Eric， Camus： Portrait of a Moralist， Minnesota Press， 1999。在往昔的岁月里，他曾经先后被慷慨地冠以上述光彩夺目的称号；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位不合时宜的作家依然被为数不少的读者所景仰与拥戴。但是，在细致阅读过加缪的全部作品、深入体察其生死爱欲之后，我却分明感到，所有这些称谓尽管各有其合理之处，但单独哪一个又似乎未能概括加缪的全部特质。
或许，就此问题而言，还是应该听一听加缪对自己的评价罢：“我并非一个哲学家，我所能讲的，只是我曾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曾经历过虚无主义，经历过各种矛盾，经历过暴力，经历过战乱的破坏。但与此同时，我也欢呼过创新，欢呼着生存的伟大。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强制我高高地站在与我休戚相关的这个时代之上来审判它，我只能在这个时代的内部，把自己也放进去加以评价。”加缪：《时政评论二集》，王殿忠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153。这是在《关于反抗问题的通信》（1952）中，他对自己的写作初衷与角色意识的概括。的确，如其所说，从自己的时代出发，为自己的时代写作，这确实是他人生的出发点。青少年时代的清贫与困顿滋养了这位靠笔安身立命的人，他也终以不屈的姿态与不懈的努力在文坛赢得一席之地。虽然生前身后的声名并没有让他过上富裕阔绰的生活，但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他所馈赠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已经传诸久远。在这个意义上，加缪与其说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不如说是一个完整而真实的“人”，一个有血有肉、有伤有痛的“个体”。实际上，在今天这个话语泛滥、思想贫乏的时代里，以文学的名义遭遇一个真实的“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说，这正是我选择加缪作为研究对象的首要理由。
以加缪文学思想为研究对象，其次的目标是为了推进当下学术界的“加缪研究”。近年来，随着存在主义文学、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加缪的文学思想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国内外学者的视野，也出现了一些富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主要表现在：（1）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与阐释这一类研究文献呈现出多样而杂乱的趋势，相当多的作品诠释颇能启人心智，但近年来也出现了重复与过度诠释的迹象。笔者不准备面面俱到地历数这些文献（也无法做到），这里只将本人在有限的视野里看到的代表性论著例举如下：（1）外文专著有：InterpretingLa Peste， Journal article by Colin Davis， The Romanic Review， Vol.85， 1994； Thomas Hanna， The Thought and Art of Albert Camus， Chicago： Gateway， 1958； Kamber， Gerald， “The Allegory of the Names in LEtranger，”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22， 1961。（2）汉译著作有：考夫曼辑：《存在主义》，陈鼓应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理查德·坎伯：《加缪》/《萨特》，中华书局，2002年；马丁·艾斯林：《荒诞派戏剧》，华明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3）中国学者的专著有：杜小真：《存在和自由的重负：解读〈存在与虚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4）相关期刊上的论文浩如烟海，仅仅在1994至2010年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显示，以“加缪”为标题的论文就有141篇之多，其中多半是有关作品评论的，如钱翰：《加缪的〈堕落〉中的罪与忏悔主题》，《国外文学》2009年第4期；郑克鲁：《加缪小说创作简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周小珊：《走进加缪——读〈第一个人〉》，《当代外国文学》1998年第4期；赵秀红：《加缪〈鼠疫〉中的悲剧意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等等。显然，一个围绕加缪展开的多样化的诠释空间正在形成，这实际上也是加缪走向经典化的题中之义。；（2）对加缪的思想渊源、发展脉络的概括这一类研究文献在欧美与中国的表现有所不同。欧美学者的梳理多向思想层面开掘，多注意它与希腊、与基督教的深层关系，如Archambault， CamusHellenic Source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2。当然，他们对发展脉络的把握同样富于特色，如Poverty in the Writings of Albert Camus， Journal article by V.C.Letemandia， Polity， Vol.29， 1997。而在这个领域，中国学者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多倾向于社会层面的解读，如张容：《形而上的反抗：加缪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柳鸣九：《加缪全集·总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杨大春：《沉沦与拯救：克尔凯郭尔的精神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郭宏安：《从蒙田到加缪：重建法国文学的阅读空间》，三联书店，2007年；冯俊：《当代法国伦理思想》，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王齐：《走向绝望的深渊：克尔凯郭尔的美学生活境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这些著作为加缪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3）对存在主义美学概况的评述这一类研究文献的数量同样庞大，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但必须指出的是，哪怕是将范围仅仅局限于中国，我们也能发现，许多思想立场差异不小的学者都从自己的角度贡献过才智，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柳鸣九、郭宏安、史忠义、杜小真、何怀宏、郑克鲁、刘小枫等知名学者，他们的译介与著述为我们更深入地走进加缪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平台乃至辩论舞台。一定程度上，上述学者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246—250。等方面。然而，相对于方兴未艾的“尼采研究”、“海德格尔研究”与“萨特研究”，当下学术界的“加缪研究”不仅显得有些单薄，而且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研究者多将加缪裹挟于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中，对其思想的独特性认识不够；第二，从现代性角度系统梳理加缪的思想资源、全面分析其文学成就的著述尚不多见；第三，作为一个时刻“在场”的文学家、思想家，加缪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当代人对生活的理解，而目前的研究却常常忽略对其当代意义的正面探讨；第四，借助译介的力量，加缪曾直接影响过1980年代的中国启蒙主义思潮，但从接受美学角度探讨二者关系的研究尚有待深入。
由这些无可回避的现象出发，尤其是当笔者着意突出对这些问题的观照之后，本书的研究就不再显得没有意义了。简单地说，本书将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对加缪的多维度思想展开谱系学分析，从希腊悲剧精神、基督教传统与存在主义哲学等层面挖掘其思想的内在根源，梳理加缪与克尔凯郭尔、尼采和卡夫卡等人的精神盟友关系。努力把握加缪文学思想的核心，即对“荒诞的人”的描画与反思，并围绕其作品具体阐述“荒诞”、“反抗”这一对相互依存的范畴。辨析加缪与萨特之间由对“进步暴力论”和“道德相对主义”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决定性分歧，尝试摘掉前者始终拒绝接受却长期以来被强加于身的“存在主义”的“帽子”。同时，从价值论角度，强调加缪对于当代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浪潮的抗拒与反驳，凸显其思想的当代意义。而所有这些努力的最终目标是，在当下语境里重新复原与展现加缪无限丰富的思想世界。
二
在我看来，加缪实际上是一位站在后现代主义土壤上的文化英雄。在现代虚无主义浪潮中，他的写作既是对价值人生的一种坚守，也是对20世纪人类精神资源的独特贡献。在一个严峻的时代里如何“做人”，是其思想的核心主题。他将文学写作与意义追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鲜明地张扬着一种“反抗的诗学”，而且回应了“荒诞之后”的价值选择问题。可以说，加缪所身体力行的作为“见证”的写作对于当代中国思想界有着难以估量的意义。这同时预示着，无畏地反思个体生存之边界，勇敢地担当漫漫人生之荒诞，在诗与思的对话中体验自由的精神，或许是21世纪的中国文学走出狭隘与自闭、重新拥有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