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22日夜，刚刚看完高宗武的报告，明确知道日本人“锁定”自己的汪精卫得到了另一个消息：日军攻占九江的第一线部队波田支队，趁夜色在湖口乘船，在海军掩护下逆流而上，在当天半夜到达离九江22千米的登陆地姑塘。与中国军队激烈交战之后，日军突破庐山北面数道阵地，九江城沦陷在即。
此时的汪精卫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日军在武汉外围的战役中节节推进，距离武汉的脚步越来越近，本来就对中国人的抗战能力持怀疑态度的汪精卫内心一片灰暗。
另一方面，日本又通过另一种渠道传递出某种“诱人”信息：10天以前，日本五大臣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政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刚刚与周佛海商量完的这份高宗武的报告更是将这个意图直接点破。
“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与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亿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
当蒋介石邀其讨论高宗武报告时，汪精卫仍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与日本谋和。但位于权力中心的蒋介石最后作出了相反的决定，汪精卫终于明白：通过党内决议方式，是不能实现他的“和平”主张的。
回到香港后的高宗武因肺病复发，与日方接洽的任务由他的温州同乡、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梅思平接手。日本方面的联系人是时任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兼华南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从8月29日开始到9月初，梅思平与松本连续进行了五次会谈。
1938年10月，战事上频传着坏消息，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国民政府没有关闭调停之门，愿意与日议和。而这时日方也已经通过汪精卫的亲信梅思平再次向他转达了希望他出山的意见。
11月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汇报，在香港机场，为躲避检查，梅思平将协议抄录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面交汪精卫。汪精卫随即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等人商讨。
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30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
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当时从重庆到国外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重庆赴香港，这很便捷，但以汪精卫身份显赫，不可能无故公开乘机去香港，所以选择此路有很大的风险；另一条是经昆明赴河内，这比较稳妥，但必须首先征得“云南王”龙云的同意。
龙云属地方实力派，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出兵参加抗日，但当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退到西南后，龙云深感云南有被吃掉的危险，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日渐加深。
陈璧君两次到过云南，多次与龙云进行长时间谈话。当陈璧君说汪精卫“在重庆徒有虚名”“很想换换环境”时，龙云也当即表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也负责护送，一切绝无问题。”
摸清了龙云的态度，汪精卫一行人最终决定“借路”昆明。
因担心成群结伙走目标太大，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去了昆明，陶希圣也以讲学为名尾随而去。
汪精卫原定以去成都、昆明作抗战演讲为名，12月8日从重庆动身，在昆明与周佛海等会合，此前汪氏夫妇也将正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两个幼子带去昆明，然后转飞河内去香港。但12月6日，蒋介石突然到了重庆，这是武汉失守后蒋第一次入川。
直至12月18日，蒋介石要到行营作特别演讲，汪精卫可以不参加，于是他决定在这一天出走。
12月19日，汪精卫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的背叛道路。他逃离重庆，途经云南，转道河内。1940年，在日本人的扶植下，57岁的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汉奸政府。
汪精卫为了替自己的卖国行径做掩饰，在1938年12月29日叛国投敌时给国人的“艳电”中，做了一番表演，电报如下：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钧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倭国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4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年7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倭国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
并郑重声明倭国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倭国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倭国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4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
前此数年，倭国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倭国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地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
此亦数年以来，倭国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倭国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倭国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倭国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到。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倭国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倭国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汪精卫在这份电报中花言巧语，把他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说成是为了“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把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的日本的野蛮侵略说成是为了“善邻友好”“经济提携”，并以“共同防共”为诱饵拉拢尚未投降的其他国民党势力。
但是，侵略就是侵略，卖国就是卖国，汪精卫的这番徒劳表演，丝毫欺骗不了中国人民。
《南华日报》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刊登了汪精卫的所谓“艳电”。
汪精卫出逃河内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引起了全国民众的一片声讨。
中国共产党指出，国民党主战派与主和派开始分裂，汪精卫的骨头是最软的，他身上充满了奴颜和媚骨，没有丝毫的民族气节，号召全国人民开展“讨汪运动”。
在香港的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发表文章，谴责汪精卫认敌为友、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失。
1939年的元旦到了，山城重庆没有一点喜庆的气氛。这天上午，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蒋介石、林森、张继、吴稚晖等国民党中常委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撤销汪精卫的所兼各职。
就在这之后没多久，蒋介石派陈布雷和外交部长王宠惠前往河内，找到汪、陈。王带去了蒋介石的口信：只要汪精卫断绝与日本人的联系，一切都好说，可以暂时先到国外休息一段时间，将来复职没有问题。这些，遭到了汪精卫的拒绝。
令汪精卫没想到的是，日本近卫内阁宣布辞职，这使他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
另外，龙云变心，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汪精卫在云南建立“新政府”，也使汪精卫十分沮丧。汪精卫本来并没有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所以龙云的变心使汪精卫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