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新
三 成分
把时间返回到1952年秋日的一天。
那时李雨的女儿李翠梅刚过5岁，已经开始记事。她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因为父亲自从入伍，6年间一次都没有回家。新婚不久的父亲走的时候，母亲已有5个月的身孕，次年的正月廿八生下了女儿。她给女儿取了乳名叫“平女”，饱含了一位妻子对丈夫平安的祈愿。
在李翠梅心中，父亲两个字不仅仅是一种心灵极度渴望的寄托，而且还有一个非常英武的形象。父亲在牺牲的前一年，曾经寄了一封家书回来，随信还有他的一张3吋的黑白照片，模样像爷爷，头戴绒棉帽，腰间系着皮带，身穿棉军装，胸前“解放军”三个字依稀可辨。李翠梅听得不知奶奶还是母亲讲，父亲信中说他在部队学了文化，自己会写信了，等打完了敌人就回家……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父亲的一封家书让全家人欣喜万分。随即李翠梅由奶奶和母亲带着，三人步走十几里到神头火车站，坐火车进城去拍了一张照片，急急忙忙给李雨按地址寄到了部队。李翠梅记得，那次进城是她平生头一次坐火车，对那个喷出白雾的庞然大物感兴趣不得了。如今娘仨的那张照片犹在，烈士的母亲和妻子规规矩矩坐在镜头前，中间的小人李翠梅站着，戴着银锁，穿着新衣服和花布鞋，一双童真的眼睛充满对拍照的好奇。
是的，4岁的她怎么能知道仅仅一年后她的生活就将笼罩浓重的悲剧色彩呢？
就在那个秋日，傍晚时分，吉庄的李士杰收到儿子李雨的牺牲证明书。按乡俗说法，传送死讯的这类书信都叫“白头信”，所谓“青鸟已无白鸟来”、“噩耗传来梦亦惊”。幼小的李翠梅只记得当时满街满巷都是围聚的村民，大家纷纷地低声议论：“唉，可惜，可惜……”言外之意，都在为李雨感叹：全国早已解放了，怎么还会有牺牲？
然后，一幅画面永远定格并铭刻在李翠梅的心扉：母亲从地里回来了，臂弯挎着一个箩头，从向东而开的院门进来；低下的夕阳映射在她的脸上，她的表情木然，傻傻的呆呆的……当天，大伯带着母亲和李翠梅，到东庙沟烧纸祭奠，李翠梅看着母亲哭得撕心裂肺。那段日子正值秋风乍起的季节，每到晚上，稍稍懵懂地懂事的李翠梅总也睡不踏实，听着户外的风声呼啸或是其它什么响动，总感觉是父亲回来了。
可是，父亲还会回来么？
而且，母亲也不得不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毕竟，她才24岁不到。
这也就预示着，李士杰的家庭出现了风雨飘摇的前兆。
不能否定，李士杰曾在吉庄很算个人物。他的亲舅舅正是邻村小泊人霍天龙。霍天龙是明代霍巡按的后代，民国初年属于朔县有名的地方士绅，日寇入侵朔县后时他到南山落草，打出抗日旗号拉起一伙绿林队伍，接着又被日军收编，所谓曲线救国担任过日军手下朔县兴亚团的团长，中途随着兴亚团因反水嫌疑的解散而归田回村。到了日军投降，霍天龙旗帜鲜明地站到共产党一边，他打算凭借自己的影响，策反城内的警察部队归降八路军，谁知谋划不周遇害身亡。
李士杰生性与乃舅略同，在村里颇有胆识，解放前家境殷实，共有100多亩土地，其中包括红围地的30亩良田，田间有井，可以手摇辘轳种菜。家里自有拧，又养着6匹大灰驴专门跑关南从事贩运生意。在内，则赖他老婆高大女的持家有方，精明勤俭。高大女的娘家在朔县水磨头村，她年纪比丈夫大4岁，据说刚嫁来时丈夫还是个小孩，每天要她抱着去睡觉。她的婆母双目失明，生活自顾不暇，所以她自从过门就当家主内，尤其安排收支滴水不漏，硬是和丈夫把光景过好了。夫妻二人一共育有4个子女，其中的老大是闺女，嫁给邻村司马泊村的王德；王德还在日军手下担任过太原亲贤区的区长，却因为以身事敌无法妥善处理人际关系，最终积郁成疾不幸早逝。吉庄的李如岐就给王德当过秘书，说起王德就赞叹不已。而李士杰的女儿之下，另外3个都是儿子，按家族排行分别叫年友、三年友和四年友，一概没读过书，都在村里随父亲开创家业。
还把时间的节点放在四年友李雨参军的那一年，也即朔县土改的前夜。
其时李士杰的3个儿子均已成亲。最令公婆不遂心的，据说就是年友的媳妇王兰英，邻近的野场村人。好像当初李士杰激烈反对年友的婚事，觉得王兰英脑筋不够用，但王兰英很有哄男人的手段，搞得年友非她不娶，最终父亲没能棒打鸳鸯。但老东家夫妻对大儿媳的反感，确是不争的事实。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未衰的解放前，也算乡绅一个的李士杰居然没能主宰儿子的婚事，实在叫人感觉奇怪。
不过另外两个儿媳都也精明，三年友媳妇说话风风火火的，娘家在北山那边的圣佛崖村，是吉庄刘克功的小姨子；四年友李雨媳妇也即李翠梅的母亲卢桂英，是平鲁卢家窑村卢满的女儿。李士杰那会儿在村里开着炭店，卢满则有煤窑，还养着两匹好驴。平素卢满下来卖炭，与李士杰互有业务，交情甚笃，于是才结成儿女亲家。卢桂英1946年与李雨成婚时刚满17岁，就周围比较，夫家的家庭条件说不上首屈一指也是出人头地的。
但不言而喻，“富裕”两字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不可避免带有了原罪色彩。1947年晋绥边区“三整三查”运动开始后，卢满已经败了光景，反而划为贫农成分，李士杰却进入富农名单。按政策不冤：“占有多量的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参加主要劳动，同时剥削农民的雇佣劳动，就是富农。”随即，李士杰识得时务，主动献出宅院、田产、牲畜等交由穷人平均分配。客观说来，吉庄的土改斗争相对温和，李士杰夫妻虽也被绳子捆过，却没受更多的皮肉之苦。村里至今健在的李如昆老人回忆说，张家口村的任焕文在区里做事，好像与李士杰曾有过节，借故想把李世杰捆到别的村子批斗一番，那就存在性命之忧，但吉庄农会主席李成斗和民兵队长李存富坚持说：“我们村的事，就由我们自己办吧。”任焕文不依，双方争吵起来，结果李存富叫来民兵将任焕文捆起来吊在李江家的门头上，任焕文气得大叫：“我是上级领导干部，你们这样胡闹要负责任的！”但吉庄民兵反正不买账，保护李士杰躲过一劫，侧面说明李士杰在村里为富亦仁、睦邻亲善，没有什么以后教科书中所讲的诸如横行霸道、作威作福之类的劣迹。
土改完毕，李士杰全家跟吉庄所有村民基本一视同仁，平均每人分到4亩多田地，十几口人一共四五十亩。而且，村里特殊照顾军属，不仅给他们退还了房院，另又退还了一辆平板车和一头大黄牛，确实待遇不错。固然戴了富农帽子，毕竟军属的名分放在那里，因而做父母的、做妻子的、做兄嫂的，难免把更多的希望维系在李雨身上，共同呵护着李翠梅从襁褓中渐渐成长，仿佛转眼间就成了一个5岁的小女孩。
然而，怎曾想李翠梅父女团聚的希望在她5岁的秋天戛然破碎，一封白头信宣告了李雨再也不可能回来的无情现实。
刹那间，多少牵挂化作了虚无，军属被烈属取代；刹那间，父母丧失了儿子，妻子丧失了丈夫，女儿失去了父亲。
可以断言，李雨的牺牲与他的亲人们以后的命运密不可分；包括李士杰、包括高大女、包括卢桂英、包括李翠梅，每个人的人生之路，都将随着李雨未能凯旋还乡而彻底改变，就此走入不可莫测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