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
内蒙古成立自治政府；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管理；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活动；共同反共；减低日货关税；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12月3日，汪精卫在汉口民众团体代表会议上演讲时，对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公开表示欢迎。他说：“如开始讲和，不可失此机会。”12月5日，汪精卫接受《新闻报》记者采访时说：“若日本真愿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条件，则中国也可考虑从事停战。”
次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日方停战条件。会议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委派孔祥熙向蒋介石汇报，作最后决定。
但日本的侵略野心并未因为汪精卫的“诚意求和”有所收敛。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以为中国的抵抗已到穷途末路，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条件：一是在华北、内蒙古、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即亲日政权；二是承认“满洲国”；三是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
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方的条件，并发表了强硬态度的声明。1938年1月18日，中国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断绝，陶德曼的调停以失败告终。
1938年年初，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提出国民党中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取代以前的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
《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
1938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一人，副总裁一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
这样，蒋介石借战争的理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汪精卫意识到国民政府已没有对日媾和的可能，于是决定“暗中努力”，以便在适当时机“接洽停战”。
在汪精卫、周佛海的推动下，蒋介石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从武汉去香港，与日本政府取得联系。由于此时日本诱降的对象已从蒋介石转为汪精卫，高宗武此行，实际是为汪精卫日后的叛变开辟了道路。
广州沦陷后，武汉的汪精卫等人更放肆地公开讨论“和平”。汪精卫鼓吹说，“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
当时，汪精卫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大放屈膝求和之词。
7月22日下午17时，汪精卫在武汉的寓所里，见到了匆匆而来的周佛海。周佛海是专为高宗武一事来与汪精卫商量对策的。
一个月前，正在香港的高宗武与周隆庠化装成日本人，先坐出租汽车到达日本总领事馆，然后换乘领事馆汽车，由领事馆派专人护送上一艘日本轮船，以此避开海关检查，顺利离开香港前往日本。
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高宗武，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陪他而去的周隆庠是亚洲司日苏科科长。周隆庠在新中国成立后写文章详细回忆了当天的过程。
早在1938年2月，经蒋介石批准，高宗武与周隆庠就到达香港，设立了一个名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情报机构，对外则称“宗记洋行”。在此前，高宗武曾派日本科长董道宁到上海，暗中与日方人士联络。董道宁在日本人的帮助下，秘密去了日本，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兼谋略课长影佐祯昭。
4月2日，高宗武与董道宁一同返回武汉。第二天，高宗武即向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的周佛海报告他在香港的“接洽情况”，然后由周佛海报告给汪精卫。4月14日，高宗武负“秘密使命”再次飞往香港。
5月30日，高宗武返回汉口，向蒋介石、汪精卫、周佛海等报告与日本交涉的情况。蒋介石仍命高宗武返香港，继续探听日本情况。
急于开展“和平运动”的汪精卫和周佛海，却希望利用高宗武再次去香港的机会，要他直接去东京，探听日本政府对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因为不经过蒋介石，高宗武有些犹豫。周佛海当时告诉高宗武等人，等他们乘上去日本的轮船后，他会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由他负责。
武汉国民政府旧址与以往几次的秘密出行相比，高宗武此次属擅自赴日，蒋介石并不知情。高宗武由日本返回香港后，因为害怕而迟迟不敢回汉口。周佛海很快听说高宗武已到香港，因不知底细而十分焦急。
1938年7月19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雷兄亦无所闻，为之焦虑。”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先后会见了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
他们之间达成了两项协议：
第一，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承认“满洲国”，日本在蒙疆有驻兵权，中国参加防共协定和日本优先开发华北资源等；第二，决定要汪精卫“出马”。
第二点是高宗武先提出来的。他说：“汪精卫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促使今后日华间的和平，必须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但是，除汪精卫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
直至7月22日下午，周隆庠才拿着高宗武的报告到达汉口，周佛海看到报告后，立即找陶希圣到寓所，决定先将报告送至汪精卫，商谈对策。
周佛海之所以在拿到报告的第一时间便急着见汪精卫，究其原因，是因高宗武的报告中写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周佛海担心这句话会引起蒋介石不快，所以先来征求汪精卫意见。汪精卫看过后却并没有像周佛海那样紧张，反而安慰周佛海“没有关系”。
当天，高宗武的报告连同他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通过机要秘书陈布雷，送交至蒋介石手里。
信中说：
委员长钧鉴：职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
蒋介石并不知道汪精卫此前其实已看过这份报告，邀其与张群在三天之后共同商讨。由于信中有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蒋介石见信后“怒气满面”，表示今后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高宗武的活动经费。
但周佛海却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