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江海相连，海天一线。只有孤月一轮，随潮而生。这里展现的是一个极为阔大浩渺的空间，如此静寂的大空间连缀的是人对时间的感思。百年千年，万古如斯。这是宇宙的时间。“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可谓月印万川，天涯共此时，广袤的空间获得了时间上的同步。接下来是视觉性的描写：水绕芳甸、月照花林、空里流霜、汀上白沙、空中月轮。时间像是被凝固了。没有“逝者如斯夫”式的喟叹，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式的壮怀。在这里，时间作为“曾在”来到“此在”的面前照面，人与“永恒”猝然在时间中遭遇，有限突然窥视到本真的无限，他带有些许惶惑，但很快又归于平和冲融。天地之间唯剩下独特的此在和巨大的无限。没有对时间流逝的感伤，也没有直面大道真宰时的怯懦和臣服。二者默然相会，悠然有意！但是，这并不能“敉平”人对时间的种种疑虑：“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是一个富有哲思性的元问题，又有谁能作答呢？似乎不得而知。“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人的时间的有限性通过一代代的延续获得了某种无限性，并见证了宇宙时间的无限。“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江月年复一年，照临大地，一如望夫石之执著，有所期待。通过诗人的想象，宇宙时间获得了此在式的存在，因为此在的时间是有限的，是可以终结的。也只有此在才可以以期待的方式操心。这里实际上开启了后文。然而，这种期待守候并未有任何回应，唯有白水东流，天地复归于阒静。
以下各句开始转到写相思之情，时间依然隐约期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此为过渡，着一“愁”字，道出些微消息。紧接又徐徐托出诗之旨归：“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一为客子月夜扁舟，一为思妇凭栏怀人。人隔两地，思情堪托？唯有婵娟可共，料想客子扁舟望月，定当思念远在家乡的玉人吧。以海德格尔的时空观来解读这句诗，便是此在通过“去远”的方式使远处的存在者来到近处照面。“去其远使之近”并不意味着把某种东西移到离身体距离最小的某一空间点，而是说此在通过寻视操劳从周围世界的“那里”理解自己的“这里”，此在从那里返回到自己的这里。这种“去其远使之近”是此在操劳的方式，使得此在获得了本质上的空间性。①正是此在这种“去远”的空间性，既可以“天涯若比邻”，也可以“咫尺成天涯”。关键取决于存在者是否真正处于此在“寻视”操劳的范围之内。在这句诗中，客子虽然远在他乡，但他仍然可以来到思妇的世界中“照面”，或执手凝噎，或畅叙契阔。但是，此在的这种空间性是根植于时间性之中的。此在通过定向与去远获取空间，并把远处的上手事物摆到当前。这一过程是在此在的时间性始终“绽放”的情况下完成的。也就是说，此在“沉沦”于操劳，使远处的事物被带到近前，被当前化，这本身就是此在时间性的展示。思妇通过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通过对将来聚首时的遐思，将过去、未来一统归并到当前。曾在的东西再次登场，重新焕发出亮采。
以下四句从月楼徘徊、离人对镜、卷帘捣衣、寄思龙雁等场景进一步铺写人在当前的时间状态。“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此句中“镜”字也是一个隐喻性的时间意象。李白诗云：“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离人对镜，是否发现容颜憔损，甚或秋霜侵鬓呢？可叹春华易老，韶光不再。客子远游，何日得返？思念中的时间更是悠绵难度，可谓“日长如小年”。思妇想通过寄情于具体的日常事务来排遣这种思绪，然而这也丝毫不能减少其内心的愁苦烦闷。“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毡上拂还来。”纤纤月夜，唯有明月可共，客子想跨越时空，逐月追人。“此时相望不相见，愿逐月华流照君。”如果这样难以实现的话，便是托以龙雁，聊寄愁思也好。然而，这种想法也不过是一己之奢望。于是只好转入梦中，或许在梦中能够相见吧。自此，诗又转入梦中的时间。“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这里也出现了一个表示时间意象的词：“春”，春为一岁之首，象征生命的开始。《庄子·德充符》：“与物为春”，郭庆藩注曰：春，“群生之所赖也”①。春天到来，万物萌生。春晖光景，携手共游，何其快哉！同时，春也象征着人的青春时光，华年似水，随春而去。等到水也流尽了，月也西斜了。聊可与共的明月早已深藏海雾之中，现实中的两个人相隔又何其遥远！思君之情只好复又摇落弥散于江边的树林里。
闻一多认为这首诗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②，当不是随口诳语。这首诗的魅力在于，它能把深沉庄严的宇宙之思化为轻柔的“诗的时间”，并通过一系列的时间意象展露出来。江流、月轮、镜台、落花，所有的时间都被融化在纤纤的月光之中。它不像庄子，通过深刻的主体反思追问时间的意义和自身的存在。也不像屈子，上天入地，求神问鬼，焦虑地寻求人类自我身份的确证。诗人以一种宽和平淡的心态来写宇宙时间，似乎显得胸次简净，无复多求。这便是诗，没有哲思的锋芒，但并不减其深邃。他把人带到这个谜一般的问题面前，然后又悄悄地抽身而去，遥望白云悠悠，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没有谜底的谜。所以，他又从宇宙时间转到了人的生命时间，包括现实想象的时间和梦境中的时间。因此，在这首诗里，宇宙之问和爱情之思这两个永恒主题就通过时间连缀在一起了。哲性的宇宙意识因为爱情的渗透而获得一种诗意的表达；爱情的抒发也因宇宙意识而变得更为纯洁。
有学者认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最典型地代表中国山水诗的精神面貌”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首诗“隐藏着个绝大的秘密”，那就是它表达了人心与自然的大和谐，诗人通过礼赞生命与自然，营造了一个情感丰沛、光华熠熠的宇宙生命境界。在这一境界中，人的生命与宇宙本体并不是隔绝乖离，而是互通相感，浑然一体的，这就是《春江花月夜》的精神主旨，而“中国山水诗的蓬勃的灵感气韵，正从此一主旨中流出”②。
张若虚仅有两首诗留下来，而他仅凭一首《春江花月夜》就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可见该诗具有非同一般的精神价值和艺术魅力。其成功的秘密之一，就是紧扣时间这个永恒主题，通过春、江、花、月、夜这五个时间意象编织了一个如梦似幻的审美时空之境，既显示了勘破时间之谜的穷理精神，又营造了一种堪比珠华的美丽意境。就时间体验的诗性传达而言，不仅终唐一代无人可出其右，就是整个中国诗歌史上也难觅其匹。
（原载《名作欣赏》2005年第2期，内容稍有增删。该文被收入《中学语文名篇多元解读》一书，王丽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该书为“文艺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丛书”之一，王富仁主编，属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成果，该书共收有关《春江花月夜》解读的文章3篇，另外两篇作者为闻一多、过常宝）
文化视阈中的女性身体—从《一对恩爱夫妻》与《陈小手》展开
《一对恩爱夫妻》是贾平凹长篇记叙文《商州初录》中的一个短篇。故事很简单，大来和菊娃因为培育木耳致富，是石庄公社的冒尖户。“我”因为好奇，晚上开完会随同大来到了他的家。他媳妇菊娃很贤惠能干，从背后身形看，柳秀娟好。但就着灯光一看，让“我”大吃一惊，她的脸有很多疤点，嘴角也歪向一边。牙齿却雪白整齐，显然是后天造成的。经探问，大来告诉了实情。他们结婚第三年，公社原书记来到沟里来考察木耳培育情况，看上了他老婆。后来书记利用职权点名让大来去三十里外修水库，并趁此糟蹋了他老婆。大来回来后到公社告状，反被书记说是诬陷，又被勒令去水库工地，他老婆又多次被糟蹋。大来知道后要找书记拼命，被菊娃拦住。一次，大来在衣服上涂了很多漆，要老婆用汽油洗洗，他在后面丢了根火柴，菊娃的脸被严重烧伤。大来懊恨不已，菊娃却安慰他说这样好，就这样。从此，书记再也不来了，他们又过上了平静恩爱的日子。
《陈小手》是汪曾祺的一个短篇小说。陈小手是附近有名的男妇科大夫，凡有难产的情况，陈小手一到，皆能顺利。有一天，开来一支部队，正赶上团长的太太难产，几个老妈子接生婆都没有用，只好去请陈小手。陈小手骑着白马到了，团长说，大人小孩都要保住，否则崩了你。陈小手忙活了半天，终于平安接下来了。团长摆宴款待，并给了二十个大洋。陈小手也不推辞，道了一声“得罪”，骑着马走了。还没有走几步，团长掏出枪，一枪打下陈小手，嘴上还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你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团长觉得怪委屈。
一
这两篇故事虽然形制短小，但是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和人性意义却让人难以释怀。在作者平静的叙述下面，蕴藏着某种让人震慑的力量。这种力量似乎不是来自叙述本身，而是来自叙述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当然，不同的叙述所形成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但是就这两个故事来说，无论采取哪一种叙述方式，都不能遗漏其中的文化信息，否则就很难产生这么大的意义力量。这两个故事社会背景不同，情节也不一样。但是，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是共同的。那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中，作为文化主体的男性（丈夫、君王等）会以什么样的眼光来打量女性（妻子、臣妾等）的身体？而当女性身体遭遇到其他男性的“猥亵”，这个男人又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在中国文化中，这是一个关涉到存在的元问题，它折磨着每一个男人的思维神经。
中国古话说：“妻子如衣服。”衣服是身外之物，它只是附着在男性身体之上的一个衍生物。但这并不表明这个衍生物可以任由他人目击身触，甚至猥亵践踏。相反，这件所谓的“衣服”恰恰是男性身体的延伸，并从根本上关联着男性存在的尊严。如此，在这种男权文化的影响之下，男人的心理会形成一个悖论：一方面，男权控制着女性身体，这个身体完全是私属的，任何其他男性都不可觊觎侵犯；另一方面，女性身体又无法独自挺立起来，而只是依附于男性，成为男性身体的延伸，因此，它并不能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文化意义。贾平凹的《一对恩爱夫妻》（为了表述的方便，以下简称《夫妻》）和汪曾祺的《陈小手》就是在这种悖论性的文化视域中展开的。或许，从这个视角切入，更能领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也更能展现出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这两个故事在叙述方式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在情感层面，作者都设定了一个让读者关注的焦点，《夫妻》中是那个原公社书记，他是罪魁祸首，让人们产生愤怒、憎恨的情感；《陈小手》中是陈小手，他是一个受害者，救人性命反被对方杀害，引起人们悲悯和敬重的情感。但是，在思想层面，作者都用另外一只眼睛盯着另外一个对象。在《夫妻》中是大来，《陈小手》中是团长。可以说，正是这两个角色，使得这两个故事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张力和深厚的文化意蕴。
《夫妻》中的大来是一个弱者，老实忠厚，不与人争，虽然也不乏男人的血性，但终归没有表现出来。然而，正是因为这种血性没有得到及时的宣泄，才将这个老实人灵魂深处的九曲八弯全部暴露出来。几次怀藏利器寻仇未果，使得他的心中积聚了巨大的情感势能，如果得不到疏导，后果难以预知。大来在痛苦的思索之中，想到了妻子美丽的脸，或许还想到了“红颜祸水”之类的古老箴言，并将怨怒的对象成功地转向了自己的妻子。最后，他通过“自戕”的方式排遣了心中的怨怒和屈辱，烧毁了妻子的脸，而他的妻子竟然也没有什么怨言。妻子对丈夫的这种没有界限的归附和认同，却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恩爱”了。故事中出现的“衣服”其实是一个隐喻，那是大来打量妻子身体的眼光和姿态。换言之，“妻子如衣服”的古老信条潜藏在大来的灵魂深处，当这件衣服脏了或者破了，就应该脱下来洗一洗，补一补。故事至此，已然形成了巨大的反讽。这个故事的情节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示了传统文化中的人性真实。在弱者的精神世界里，“自戕”成了一种对抗外侮的武器，成了泄导心理势能的减压阀。
《陈小手》中的团长俨然是一个强权人物，对他人的生杀予夺，全在其一念之间。当然，我们可以结合历史时代的因素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种讨论是难以深入的，因为，就算是在那个杀伐无度、时乖命蹇的年代，陈小手的死也是不可解释的，团长为何要杀死自己的恩人？而且还感到十分的委屈？我想，如果深入到其中的文化内涵，并结合男权视阈中的女性身体这一层面，或许能够更清楚的理解这个问题。团长为什么会觉得委屈了呢？因为陈小手这么一个被人瞧不起的男“老娘”竟然摸了他的太太的身体，尽管这种接触是迫不得已的。
《孟子·离娄章句上》有言：“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朱熹注：“权，称锤也，称物轻重而往来以取中者也。”①如此看来，陈小手接触团长太太的身体是一种“权”变之举，它是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遵循“男女授受不亲”的旧“礼”，陈小手就没有办法救治团长太太。但是，在团长的内心深处，这种权变之举并未转化成他所认可的“礼”，因而只属于“非礼”。陈小手通过“非礼”的方式挽救了团长太太及其子嗣，于团长一家有恩。所以，团长一定要通过人情所认同的方式回报这个“礼”，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所以，当他通过设宴付酬的方式完成了“还礼”的过程之后，他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使对方受到“礼”的惩罚。而且在他看来，这种惩罚实在太轻了，因为他做到了“礼”，但对方却“非礼”了，实在不是君子所为。
由此，《陈小手》中的真正冲突是“权”与“礼”之间的冲突。朱熹说：“权而得中，是乃礼也。”②尽管这位理学老人善于打圆场，但也不能从根本上说服男权文化中的芸芸众生。因为，“男女授受不亲”本来就是对女性人身自由的限制，这一伦理法则体现了男权文化对女性身体的占有和控制，尤其是对于具有权势的男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