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意与义界
“会意”与“义界”，作为两种词义表现方式，从外在形式上看，无疑具有很多的不同；然而如果我们透过表象观察其内核，就会发现二者在很多方面又是十分相近的：它们都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词（或语素）的意义组合表示一个词的意义，它们所显示出的汉人对词义的理解、认知方式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都为我们开展二者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依据。
本节将试图通过对会意字构形字素的释义方式和训诂学中的“义界”方式作比较，证明前者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义界”方法的滥觞。同时，我们也将讨论前者作为一种以字素空间块面组合来呈现的“义界”形式所具有的不同于以线性组合为特征的自然语言中“义界”形式的一些特点。
3.1.1黄侃云：“训诂者，以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论其方式有三：一曰互训，二曰义界，三曰推因。”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186页。可见“义界”为训诂方式之一。关于“义界”，黄氏申论：
义界者，谓此字别于他字之宽狭通别也。夫缀字为句、缀句为章，字、句、章三者其实质相等。盖未有一字而不含一句之义，一句而不含一章之意者也。凡以一句解一字之义者，即谓之义界。（《荀子·正名篇》：“名也者，累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一个名词底面即是一句话。（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187页）
黄氏谓字、句、章同质，“以一句解一字之义者”即为“义界”。许嘉璐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
义界即给词义下界说（所以章太炎称之为界说），也就是用一个以上的词（词组或句子）给词义做定义式的解释，以指明词义的内涵和外延，使人明了所反映的事物的实质以及该词与其他有关词语的同异。（《〈说文解字〉释义方式研究》，收入《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
许氏发展了黄氏理论，指出“义界”就是“用一个以上的词给词义做定义式的解释”，这“一个以上的词”就形成了词的组合关系，不仅包括黄氏所说的“句”，也包括稍低一级的语言单位“词组”。
这种以多词（含二词，下同）释一词的语义关系，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以多个字素义组合显示一个词的意义的会意字的字素与字的意义关系。在我们看来，在汉字的编码、解码过程，即汉字的“取象造字”和“表词认知”参李圃《汉字学元点理论及相关问题》，收入《中国文字研究》。会意字表面上看是以多字素义训释字的本义，其实质是以多个字素所代表的词（或语素，下同）的意义组合来表示该会意字在造字时所代表的语言中的词的意义。从逻辑学上来说，也就是用多个概念意义的组合来显示单个概念的意义。因此，义界的称名虽属后起，但由于在会意字的造字过程中包含着造字者当时对于事物意义的判断及概括，所以我们说在心理、表达和认知的意义上，“会意”释义方式就是造字时代一种特殊的“义界”，会意字就是现存最早的义界“化石”。
说会意字是现存最早的义界“化石”，是因为二者的释义方式相似，它们都是以多个字素或字所代表的词的意义组合来显示被释词的词义的。这里不仅有对名词的“属＋种差”式，对动词、形容词的描写式这样的正面释义，而且还有“屰夭为（幸）”、“不正为歪”这样利用反义关系的反面释义。关于这方面，后面拟辟专章讨论，此不赘。
3.1.2会意字和一般“义界”对词义进行界说，其实质是通过旧信息的组合推导出新信息，从参与者的已知信息推导出未知信息。这就涉及解释中的四个要素：被释词和释词，解释者和接受者。解释者通过释词所代表的旧信息、已知信息推导出被释词所代表的相对于接受者来说的新信息、未知信息，从而完成信息的传递过程。
所谓“旧信息”、“已知信息”，是指解释者和接受者头脑中共有的与被释词相关的知识信息。而这种共有的相关信息很多，解释者可以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对被释词的意义加以揭示。这中间就包含解释者的主观判断、主观抉择问题，使释义打上释义者个人主观认知的烙印，带上释义者的个人色彩。所以许嘉璐说义界是“主观观察、分析的结果”，“义界的水平标志着人们对主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度”许嘉璐《〈说文解字〉释义方式研究》，收入《未辍集》，185页、194页。。这突出表现在为表示同一词语所造的取象不同的会意字上。例如：
灾—災：大火烧屋为“灾”；河川壅塞、大水横流未尝不是灾难，故以水灾、火灾并举作“災”。
塵—尘：鹿扬土为“塵”，是从起因上着眼；小土为“尘”，则是从性状的描写上入手的。
《说文·言部》：“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古文信。，古文从言省。”小篆以人言为信唐兰谓“信”是从人、言声的形声字，裘锡圭认为是从言、人声。参裘锡圭《文字学概要》，99页。说虽不无道理，但从汉民族认知习惯考虑，许慎以“人言为信”，说亦可通。今暂从许。，一古文从人口，与人言相近（在造字中，口和言常通用）；另一古文从心从言省，则取象的角度有别，以由衷之言为信也。
释义者都生活于特定的时代，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使释义打上时代的烙印，受到一定时代认识水平的局限，而这正是那个时代物质、精神文化发展水平的真实反映。如火药发明之前，古人所谓“礮”为抛石机，故从石，后来发明火炮后改从“火”作“炮”；古人以“鲸”生于水中形似鱼而着“鱼”旁，是因为在他们眼中“鲸”属于鱼类，今人因为鲸哺乳且以肺呼吸，不以鲸为鱼类而属之哺乳类。此为形声之例。就会意字来说，此类例子也很多。即以“女”部字而言，“妾”，《说文·女部》云：“有辠女子，给事之得接于君者。从从女。《春秋》云：‘女为人妾。’妾，不娉也。”“”为施剠刑的刑具（郭沫若说），“妾”字从从女，正透露出上古有以罪女为奴婢之制。其他从“女”之会意字如“姦”、“奴”、“奻”等皆含贬义，这是古代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的体现。所有这些都反映了造字者——即释义者——认知上所带有的鲜明的时代特点。
除了释义者的个人特色和时代色彩外，释义过程中还会反映出一定的民族特征，因为不同的民族生活于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些因素都会在释义过程中有所表现。例如：
美，《说文·羊部》：“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徐铉曰：“羊大则美，故从大。”许慎认为“美”的观念起于味觉，而徐铉则认为起于视觉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疑象人饰羊首之形。”此别为一解。，这反映了汉民族比较独特的审美观。
王，吴其昌据甲金文谓其为“斧形”参吴其昌《金文名象疏证》，载《武大文哲季刊》五卷三期。，盖“以主刑杀之斧钺象征王者之权威”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卷一。。这反映了汉民族对“王”之威权观念。古埃及圣书字则以“”（“莎”加“蜂”）表示“国王”，莎草代表上埃及，蜜蜂代表下埃及，莎草和蜜蜂合起来表示南北埃及之王。这一观念民族色彩十分浓郁。与之相似的还有圣书字中的“”（“天子”，“鸭”加“日”），鸭表儿子，日表太阳神，太阳神的儿子就是“天子”参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159—160页。。
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以“”或“”（“女”加“山”）表示“婢”，婢女是山区来的女孩。这也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同上，160页。。
以上我们分别从个体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三个角度论证了会意字对词义界说的一些特点。诚如许嘉璐所说：“语言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参许嘉璐《关于训诂学方法的思考》，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将着重从认知的视角来考察会意字的“取象—表词模式”。
3.1.3尽管一般“义界”和会意字对词义的界说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由于自然语言与书面文字承载介质的差异，它们之间也有很多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自然语言中，义界的释词部分多个词语的排列顺序是按语言中的语法规则，在时间上（书面语中是在空间上）呈线性分布的；而会意字中的多个构形字素则是在空间上呈块面分布的，字素之间的顺序也无一定之规，在甲金文中甚至随意性较大，因此其解读顺序是一种无形的“隐秩序”——是有待按照字素之间的意义联系恢复成自然语言中合乎语法规则的顺序。如“遯”、“逸”、“追”、“逐”从表面上看，均为表行动义的动词性字素“辵”和表动物或人（“”在甲骨文中表“師”，即军队）的名词性字素的组合，字素的空间位置关系也基本一致，但在表义的深层，“遯”、“逸”中的“豚”、“兔”为施事，应理解为“豚辵”和“兔辵”；而“追”、“逐”中的“”、“豕”却为受事，应理解作“辵”和“辵豕”。又如“从”与“比”在甲骨文中无别，许慎说“反从为比”，二字皆从二“人”，但从表义上来看，“从”为一人跟从另一人；“比”为二人相并，表亲密义。
（2）自然语言中，义界的释词部分是依照语言的原貌完整呈现的，一般没有缺省；而会意字中，虽然也有“小隹为雀”、“是少为尟”、“屰夭为（幸）”这样类似自然语言的完整释词，但大多数会意字的构形字素都对自然语言做了某种程度的“省略”，仅仅保留对显示字本义起关键提示作用的成分作为构形字素。如“班”为以刀分玨，省略了介词“以”和动词“分”。又如“弔”，从人从弓，要了解其问终之义，还要补上“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会驱禽”这样的背景知识。
（3）由于会意字的多个构形字素呈空间上的块面分布，因此，相对于一般自然语言的义界来说，相当一部分会意字就多了一种显示意义的手段——利用字素间的相对空间位置关系来显示字义。这在甲、金等早期汉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此唐兰先生甚至说“古文字只有象意，没有会意。象意字是从图画里可以看出它的意义的”唐兰《中国文字学》，71页。。这可能是早期文字画的遗风。在理解这类会意字的意义时，应当将字素间的空间位置关系作为意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考虑进去，而自然语言中的“义界”则缺少这种表意方式。如“棗”与“棘”的区别，在于“棗高，故重之；棘卑且丛生，故并之”王筠《说文解字句读》，254页。，就是利用字素“朿”在空间上的一重一并来显示其特点的。又如“即”、“既”利用人面与食物“皀”的向背表示“就食”与“食尽”的区别；再如“杲”、“杳”通过字素“日”与“木”的位置关系暗示“明”、“冥”之别。
以上三点都是由于“义界”和“会意”这两种对语词的释义方式从线性的语言到平面的文字，从口说的声音到书写的形体，从表达的完整性到书写的简洁性的不同特点而造成的。
会意的认知原理
认知是人们获得和应用知识的过程，也可以叫信息加工（或讯息处理）（informationprocessing）的过程。参彭聃龄、张必隐《认知心理学》，3页。在2.5.5中讨论会意的性质时我们曾说过：“会意作为一种表词方式，其终极目的是为了完成词所包含的音、义信息的传递、贮存和应用，因此我们说它是一种以表词为依据的大脑中的认知结构，是一种词（语素）的音、义信息在大脑中的存储基模。”通过上节我们论证了会意是词的义界方式在汉字字形层面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会意字的发生过程要以词的义界为中介，会意字对词义信息的获取、表征、记忆、推理等都要以义界作基础；同时，由于词义承载形式的不同特点，自然语言中的“义界”形式在转化为字素空间块面组合形式的会意字时又具有一些独特的表现形式。本节以此为基础，将会意字的发生认知过程分为两个阶段：（1）义界的发生——会意字生成的准备阶段；（2）取象表词——会意字生成的实施阶段。我们以这两个阶段的划分，分别表示客观世界的主观化和主观世界的字形化。下面将分别探讨这两个紧密相连的认知阶段的不同特点。
3.2.1作为认知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表征”指的是信息在头脑中的贮存方式，具体地说，就是“将对象的某些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在主体头脑中以另一种对应的形式予以表现”朱曼殊主编《心理语言学》，143页。。这种表现形式具有不同的水平，可能是形象的，也可能是抽象的符号。现代信息加工的认知心理学认为，“输入信息在人的头脑中是以摹象表征和命题表征的形式贮存的”同上，146页。。
3.2.2摹象表征反映认知中生动的、形象的一面，在心理上与真实物体状态间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在汉字体系中，摹象表征的代表形式就是象形字，如“日”、“月”、“犬”、“虎”、“山”、“水”等。从人类认知的角度来说，采用摹象表征来贮存的概念一般具有直观形象性，是具有空间特性的视觉形象编码；同时又具有基本层次性，人类认知一般是从基本层次范畴开始，向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扩展的。例如人类对抽象概念“动物”的理解，首先来自对以摹象表征表现的基本层次范畴“鸟”、“兽”、“虫”、“鱼”的了解，这在义界中常表现为对范畴成员的列举；而对于不同鸟类这样下位范畴的理解，人们往往是以基本层次范畴“鸟”（隹）为中介的，如“小隹”为“雀”，山雉尾长者为“翟”等。可以看出，人类对概念的理解大多是在基本层次范畴上组织的，这是因为基本层次范畴的概念更容易感知、学习和记忆。这一点可从较为原始的语言和儿童习得语言的过程中得到验证这方面的材料，可参看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161—174页；朱智贤《儿童发展心理学问题》，262页。。因此以摹象表征来代表认知的基本层次范畴的象形字就成了掌握其他层次概念的认知元语言。越具能产性的象形字越具有作为基本层次范畴的资格。基本层次范畴反映了认知范畴的层次性。
3.2.3当然，也并非所有具有直观形象性的概念都采用摹象表征的象形字来表示。例如“犬”作为与古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种动物，被作为一个基本层次范畴以象形方式来表示，但《说文》小篆系统中，同样作为动物的“狐”、“狼”、“狻”、“猴”、“玃”等却没有采用“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象形方式来造字，而是以“犬”为共同意符，分别加上不同声符的形声方式来表示。这说明在其共同的上位层次范畴——兽类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犬”在人们的头脑中被作为概念的原型而成为表示其他非核心成员的类符，这种以个体名词代表类名的现象揭示了表征过程中原型范畴的存在。
认知语言学认为，“实体的范畴化是建立在好的、清楚的样本（exemplar）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将其他实例根据它们跟这些好的、清楚的样本在某些/一组属性上的相似性而归入该范畴。这些好的、清楚的样本就是典型（即原型），它们是非典型事例范畴化的参照点。这种根据与典型事例类比而得出的范畴就是原型范畴（prototypebasedcategory）”袁毓林《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收入《语言的认知研究——认知语言学论文精选》，191—192页。。范畴就是围绕典型、家族成员相似性而组织起来的集合概念。一个范畴内部各成员的地位是不均等的，有的是范畴的典型成员，有的是非典型成员。类典型论揭示了范畴的向心性和开放性参杨忠、张绍杰《认知语言学中的类典型论》，收入《语言的认知研究——认知语言学论文精选》，1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