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戴侗相类似，沈兼士将“六书”分为“意符的”和“音符的”两类，会意属于意符的一类，其特点是“初不是单为语言的符号而发生的。实际上可以说是和言语同为直接传示思想的方法而别成一源。就是一方面用声音来表示思想，由口以传于耳。一方面用形象来表示思想，由手以传于眼”沈兼士《研究文字学“形”和“义”的几个方法》，收入《沈兼士学术论文集》，4页。。沈氏所谓“思想”，即语词之意义。他这儿强调文字表示语词意义的相对独立性。
陈梦家的“三书说”指出“此三者（指象形、假借和形声——笔者按）同样达到文字的目的，即表达出语言的某一内容（即意义），但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象形是由形得义，形声是由形与音而得义，假借是由音得义”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77页。，其所谓“象形”包括许慎的“象形、指事、会意”，则陈氏眼中“会意”表达语言的方式是“由形得义”的。
以上三家都根据表词方式将汉字中的表意字和表音字区分开来，所不同的是，陈氏仅指出会意是“由形得义”的，对于形与声的关系则未涉及；沈氏则认为意符字在源头上“和言语同为直接传示思想的方法而别成一源”，似乎在暗示意符字的形与声是平行关系而没有必然的联系；戴侗则更深入一层，明确会意方法是“会其意而声从之”，“声”是依附于“意”的，它同字形的联系是以“意”为中介，是间接的。朱德熙所说的文字的音“由语素的音转嫁给字形”朱德熙《在第一次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收入《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大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我们可以说会意字的表词方式是以表意字素（即意符）的意义的组合来显示会意字所表词的意义，而所表词的音则以词义为中介转嫁给会意字成为会意字的读音。
☆☆2.2.1.7会意的虚、实及表词特点。如2.1.3和2.1.12所述，历史上徐锴、王筠皆论及会意的虚、实问题，而其得出的结论则恰恰相反——徐氏言虚，王氏言实。究二家分歧之由，在于分类标准不一：徐氏以有无“实形”，王氏则以表意是否“赅备”。
徐氏言会意“虚”，原因是它所表的词“无形可象”，这揭示了会意表词的一个特点。后人对此续有阐发。沈兼士谓“表意字”（即会意字）表示“德”、“业”，“利用现成的象形文字，人为的拼合起来，成为一种具体的形象，借以表示一种抽象的意思”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收入《沈兼士学术论文集》，24页。。唐兰说象意字“用以表达一切事物的动作和形态”唐兰《中国文字学》，93页。，表示的是“一切抽象的语言”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105页。。陈梦家则从语法角度进行了阐述：“就象形字所表达的之为事物的静态、动态、状态而言，我们可以分别它们为名字、动字、状字或形容字”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78页。。当然，陈氏所说的“象形”包括许慎的象形、指事、会意三者，因此所表达的既有表静态的名字，也有表动态的动字、表状态的状字或形容字。综合各家观点，会意字在表词上以表示动词、形容词和难以直接描摹形体的意义较“虚”的名词为主。
☆☆2.2.1.8会意的层次性。李圃关于会意的定义强调构形字素“都处于直接显示词义的上位层次”李圃《甲骨文文字学》，137页。，也就是说，会意字对于整个字形第一层次的切分所得到的应该都是意符。这就将“在纯会意字上，另外加一个无意义、不相干的声符”的所谓增声会意字参蒋善国《汉字学》，118页。排除在外了，因为这类字的上位层次是意符和声符的关系，虽然其意符是由一个会意字充当的，但那会意关系仅处于下位层次。判断会意字的标准应为整体会意关系而非局部会意关系。
2.2.2“会悟”说
关于会意的“会悟”说，历史上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其前期代表人物虽未明言“会意”之“会”即为“会悟”，但我们从他们对“会意”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他们并不严格遵从许慎“比类合谊”的定义，而是在许说的基础上将“会意”的范围又有所扩展。
张有说：“会意者，或合其体兼乎义，或反其文而取乎意。”转引自赵宧光《六书长笺》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二○三册，434页。后者为独体，即突破了“比类合谊”的概念，它同前者“合其体”的会意的共同特点在于“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同上。。“拟”、“议”都在强调会意字加入了人的主观思考在里面。也就是说，这类字不是如象形字那样对客观物象的直接模拟，而是对物象的综合或变形，对它的理解要加上人的主观认知因素才行。而人的主观认知因素是“会悟”说的基础。
赵古则继承了张有的学说而有所发展，除反体会意以外，又提出了“省月为夕”这样的省体会意。王应电则进一步发挥出“以其形而反、仄、增、损、重、叠、配、合”同上，437页。，在象形基础上变化的方式进一步增多；“于形不类而意则可通”同上。，“通”者，会悟也。
真正明确从理论上阐明“会悟”说观点的是杨桓。在他看来，会意是使人观之而“自悟”、而“自晓自会”，以“悟”、“晓”释“会”，而“会”的对象则是“天地万物变动之意”，故云“会意”。参《六书统》卷一、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二二七册，47页。
“会悟”说由于清代朴学复兴而归于沉寂，然其影响并未完全消失，现代学者仍有承其衣钵者。梁东汉说：
会意字和象形字一样，它们都是一种形象化的符号，所不同的是：象形字是独体的。象形字是一个象实物之形的单体的符号，会意字基本上是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象形符号组成的复合符号，只有少数是从象形字变化出来的独体的符号。
……所有的会意字都可以包括在下面六根据原书后文内容，“六”当为“七”之误。种形式里：
……
（V）增加或者减少笔画（如“甩”）
（Vi）反写或者倒写某一个字（如“乏”、“叵”）
（Vii）从某一个字“分化”成两个字（如“凸”、“凹”）
（《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102—115页）
总之，“会悟”说打破了许慎“比类合谊”的限制，指出会意不是对客观物象的刻板摹写（“形者，体也，常也”），而是“假其形之变”以见意，其核心观念在于强调人的主观意念的参与。这与班固“象意”之称名颇有几分神似。如果此说成立，则关于“会意”的“会合”、“会悟”二说之分歧，远自东汉“六书”学说中“会意”、“象意”之分即已发其端矣。
2.2.3应该说，“会悟”说的出现，源于早期的“六书”系统对汉字构形表词方式分析的不周延性。由于“假其形之变而意见”的表意字在许慎的“六书”系统中没有恰当的位置，而“崇经媚古”的古人又不敢对“六书”框架加以突破，因而只能在框架内部进行调整。他们抓住“会”有“会合”和“会悟”二义，于是将“从象形字变化出来的独体的符号”混入许慎“比类合谊”的“会意字”名下，完成了一次“托古改制”。
但是这毕竟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表意字，要解决分类问题，恐怕还得突破原有的框架。因而到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中，就将这类“假其形之变而意见”的字纳入“表意、形声、假借”这一新的“三书说”的框架中，作为“表意字”的一个附类“变体字”来处理。参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39—142页。所以本文所讨论的“会意字”中，不包括这类“变体字”。但是我们对于“会悟”说所强调的人的主体认知功能这一合理内核，则会在研究中加以吸取。
2.2.4综上所述，我们在许慎“比类合谊，以见指撝”的基础上，对“会意”所下的定义是：
汉字的表词方式之一。它以两个或两个以上表意字素（即意符）按一定的语义、语法关系组合来显示整字所表词的意义，这些表意字素都处于直接显示词义的上位层次。表意字素意义的会合过程中，带有参与主体（包括造字者、用字者和识读者）的主观认知因素，因而不是纯客观的，并且体现一定的社会性和民族性。它通过表意字素组合产生的造字意图来显示语言中的词义，二者有时较为切近，但有时可能仅仅相关。它所表示的词义一般较为抽象，以表示动词、形容词和难以直接描摹形体的意义较虚的名词为主。它所表示的词的音则以词义为中介转嫁给它成为该字的读音。
关于会意兼声字
本节主要讨论“会意兼声字”的归属问题，它们是属于会意范畴、形声范畴，还是兼属二者；同时，我们也会附带研究“会意兼声字”的来源以及它们在表词上的特点。
2.3.1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会意兼声”问题的研究历史。
第一个揭示会意兼声现象的无疑是东汉的许慎，他在《说文》中以“从某从某，某亦声”的条例来说明某字是会意兼声字。从其表述程式推测，许氏是比较倾向于将这类字归属于“从某从某”的会意范畴的，而“某亦声”的“亦”字则表示这类会意字的特殊性，它的某个意符也兼表“声”。
而系统阐述兼书理论的当属南宋郑樵。他将373个“声兼意”的字归于“谐声”类的“变生”小类中参郑樵《通志略·六书略·六书图》，110页。，并且说：“有谐声而兼会意者，则曰声兼意。”郑樵《通志略·六书略·六书序》，112页。可见郑氏是将这类字当作谐声字的变例来处理的。
与兼书理论密切相关的是王圣美的“右文说”：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
王氏指出了形声字声符表意的现象，然而对于其原因则未作说明。试图对此作出解释的，则当数戴侗的“推类”说：
六书推类而用之，其义最精。昬本为日之昬，心目之昬犹日之昬也，或加心与目焉；熏本为烟火之熏，日之将入，其色亦然，故谓之熏黄，《楚辞》犹作纁黄，或加日焉；帛色之赤黑者亦然，故谓之熏，或加糸与衣焉；饮酒者酒气酣而上行亦谓之熏，或加酉焉。（《六书故·六书通释》）
“推类”说以例举的方式，指出了汉字衍生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原字基础上加上意符衍生新字，以记录一个与原字同源的词，原字和衍生字在表词上有共同的语义特征。这就给了“右文说”以发生学上的初步解释。
到了清代，段玉裁进一步对许说做了阐发：
凡言亦声者，会意兼形声也。凡字有用六书之一者，有兼六书之二者。（《说文解字注》“吏”字条）
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也。《说文》或称其义，略其形声，或称其形声，略其会意，虽则省文，实欲互见。不如此，则声与义隔。又或如宋人《字说》，只有会意，别无形声，其失均诬矣。（《说文解字注》“禛”字条）
段氏主会意、形声两兼之说，并指出“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的原因是“声与义同原”，这就较戴侗的“推类说”又深入了一层。
王筠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别文”和“累增字”上：
字有不须偏旁而义已足者，则其偏旁为后人递加也。其加偏旁而义遂异者，是为分别文；其种有二：一则正义为借义所夺，因加偏旁以别之者也；一则本字义多，既加偏旁，则只分其一义也。其加偏旁而义仍不异者，是谓累增字。其种有三：一则古义深曲，加偏旁以表之者也；一则既加偏旁，即置古文不用者也：一则既加偏旁，而后世仍不用，所行用者，反是古文也。（《说文释例》卷八）
“不须偏旁而义已足”，谓本为意符；后加偏旁，亦为意符。“分别文”、“累增字”与原字皆同源，二者之异在于加偏旁后新字之义与原字是否有异。王氏学说不同于段氏笼统地说“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同源关系的新字与原字在意义上的异同，并进而推求后加意符的起因。当然，王筠对“分别文”和“累增字”所分的小类也并非十分完善，比如分别文的第一种“正义为借义所夺，因加偏旁以别之者”（如“族—镞”、“求—裘”），增加偏旁并未改变原初的意义，实际上应为累增字而非分别文；又如他对累增字分类的标准也并不统一。尽管如此，王筠对会意兼声字与其声旁的意义关系的研究，应该说较前人前进了一大步。
近代以来，章太炎突破“右文”旧说，标举语根为研究的出发点，初具现代语言学的观点。同时，他也指出了“右文说”所谓的“声旁表义”具有不同的类型：
昔王子韶刱作右文，以为字从某声，便得某义。若句部有鉤笱，……及诸会意形声相兼之字，信多合者。然以一致相衡，即令形声摄于会意，夫同音之字，非止一二，取义于彼，见形于此者，往往而有。若農声之字多训厚大，然農无厚大义；支声之字多训倾衺，然支无倾衺义，盖同韵同纽者别有所受，非可望形为譣，……深惧学者或有锢駤，复衍右文之绪，则六书残而为五，特铨同异，以谨方来。（《文始略例》庚）
“句”有“弯曲”义，故从“句”之“鉤”、“笱”亦含“弯曲”义，此为声旁表义的一种类型；“農声之字多训厚大，然農无厚大义；支声之字多训倾衺，然支无倾衺义”，这类“取义于彼，见形于此者”，为声旁表义的另一种类型。这两种声旁表义要做明确区分，否则如“以一致相衡，即令形声摄于会意”，六书亦将“残而为五”矣。
沈兼士受章太炎的启发，将“音符兼义者”分为两类：一类是“音符兼义而非其语根者”，如“‘與’声的字多有安徐之义，而‘與’字本身无此义，其义盖受于‘余’，‘余’，语之舒也”；另一类是“音符兼义且即其语根者”，如以“斯”为音符的字多有“析散”的意义，而“斯”本身即有“析”义。参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收入《沈兼士学术论文集》，25—27页。在另一篇文章中，沈氏指出：“右文有由本义分化及由借音分化两派。前者，其义有本义与引申义之别；后者，其本字有可知及不可知之分。”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收入《沈兼士学术论文集》，154页。可知，“由本义分化”对应于“音符兼义且即其语根者”，而“由借音分化”则对应于“音符兼义而非其语根者”。此为右文中“异”的一面。同时，沈兼士又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右文中“同”的一面。他总结出右文的公式为：
（ax∶bx∶cx∶dx……）∶x
并指出：“惟右文须综合一组同声母字，而抽绎其具有最大公约数性之意义，以为诸字之共训，即诸语含有一共同之主要概念。”《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收于《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同上，82页。“诸语含有一共同之主要概念”揭示了“右文说”的实质。
裘锡圭将形声兼会意字放在形声字中加以讨论。在论及“声旁跟字义的关系”时，他说：“如果在某个字上加注意符分化出一个字来表示这个字的引申义，分化出来的字一般都是形声兼会意字。有义的声旁主要就是指这种字的声旁而言的。”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75页。这主要包括王筠所说的“分别文”，而王筠所说的“加偏旁而义仍不异”的“累增字”则并未提及。这可能主要是因为“需要加注意符以明确本义的字，多数有比较通行的引申义或假借义，加注意符的后起字出现之后，初文通常就逐渐变得不再用来表示本义，而只用来表示引申义或假借义了。……这种后起字实际上起了分化字的作用，可以看作加注意符表示本义的分化字。它们所包含的初文，如‘蛇’、‘趾’等字所包含的‘它’、‘止’等偏旁，一般人都不当作初文而只当作声旁看待。所以应该承认它们是形声字”同上，1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