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轴线是单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总是在路上，在走向未来的路上。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只要我离开家，就会变得明晰。每一次离家上路，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告别习惯的生活方式。有人曾问我，为什么要吃那么多苦，花那么多钱去西藏呢？我想，那是为了一种生命的体验，也是为了对自身的某种超越，所以我总是难以下决心。2000年的西行计划付诸实施之前，我有过多次犹豫和动摇，看来人要克服自己的惰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过了中年。
那天一早，当我终于拽着行李走下了我家老房子的台阶的时候，竟有一种特别轻松的感觉，就好像一下子摆脱了很多羁绊似的。上海夏日的晨风吹拂着我的脸，我不由地微笑了，没有人送我，也没有人注意到我走出生活了近40年的音乐新村——这个有着很特别的名字的都市里的村庄。我是在对自己，对这一次离开微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刻真的很重要。音乐新村已经从上海消失了，这个本来很有特点的、大樟树掩映的空间，现在成了上海无数新建小区中的一个。新建的大楼，铺着地砖的停车场，每个门洞前的金属防盗门······
以后我再一次离开的话，就不会有2000年夏天那个早晨的感受了——门前的大树没有了，潮湿的树的气息没有了，我家那幢二层的小楼，木质的格子窗门也都没有了。于是，我就“在路上”了。我保存着从那一天开始记录的旅途见闻，其中有一些流水帐，有一些瞬间的感受，有一些难忘的人与事。48岁的我，迫使自己离开了生命轴线上的某一点，开始向另一点运动。我不再思考，不再顾虑，只管走，只管去感受，把每一个“现在”随手记录在散漫的文字里，留待日后细细地咀嚼。
2000．7．15
我终于又“出发”了。
昨天夜里没睡好。这几年，每一个暑假之前都筹划着再次进藏，但都没有成行。97年一位叫“高原松”的毕业班的男孩对我说：“老师，我毕业回西藏了，您跟我们一起去吗？”我说：“你们走的时候，我的学生还没有考完，我不能跟你们一起走。”后来他托一个同学把他家的联系电话留给我了。那是一个军人家庭的独生子，母亲是藏人，父亲是汉族人，他长得瘦瘦高高，头发有点儿卷曲，皮肤是棕褐色的，很帅。我猜他的母亲是个藏族美女，因为他挺直的鼻子，深长的眼韵，都长得很有青藏高原的风情。98年，二年级的德吉放暑假回家之前问我说：“程老师，你跟不跟我一起走啊？”我说，等我看完了“世界杯”再说；放假后不几天，朱哲琴从青海玉树藏区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她在玉树采风，“你来吗？我这儿有位朋友，你的那段歌词使她从此成了诗人。”我算了一下时间，看完世界杯再出发的话，我们很可能碰不上，于是只得作罢！去年，徐兢他们飞青海，从格尔木走青藏公路，坐越野车进藏，可我暑假必须完成一篇论文，所以又没能去。今年暑假，我发誓除了再次进藏，不作任何安排。大师兄耀中带着他的宝贝女儿珍珍，我的学生、同时又是同事、朋友的美术系教师郑文，我的外甥女青青再加上我，说好了一起走青藏。
大前天下午，老同学平心从杭州来。我和他一起去了“马槽书店”，店主小姜和福海正在那儿翻书，我跟小姜说，我要去西藏了，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这回不是说说的了？”“当然不是！机票都定了，大后天飞西宁。”这时候我看到福海的目光在镜片后面一闪。我和他不太熟，有一回听他在马槽讲仓央嘉错的情歌，我看他那副陶然的样子，觉得很好玩。他当时用的电子文本还是我亲自输入的呢！后来我看到了打印稿，我输入时打错的字，都被他一一校出。我觉得这位白领先生挺书生气的。当晚，小姜突然来电话，说福海决定跟我们一起走，问我们定了那一班飞机票。我说他怎么来得及呢？小姜说福海说什么也要跟我们一起走，两天之内他会把所有的事情搞定。今天一大早到虹桥机场的时候，我看到的第一个旅伴就是福海，大花的短袖衬衫，米色的西装短裤，一个不大的黑帆布行囊，手里还拿着一把折扇，哪象是要去青藏的样子！
中午到西宁，西宁的机场不大，一下飞机就感觉到凉风飒飒，福海横着张开双臂在舷梯下转了若干圈儿，仰着脸，笑得很开心，同行数人都还不熟，福海发现我们大家都在看他，居然“哈哈”地笑出了声儿。
下午即去爬山，上了一座其实并不值得一看的小道观。我们说这是上高原之前的适应练习。
下山后就去买火车票，明天去青海湖，后天去塔尔寺，然后坐夜车去格尔木。我发现我们这六个人意见很容易统一。大概是因为除了我和青青，其余四位都性情随和吧？我们决定从今天开始，大家轮流值日，每一天的吃住车资都由一人支付，到了晚上就结帐，六人均摊。
买票去青海湖时，我“不讨价还价”的毛病又犯了，别人说：“伊维科中巴，去青海湖、鸟岛、日月山、倒淌河，每人90元。”我就说：“好！我们这儿是六个人，六九540元。”福海说：“你怎么不还价？”于是我再对小旅行社的售票员说：“六九540就500吧！”那女孩儿笑笑，说：“行！那就每人83吧，一共498元。”我付了500元，我们几个就出来了，刚走到门边上，那女孩在后面大叫：“慢着！”福海说：“怎么了？他们后悔了？”那女孩追出来，交给我两块钱，说：“您给我500，找您的钱怎么不拿？”福海乐了，问大伙儿说：“在上海你见过这般讨价还价的吗？”我说：“你真该见识见识，什么叫民风纯朴！”
西宁的小旅馆相当便宜，吃饭也便宜。尽管天气不热，但太阳还是晒得厉害，晚饭前还有一点儿时间，我们几个就在大街上晃晃悠悠地瞎转。满大街都是异乡人对我们的异样的注视，我们说，那都是因为福海的西装短裤。晚上我们在一家店面很大，客人却不多的饭馆里吃饭，为这一行六人的相识频频干杯。邻桌围着一圈儿人，吃完了饭就唱歌，福海在这边听得高兴，居然也跟着大唱起来。他的声音很亮，唱完了，两个桌上的人都给他鼓掌。他也大声为自己叫“好！”在马槽，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很斯文的不怎么说话的年轻人，怎么才刚刚上路，这人就变了呢？
2000．7．16
夜里又没有睡好，我从来都是这样，换一个新地方，头一个晚上总是无眠。有人说，有这种“择席”毛病的人，不宜出门；但也有人说，这毛病只有去远方旅行，一天换个地方才能治。我喜欢后者的说法。年轻时，读毛姆的小说《刀锋》，里面的主人公拉里，用好多年的时间在印度旅行，我特别记得他说他唯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太阳底下“晃膀子”。我也觉得，背着行囊在原野上甩开大步走，是很惬意的旅行方式。可惜现代人没有那么多的闲工夫。
坐一辆伊维柯去青海湖鸟岛。一路上的景色不断地变化着，渐入佳境。进入鸟岛之前，要经过大片的盐碱地和沙漠，苍穹下，流沙的颜色在贴近地平线的地方是浅浅的金黄色，然后是盐碱地的灰白色，到了我们脚下，则是一片土黄色的沙地，开着浅紫小花的不知名的沙漠植物，顽强地匍匐在沙窝窝里。乍一看到青海湖，就想起前几年在唐古拉山口见到那木措的那一瞬，当然感觉并不同：青海湖要大得多，湖边没有雪山，只有一望无际的油菜花。蓝天与碧蓝的湖水映着一片嫩黄，无比灿烂；而那木措是天堂，是一派宁静。
我们今天犯了一个想起来就会惭愧的错误。当我们跨过一片油菜田边低矮的围栏时，心里只有那一大片海蓝与金黄的世界，我们欢天喜地不断地从各个角度拍摄青海湖边的胜景，突然，公路上过来了一辆摩托，开摩托的藏族小伙子喊着：“你们这些旅游的人，把我的油菜地踩得不像样子啦！我天天天天开着摩托守护我的油菜地，还是守不住啊！你们没有看到我的围栏吗？”我们几个立马退出了油菜田，不断地对那两个藏族小伙子说抱歉！他们扫了我们一眼说：“对不起对不起，你们这些城里人就知道说对不起！”他们骑上摩托走了，我们几个尴尬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不出话来。福海说：“我们真的不应该跨过围栏的。”
日月山上风很大，气温也很低。有不少穿着色彩鲜艳的藏袍的孩子抱着羊羔围着我们，他们喊着：“跟我的羊羔一起拍张照吧，抱一抱我的羊羔吧！”他们的脸蛋红扑扑的，眼睛鼻子嘴都是圆圆的，其中还有一个小姑娘对我说：“多一点人抱抱我的羊羔，我就能挣到学费了。”我问抱她的羊羔拍一张照片要多少钱，她说：“一块钱，一块钱，行吗？您抱一抱嘛！”我给了她5块钱，跟她说，我不抱你的羊羔，我给你拍张照好吗？她想了一下，轻轻地问我：“老师，你不喜欢我的羊娃儿吗？”她居然能准确地判断出我是一个老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摸了一下她的头，走开了。后来我不断地被孩子们包围，而那女孩，总在包围圈外面看着我。
日月山上的古迹都是后来修建的，文成公主进藏时最终告别送亲的唐朝官员的亭子等等，都油漆得锃亮。我看这些现代人追为的古迹，远不如走过倒淌河，下车看看水流的方向来得有意味。据说，那河之所以倒淌，是因为河水里流的都是文成公主的眼泪，那眼泪是流向她的故乡长安的。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王安石那首大逆不道的《明妃曲》：“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据说，松赞干布是非常爱文成公主的，文成进了藏，未必不幸福。
2000．7．17
去塔尔寺。上车的时候，完全是乱挤，我突然听到珍珍大喊：“你干什么你！”回头一看，我背在身后的行囊的拉链已经被拉开了。我这一吃惊非同小可，我的钱倒不在被拉开的那个口袋里，我是怕那家伙对珍珍动粗！在上海，一般人看到扒手都不敢当面指斥。珍珍这样一个秀秀气气的小姑娘，竟然冲着一个粗壮的男人大喊，而那男人赶紧低头窜下了车。我们坐下以后，看到那个男人和另外几个同伙在车下面比比划划，真是心有余悸。我总觉得我左边座位上的两个男人形迹可疑，因为我们在排队上车前，看到他们和那个打开我行囊的人在一块儿抽烟。我们很怕等一会儿到了塔尔寺，他们会在下车的时候找我们的麻烦。于是我们用上海话彼此联络了一下，告诫每个人要有心理准备。六个人不要分开，我们人多，扒手们也会害怕的。我们说着上海话的时候，他们也时不时地交头接耳，还拿眼睛瞄我们这儿。到塔尔寺有好几站路，站与站之间的距离很长，不断地有人上上下下，而我们左边的这两个人始终不下去。我紧张地在心里想象着可能发生的事情，最后都差不多快要编成恐怖故事了，而这两个人站起来下了车，那地方离塔尔寺还很远。“哦～～！”我们几个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儿，大大地放松了。大师兄居然说：“庸人自扰！庸人自扰！”“说谁呢！你！”“阿拉大家！阿拉大家！”大师兄开心地笑眯了眼。其实刚才他特别小心地让他的珍珍坐在靠窗的位置，他坐在珍珍旁别，珍珍前面是福海，后面是我。
这以后，我们就特别放松了。路过一些小县城和集镇，发现在一大片灰头土脸的建筑中，最像样、最干净的都是学校。很多校园建筑上都贴了彩色的釉面砖，这一发现让我们觉得很快慰。“这说明这地方的政府重视教育。”大师兄说。
塔尔寺位于距西宁26公里的湟中县，是藏传佛教黄教（即格鲁派）祖师宗喀巴的诞生地。到了明代，才形成了这个占地近600亩的大规模的寺庙，据说这寺庙的全盛时期，有僧众3600人，现在还有500多人。塔尔寺现存建筑9300多处，大经堂的金顶和飞檐，都类似清代的宫廷建筑，不同的是在屋脊中央，多了一个金色的法轮，屋顶以下的墙垣和门户，则是藏式的。历史上曾有多任达赖和班禅在塔尔寺住过。因而在1958年，湟中县境内其他28座藏传佛教寺庙解体之后，塔尔寺作为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保存下来1.大师兄研究佛教史，当然是逢寺庙必考察。我们跟在他后面，听他说某尊造像的故事，或是讲某幅壁画的缘起，某一法器的功用等等，对这些，我总是听了也记不住；青青是学建筑的，基本上是看见有特点的房子、院墙、门和柱子就拍照。光是各个经堂前的门饰以及挂在廊檐下的短短的打着整齐褶子的帷幔，就不知道费了她多少胶卷儿。郑文是学美术的，忙个不停地拍素材，壁画呀，半山坡上小经堂的外景呀，塔尔寺门前那一排排的白塔呀，宗喀巴出生的那个院落呀。我呢，哪儿人少往哪儿跑。有几个院子，除了值勤的一两位喇嘛之外，基本没有游客，我和福海就去跟喇嘛聊天。塔尔寺的喇嘛都会说一点儿普通话。他们晚上也不住在寺庙里，而是骑自行车回附近村落里的家。这和96年我在西藏看到的喇嘛们不一样。
临行，x君千叮万嘱，要我一定在塔尔寺磕一个头，祈求佛的保佑。“你那是进藏啊，路上会遇到难处，所以你一定要虔诚，佛只保佑有诚心的人。”她在电话里对我说。我在宗喀巴诞生的那个院落里迟疑了半天，最后终于在他母亲生他的那间屋子的外面，弯腰拜了一下。
这会儿已经在去格尔木的火车上了。傍黑的时候，落山的太阳从彤云后面伸出长长的日脚，车窗外飞速闪过的大片的盐湖，亮晶晶地反射出比太阳更耀眼的光。从西宁到格尔木的车程是16个小时，同伴们都睡着了，今天在塔尔寺逛了一天，真够累的！我知道自己一准儿睡不着，就坐在卧铺上匆匆记几笔。
2000．7．18
中午到格尔木。格尔木原来只是一个兵站，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座相当规模的小城。而且由于它拥有大片的盐湖，所以还是中国钾肥的生产基地。出火车站就是一个大广场，风很大，天很蓝，阳光明晃晃的，但一点都不热。在汽车站，遇到了一些来自天南海北的旅游者，但人数不多。我们匆匆忙忙买了下午两点发车的车票。临来前，有行家告诉我，要买来往于拉萨与格尔木之间的西藏公路交通的班车，千万别买从西宁开往拉萨的私人承包的长途客车，“小心被他们甩在半路上，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啊！他们要是告诉你车子坏了，那你就是走不了了，半路上车，都要重新买票，别的车能答应带上你就算是万幸了。”于是我们看到那班返回拉萨的西藏公交长途车上还有六个位置就赶紧买下，尽管司机告诉我们，有四个卧铺是在最后排的上铺，我们也毫不犹豫地付了钱，还觉得挺幸运的。看来一切顺利，超乎想象。
赶紧在格尔木找个地方吃饭。等上菜的那会儿功夫，饭店女老板的母亲和我聊了会儿天。她是四川人，几个女儿都到格尔木做事，开饭店的那个就在钾矿上搞供销，赚了钱就投资开了个小饭店，把母亲从老家接来帮着看店。听说我们从上海来，又是老师，女老板也到我们的桌边来热情地招呼。一看就是个典型的四川辣妹子，中等个儿，一把抓的发辨用个大夹子别在后脑勺上，项链、耳环金光闪亮，制服套裙裹着丰满结实的身体，说话、走路都一阵儿风似的。她说她总是在单位午休的时候，过来帮着张罗张罗，一会儿，吃完饭的过路车的司机就会把她带回矿上。我说老太太做的泡菜好吃，结帐时，老太太就一定要送给我们一大袋泡菜，说是路上吃了舒服。开车前，我们在车站旁的农贸市场买了一大把香蕉，还有黄瓜、青萝卜和西红柿，估计在路上，这些东西既能当饭又能解渴。
下午一上车，我们就傻眼了，车尾的上铺是拿木板搭出来的，最多四个人的铺位，卖出的却是六个人的票，我们上车的时候，剩下的空间是无论如何挤不下四个人了。下铺也一样。几位北方来的旅游者顿时就和司机吵起来了，他们中的一位是个又高又胖的中年男人，他往藏族司机跟前一站，那位司机就不说话了，于是，车站的售票员上得车来，答应其中的两位退票。这样，福海就到了下铺，和四位北方游客挤在一起，我和青青、郑文爬到了上铺。郑文在我的右边，紧挨着窗户，青青在我的左边，青青的左边，竟然是一对温州男女，男的四十来岁，女的比较年轻，他们是去拉萨跑生意的，熟门熟路。大师兄和珍珍坐的是正经卧铺，而且在前排。我们都怕大师兄这一路会有高原反应，离开西宁的时候，还专门去买了罐装的氧气。
上铺的木板上，铺着毡子，根本看不出它本来是什么颜色的，发给旅客御寒的棉被也是这样，估计原来都是军用物资，到了这车上就从来没有洗过。我们只好把被子折叠成条状，叠在背后当靠垫。然后把我们的行李以及刚才买的食物和水，都堆在我们的铺位与车尾窗户交接的部位。一切都码放得整齐停当了，我和青青才长出一口气，心满意足地靠在自己的铺位上，等着车子出发。这时候我发现自己的手上已经涩涩腻腻地粘了不少脏土。估计都是那两条被子上的。好在我们带了湿纸巾，而且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让我们把手指头和指甲盖儿一个一个地擦干净。
2000．7．19
这一路，浑身的骨头都要颠散架了。班车出发不久，就因为前方修路而拐上了便道，于是车子就开始了颠簸，我和青青花了半天才堆放好的一切顿时乱了套，最令我们吃惊的是，我们身下的木板竟然是不固定的，车子一颠它们也都乱蹦乱跳。青青躺在两块板之间，突然“哎哟哇啦”一声大叫，屁股被板缝狠狠地夹了一下，其中的一块板后来总是斜搭在另一块板的边缘，让人无法躺平，也不知道这客运公司是怎么搭的铺！我这么大的个子，居然不断地被抛向车子的顶棚，再重重地反弹到凹凸不平的板铺上，一开始，这样的颠簸让我们既吃惊又好笑，到后来，就只有紧张――坐着怕伤了脖子颈椎，躺着怕再一次被抛。郑文晕车了，她躺的位置比我们略微好一点儿，她一声不响地忍着。突然我觉得身体底下湿了，牛仔裤和上衣都湿了，赶紧坐起来一看，是郑文的旅行茶杯颠翻了，她看着我，连扶起倒翻的杯子的力气都没有，嘴唇也有点儿发紫，我吓坏了，怕她有高原反应，但她摇摇头说不是，我突然发觉她的样子象是要呕吐，赶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兜在她的下巴上，她终于吐了个精光，然后跟我说：“好过多了，好过多了。真对不起，我刚刚眼看着杯子倒翻就是一点儿也不想动，五脏六腑都快冲到喉咙口了！”
福海在下铺，也晕车了，不过他坚持说那是高原反应，他一开始喝了不少可乐，后来就觉得可乐在肚子里倒海翻江。“难受啊！我想家啦！”他在下铺大叫，那声音跟他在西宁唱歌一样响亮，我知道他准没事儿。“你要不要吸氧啊！”我在上铺问他，“不，留到最需要的时候吧！”他的回答满坚定的。那位北方的大个子肯定是在受着高原反应的折磨，他的同伴已经让他吸了好几回氧气，但他只要一觉得好过一点儿，就会吃东西。我知道那比不吃东西要好得多。开车后不久，我给每一位同伴分了一只香蕉，一罐儿可乐，一小包肉干，然后，我们就忙着应付那种可怕的颠簸了。后来我发现剩下的香蕉都在颠簸中失踪了，我想像它们掉到了下铺那个胖子身边，香蕉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他不用费什么劲，就能吃到对他有益的食物，干嘛不吃呢！我这么和郑文、青青说，她们都乐了。我们买的可乐，始终在网兜里颠得“哐啷！哐啷！”乱响。在那样颠簸的车上，喝罐装的可乐，往往弄得满脸流可乐，不小心还会呛呢！但我们身边的那一对儿，居然在这样的颠簸中欲火中烧，气得青青大叫：“你们注意点文明好吧？”那男的不好意思了，那女的居然说：“关你什么事？你看什么看！”不过他们很快就在脏被子下蜷在一起，睡着了。这些跑生意的，真是能吃苦啊！
终于颠到了当雄。下车之前，司机不断地告诫乘客动作慢一点，说是已经到了青藏公路海拔最高的路段，希望每个人都能顺利过这一关。这是一段艰难而又单调的行程，从格尔木出发到当雄，居然走了28个小时，原本说到拉萨也只需要30个小时，现在看来，再有10小时能到拉萨就很不错了。这一路上不可预测的状况实在太多，不是这儿的路被洪水冲坏了，就是那儿正在修路需要绕道行驶。我们不吃不喝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需要排泄，但一下车，人的本能似乎突然间都恢复了。说来也奇怪，一出车门，男人和女人们就自动分流，到公路两边去寻找方便之处，决不会走错地方。我身边有位三十多岁的妇女，站在窄窄的路沟边不敢过去，我跨过去以后，一回头发现她犹犹豫豫地想过又不敢过，就回去拉了她一把。她问我有没有头晕的感觉，我这才知道她是因为高山反应而脚下无力。我一下子想起这是唐古拉雪山口，是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96年在这里，我头疼得厉害，而且手脸都是肿胀的，那是因为，缺氧会使人体的细胞、血管都扩张，以获得生存所需的氧气；而这一回我几乎没有任何不好的感觉，我觉得很自豪。
在简陋的当雄车站，我们要了一盆水洗脸洗手。后来看到珍珍瞠目结舌的样子，我们才知道自己不洗脸还好，一洗就成了大花脸。颧骨和两颊之外，别处的污垢打一遍两遍肥皂都是洗不干净的。在当雄，要弄到洗脸的水很不容易，看着几位藏族妇女提着乌黑的水壶往黑腻腻的白搪瓷脸盆里给大家添水，我们实在不忍多要水洗干净我们的脸了。珍珍坐在前排，身上落的尘土要少一点儿，但看到我们可笑的样子后，她就不断地用湿纸巾擦自己的脸，白净的腮帮子都擦红了。大师兄在小饭铺里给大家要了粥，但谁都没有喝完一碗粥，那口袋泡菜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上车之前，我把没有颠烂的萝卜、黄瓜和西红柿分给了当雄车站的几位藏族妇女和她们的孩子，她们毫不客气地接受了。在藏北，蔬菜水果是稀罕东西，孩子们马上就啃起了黄瓜，还把黄瓜举到妈妈们的嘴边，要她们也尝一尝，母亲们唇边和眼角的细细皱纹里，都是慈爱的笑容。
96年，我们在那木错拍摄了大半天的MTV。因为第二天还要拍，所以返回当雄住了一夜。那天我头疼，但不是不能忍受的那种。我们带着氧气，但我不觉得有吸氧的必要。我想试试自己的承受力。在拍摄现场，我们要帮着搬东西，刚刚下过头场雪，湖边风很大。我们非常卖力地拽着绳子控制升降摄影台的稳定，这就增大了对氧气的需求，所以一直到晚上拍完片子收拾完东西上了车，我的头还是很痛。半夜回到当雄兵站投宿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承受力的极限。我很悃，等晚饭做熟的时候，别人说我一边儿啃干饼子，一边儿打瞌睡，我自己并不是很清楚；回到兵站，进了房间，我倒头便睡，直到天亮。醒来时还是头疼，精神却不算坏。我漱洗以后就下楼，到兵站对面的小饭馆儿去找水喝。几位藏族司机在那个小饭馆儿喝酥油茶，看到我，他们一定要请我喝一杯酥油茶。我从不吃奶制品，但这些藏族司机的盛情是我无法拒绝的，看着他们特地为我找来一只玻璃杯子洗了一遍还用开水涮一遍，我真是很感激，于是就硬着头皮喝了一杯，奇怪的是，喝下去以后，头真的不怎么疼了。那些人，就象我在歌词里写的那样，我这一生中只这一次与他们在藏北邂逅。而四年以后的此时在当雄想起他们，那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
在唐古拉山口，我摄下了雪山隐入黑暗前的一瞬。（插入照片）那会儿，估计是晚上9点。我们一行，只有大师兄吸了一罐儿氧，他有点头痛、恶心，但还可以忍受。福海笑容满面地说：“啊！我终于挺过来啦！”
一路上，看不够的西藏的山，粗犷、刚毅、沉默，在世界的最高处倾听着天空和大地，白天与夜晚，生与死，有与无的诉说。福海说：“山是有表情的。”我觉得，它不止是有表情，而且有着千变万化的情感。在这段艰苦的旅程中，它始终在车窗之外，默默地护送着我们，坚定着我们的信念。（插入照片）
2000．7．20
早晨五点才到拉萨，天还是黑的。六点，住进了武警招待所，离我上次住的格萨云天不远，但要便宜得多。一天24小时供应热水，是我们选择它的主要原因。我因为曾经来过拉萨，所以在别的旅馆的大堂里听说要晚上才供应热水，我们就毫不犹豫地转身走人，直接打车到了这里。谢天谢地，总算还有房间！我和珍珍住一个房间，青青和郑文住一个房间，大师兄和福海一个房间，房间里都有宽大的洗澡房。打开热水淋浴，觉得到了天堂。我们简直是脏得要命，必须先把自己洗干净。
一觉醒来，已经过了中午，肚子饿得咕咕叫，赶紧出去觅食。旅馆对面有四川人开的小馆子，稀饭、咸菜和各种面点，美味无比。吃够了，又觉得困，倒在床上又是一觉，醒过来是下午四点，又去吃了点东西，才觉得身体内的各个器官恢复了正常运转。回房间洗了脏衣服。然后去了八廓街。
我告诉我的同伴们，去八廓街可不能瞎逛，必须按照藏胞的习惯顺时针方向地转。他们一到八廓街就消失在人流中。我这个在上海从不喜欢逛街购物的人，都身不由己地臣服于八廓街的诱惑，何况珍珍和青青这样的都市女孩儿呢！郑文和我一样，都是第二次到拉萨，感觉八廓街已经不如记忆中的八廓街，尽管如此，还是逛得饶有兴味，购物欲空前膨胀，囊中却倍感羞涩。晚上回到旅馆，大家拿出自己买的各种宝贝给别人看，乐不可支地告诉别人自己怎么侃价。结果一致认为我侃价的水平不行，每一样东西都比别人买得贵一点。但我今天觅得了一只极漂亮的手镯，想买两只都没有哦！
拉萨干净得很，我们离开八廓街以后直接到布达拉宫广场边的一家四川餐馆吃晚饭。黄昏开始下小雨。我和郑文、青青、黄福海去布达拉广场散步，空气很好，微冷。湿漉漉的地面上，星星点点地映出拉萨朴素的灯光，走在街灯下亮晶晶的雨丝中，舒坦得不得了。青青的丈夫来电话，我们知道上海正在摄氏38度的酷暑高温的煎熬之中，而此刻的拉萨，只有24度。福海突然很神秘地问我们：“知道什么是幸福吗？”“知道！就这会儿！”我们几个几乎异口同声。那时候，我这个早已不再年轻的人，突然感觉到青春的某种激情，在这个宁静的拉萨的夜晚，重新回到了我的心里。我们几个那会儿甚至想过到西藏办一个学校。也许因为太喜欢西藏，就想为它做点儿什么，福海说他可以教英文，我当然可以教中文，除了当老师，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激情过后，我又感慨，其实就连办教育，也非我们所能啊！
大师兄的一个藏族学生来旅馆看他，给他送来了一暖壶酽酽的酥油茶，我们回旅馆的时候，大师兄就请大家喝酥油茶，福海、青青她们几个都说好喝，只有我没喝。
前天和昨天的日记都是今天补的，一边写，一边感慨。现在是北京时间7月21日的凌晨2点。
2000．7．21
昨晚睡得太晚，醒来有点儿头痛，起来不久就没有什么不适了，很难说这是不是高原反应，因为我昨晚写得太久。
坐车去哲蚌寺。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故地重游。这一次到拉萨，我唯一想再去的地方，就是哲蚌寺。四年前十月底去哲蚌的印象，历久弥新。我把那一次关于哲蚌的文字，重录在下面：
“车子开出了拉萨，驶过夹道的金色杨树林，不多会儿，远处半山腰上的哲蚌寺，透着一份远离尘世的孤寂，渐渐地使我们变得跟它一般沉默。假如不是事先看过一些有关这个喇嘛教最大寺院的资料的话，我们也许会把它看作是一个小城镇：灰褐色的山岗上，层层叠叠，耸立着一些土堡，粗砺不平的土墙，都用石灰刷得很白，乌黑的窗洞上方，一些虽然已经十分陈旧、颜色却仍然艳丽的短短的帷幔迎风招展。土堡的外面，多是用石块垒起的围墙，我不知道这些土堡的主人是否精心挑选过垒墙的石料，在我看来，这些不同形状与色调的石头组成的墙面，简直就是艺术品。十月下旬的阳光，使这些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土堡，呈现出那样一种美，质朴而又沉静。陡峭的山壁使依山而建的错落有致的碉楼的白墙，看起来象是一幅别出心裁的剪贴画。远远望去，暗红色屋檐下的黑色窗洞，深邃得如同老者的眼睛，永远平静地凝望着远方。
那天是星期天，哲蚌寺不对外开放。车子也只能停在山脚下。我们沿着高高低低的石阶，气喘吁吁地挨着一座座康村（喇嘛住的地方）的石头墙或是土墙，拾级而上，有几处院墙内，树荫下，成群的喇嘛正在辩经。我们无法进入那个据说可容八千僧人的大经堂。透过窗户往里看，落日的余光，在铺着红毡子的大殿里游移，一分一寸地，审视这经堂五百多年的历史……
正殿的台阶很高，阶下是一个石板铺成的大坪台，如果没有截住坪台的那道矮墙，从正殿下来，似乎就可以信步直入那方纯净的蓝天。那幻梦一般的蓝色，不要说在我生活的那个城市，就是在全世界，恐怕都难见仿佛。
哲蚌寺背靠山崖，乱石之中，星星点点地分布着一些洞窟。一个会说普通话的藏族孩子告诉我们，那是喇嘛们面壁苦修的地方。俗人是禁止靠近那里的。在西侧的一堆巨石上，僧人们用白色、红色、橙黄与孔雀蓝描绘出他们心中的佛。藏地的这一类佛教造像很特别。说它是画，它又不完全是画在平面上的，随着石头表面的自然凹凸，突出的部位往往能见到雕刻精美的脸和手脚，藏文的六字真言镌刻在这些佛象下方，一般都是阳刻，突出的字体上了色，形式之美，令人惊叹。后来，我在很多玛尼堆上看到虔诚的藏族艺术家供奉的玛尼石刻，我感动得甚至不敢用手去触摸那上面凸现的六字真言。
我以为，我们还会再一次去哲蚌寺，所以，那一天我甚至没有打开我的照相机。我久久地伫立在经堂外石头与泥土垒成的高墙下，仰视白墙上方那一层独特的暗红色，我原来以为那是刷上去的颜色，想不到那竟是一种植物——细细的、密密的，紧紧地捆扎在一起，横切面向外，犹如茸茸的毡子一般。在一处下坡的窄巷里，我伸手在刚刚能够到的碉楼的石缝里抠出了一棵我至今不知其名称的植物。那花儿有点儿象缩微的爆玉米花，也是暗红色的，即便是单独的、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生命，也绝无柔弱之感；放在手心里，你感觉到它已经死了上百年，干得似乎能捻成齑粉，却分明还绽放着骄傲的花朵，当雄山崖上蓬蓬勃勃的“红景天”，也是同一种颜色。这种代表着生命尊严的血一般的殷红，装点着布达拉宫、大昭寺、哲蚌寺以及高原上数以千计的寺庙。”
这次进藏，我随身带着廖东凡先生的《雪域西藏风情录》，这是我两年以前无意中在马槽书店买到的。廖先生是湖南人，1961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就到了西藏。在西藏呆了二十多年，这使我非常崇拜他。
廖先生在书里面讲了一个关于哲蚌寺的故事。据说黄教祖师宗喀巴临终时对他的三位嫡传弟子说，自己身无长物，只有一个旧的背架，他让三位弟子拆开背架，各留一部分作为纪念，于是，甘丹寺既定法台贾曹拿了框架，色拉寺法台强青曲吉拿了木板，哲蚌寺法台强央曲吉最后动手，他得到的只是一根牛毛绳。宗喀巴大师说，哲蚌寺拿走的才是最高的权力，没有绳子，框架和木板就不能再成为背架。这位强央曲吉在1416年建立了位于更培邬孜山南坡正中地块的“强央拉康”，尽管这只不过是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却是哲蚌寺二十万平方米建筑群的母体。以后的建筑都以之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扩展。我们来到哲蚌寺最大的措钦大殿的时候，喇嘛们正在颂经，那声音真是高低起伏，如波涛夜惊，动人心魄。我看今天下午在那儿颂经的喇嘛也不过数百人。在它的全盛时期，七八千人一起在这儿颂经的话，真不知是怎样的声势呢！
哲蚌寺有大片的断壁颓垣，其间杂草丛生，野花在草丛中绽放。在那些废墟中，我们可以看到烧焦的木桩和泥土，我爬到高处的废墟上，拍了一张照片，措钦大殿的金顶在废墟的尽头闪闪发光。不知道我脚下的这片废墟，是多少个世纪前的下层僧人，用更培邬孜山的石块垒起来的呢！
哲蚌寺是一个男性的世界。据廖先生说，一个男孩，五六岁时就被送进哲蚌寺当喇嘛，他要有一位经师，一位规范师，师傅有师兄弟，他也有，这些辈分不同的师徒便组成了一个个米村（喇嘛家庭的最小单位），若干个米村，又会组成一个康村（有点儿象是同乡僧团），大的康村有数百人，小的康村也有几十个人。而哲蚌寺，据说有29个康村，若干康村，又会由于修习方法和地域的原因，组合成一个“扎仓”。哲蚌寺有四个扎仓，其中洛色林、果玛和德央是显宗僧院，而阿巴则是密宗僧院，这些来自西康、云南、青海、蒙古以及前后藏的喇嘛，“在这里剃度受戒，在这里读经礼佛，在这里修习显宗和密法，在这里度过天真烂漫的童年，如幻如梦的少年，热血沸腾的青年，稳健成熟的中年，直到悄悄地老死”2.我们在若干康村围墙边的巷道上遇到一些背柴火、担水的年轻喇嘛，他们黑红的脸庞上，有着孩子般的圆圆的黑眼睛。其中大多不懂我们说的话。但有些年轻喇嘛会说英文，福海还给一位十五六岁的小喇嘛批改了他的英文作文。于是很多年轻的喇嘛围住了蹲在地上当老师的福海，我就在这一刻，看到了远远站在一边的一位老喇嘛，他高而瘦削，头发和胡子都已经白了，他半侧着脸进入了我的镜头，哲蚌寺的岁月沧桑都刻在他的脸上，他的棕褐色的手指正在数着念珠，而目光完全是出世的。我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快门，没有调距也没有对焦。（插入照片）
我们都喜欢哲蚌。大师兄对我们到处拍照、买工艺品（有时根本不是买，而是好奇地围观）大概有点不耐烦，他说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坐着等我们。他只对喇嘛们雕刻经文的工艺感兴趣。在那个藏经阁下面的作坊边，盘桓了很久。而我们，看到喇嘛们的木制雕版就挪不动步了，上面的符号、文字与图案，在我们看来，都是艺术品。青青和郑文买了两个大的，我买了一个小的，因为以后的旅途不容我们带太多的东西。
从哲蚌回到拉萨已近四点，中饭和晚饭一勺吃了。突然想去冲一卷胶卷看看，于是每人各冲了一卷，一小时后，皆大欢喜，又去冲了一卷，要明天才能看到了。
德吉桑姆打电话到旅馆，给我们联系了走南线去阿里的沙漠王（丰田4500），下周一出发，我希望不会有什么变化。
2000．7．22
早晨起来，感觉好极了。
上午去色拉寺。没想到在色拉寺门口遇到了卓玛，她的家在寺外开了一个小铺子，她在帮父母看店。“程老师！”在色拉寺门口听到有人这样叫我，真有点儿不敢相信。卓玛穿着藏族女孩穿的那种腰里系带子的长裙子跑过来，很热情地拉着我的手。今年有六个学生毕业回藏，在她们三年级的时候，我给她们上过课；有一次学生们搞歌咏比赛，让我去当评委，我听过卓玛唱歌，她唱那首“青藏高原”，唱得很地道！“老师，我们几个都分配在拉萨中学了，只有德吉，去了日喀则。”卓玛跟我说话的时候，一直握着我的手，她的手特别软。
色拉寺的规模远不如哲蚌，我找到了96年拍MTV时在门口守了大半天的那个小院子，草花和蜀葵依然在无人的康村院落中怒放，阳光给这一片寂静镀上了某种独特的光彩。上一回，为了拍一个场景，往往要在某处一呆就是一整天。而我经常是守在一大堆摄影器材旁边，看着天空或者过往的人发呆。天空黯淡，过往的人很少。在这座康村的外面，我打开照相机对着墙角的一株死树摁下了快门，洗出来的照片非常漂亮：灰蓝的天幕上，死树的每一根树枝上都有秋日灰白的阳光。（插入照片）这一回我仔细地寻找那棵树，但没有找到。也许那棵树本不是死的，只是在那个季节它看上去象是死了，而在夏季，它又会长出浓密的绿叶？
很多被毁的寺庙建筑正在修复中，然而，断壁残垣依然比比皆是，沉默地揭示着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真实。今天，有不少藏族妇女拿着酥油灯，背着孩子，到色拉寺来祈福。孩子都长得挺可爱的。鼻尖上涂着一点墨，样子很滑稽。可惜我不懂藏话，不知道那一点黑色意味着什么。青青拍了不少藏族母子的照片，我老是听见她在那里按快门。不远处一座正在修葺的建筑的顶棚上，劳动的号子唱得很欢。在高高的藏式碉楼的墙角下，芳草萋萋，阳光下，那明亮的绿色，沿着色拉寺内主干道两边的石头墙，闪闪烁烁地伸向前方。（插入照片）
从色拉寺回来的路上，我去了德吉桑姆的家，她的父母、妹妹和舅舅、表弟我都看到了，甚至还在路上看到了她的外婆。德吉的父母原来都在阿里工作，退休以后才回到拉萨。她的母亲高而苗条，看得出来年轻时长得很美。她的舅舅在阿里农行工作，儿子摔断了胳膊，他带着儿子到拉萨就医，我们要搭的车，就是阿里农行来的，空车返回阿里，正好带上我们。大师兄和珍珍不去阿里。他想去日喀则和山南地区考察寺庙。丰田越野车带我们四个人，正好。
2000．7．23
每一个来拉萨的游客，都会去布达拉宫。而我，到了拉萨两次，却不想进去。上一次我们住在格萨云天宾馆，三楼那间大套房的阳台斜对着布达拉，我常常坐在阳台上看着布达拉，那建筑真是好看。好多个黄昏，我都会绕着布达拉宫散步，顺时针方向从宫墙西面转到正面的广场上，挨着宫墙，有长长的一排转经筒，黄铜的经筒被信徒们的手磨擦得锃亮。我每次走过，都会凑近了看那经筒上的图文，但我从来不曾伸手去转过它们。我总觉得，我不是信徒，不能随便去碰藏族人心目中神圣的法器。布达拉宫的背面，有一个公园，公园里长着很大很老的树，那些树身弯弯、根系庞大的树，不知是什么树，我总是站在远远的地方看它们。在拉萨城区，很少能看到树，更不用说是这么大的树了。
布达拉宫下面的入口处，游人排起了长队，郑文说她已经进去过一次，人这么多，还是不进去吧。于是和我一起去了罗布林卡。我们到达的时候，下起了大雨，雨中走在达赖夏宫的林荫道上，看到簇拥在两旁的大树，感觉很奇特。我喜欢树，喜欢走在林中小路上的感觉。我有很多关于树、关于树林的记忆。树林总是让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想起一把孤独的小提琴的倾诉，我会在孤寂的旋律中走回曾经到过的、留下过青春记忆的地方――淡淡的阳光撒满林间空地，空气中洋溢着太阳和森林暖融融的气息；散落在草地上的深深浅浅的光斑，树丛中小鸟和昆虫低鸣；环绕着林间空地的高大的黑桦树与年轻的白桦林，回风中树影的参差婆娑；鹅黄的、嫩绿的春天的树叶，撒满了在阳光中旋转的蓝天；我看得到，闻得到，听得到，甚至我暴露在外面的每一寸皮肤都能感受到那空气、阳光、那树林里的风――但我的记忆筛去了所有的事件，留下的，只有流动的光与影子，和那种生命的感受。记得有一位诗人写过：“林中之树沉默不语。”树本来无所谓语不语，然而在罗布林卡，我突然感觉到沉默不语的树的魅力。
没有人会在雨中光顾罗布林卡，只有我和郑文，也许因为我们到得比较早吧？甚至连供参观的院落都上了锁，后来，看到一个管清扫的喇嘛打着伞走近，我们就要求他开门让我们进去。我和郑文在达赖寝殿前的走廊上坐了一会儿。雨停了以后，我照了好几张树的照片。森林、浓荫、阳光是我年纪很轻的时候的梦境……
下午又去了八廓街。回旅馆时，取回了两卷冲印的照片，很有点儿“成就感”。我看到了我拍摄的哲蚌寺的废墟和那张老喇嘛的肖像，还有康村旁怒放的鲜花。（插入照片）
2000.7.24
在西宁住旅馆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请服务员早上叫我们，她们居然忘了，幸而那天我没有睡着，所以没有误了去日月山的车。这一次武警招待所的服务员倒是说话算话，准时叫醒了我们。不过，我还是因为要早起而几乎没有合过眼。凌晨3点50分到德吉家门口。德吉和她的妈妈一起来送我们，还给我们献了哈达。德吉在发胆病，好几次疼得蹲了下去。我让她赶紧回家睡觉，她说什么都要等我们上了车再走。我觉得她应该早点儿就医。她答应我天亮以后就去医院。司机几乎比我们晚到了1个半小时。他的车上坐着一位军人，说要与我们同行，他是阿里驻军的一位团长，但我们管他叫“班长”。到日喀则以后，司机丹增旺拉要拐到萨加老家去看望他72岁的老母亲。于是我们就一起到了萨加。道路很糟，好不容易颠到了丹增家的巷口，车子立刻被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围住了。其中只有一对姐弟会说几句普通话，因为他们是从日喀则到奶奶家来度暑假的。其他的孩子一看就和他们不一样。肮脏的脸，患着严重眼疾的大眼睛，伸向我们、问我们要大白兔奶糖的犹犹豫豫的小手，都深深地刺痛我的心。尽管在小巷尽头的坡上有著名的花教寺庙萨加寺，我却全然没有兴趣上去，我不喜欢进寺庙。我又困又累，只想靠着打一会儿瞌睡。车子开动时再打瞌睡的话，很容易磕破脑门子。隔着车窗玻璃，不断地有孩子的手敲击着我的额头，我根本无法和他们交流，因为他们基本上听不懂我的话。只要触到他们呆滞的目光，想着他们就会这样长大，我就有点儿茫然。丹增说，原来他是这个村落的小学教师，但他在林芝工作的哥哥把他和母亲接到了林芝，以后他就学开车，不当老师了。我问有没有人接替他的工作，他略微想了一下以后坚决地摇了摇头。围在车子旁的孩子大约有十几二十个，他们都不上学，也从未离开过这个闭塞的小村落。丹增说，村里的大多数人都从未离开过老家、老房子一步。外部世界对于他们来说，不外乎宗教和传说。很快，这些学龄儿童就会长成少年，青年，他们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我不能这样想，却又不得不这样想，这些想法让我忧郁。福海离开拉萨的时候，把很多钱换成了硬币和毛票，碰到求乞的小孩，就一人一毛地一路施舍。但我觉得，与其这么做，不如永远拒绝――拒绝他们的手，他们的目光，他们的一切！但这样的拒绝让人于心不忍。
路况很糟，大大超乎我先前所能想象到的最坏的情况。从萨加出来后，一路坑坑洼洼颠到拉孜。天渐黑的时候进入拉孜沟。丰田4500不得不完全凭借着司机的经验在湍急的水流中找路，有时候完全没有把握这车能不能越过前面的河滩；有几次车子在激流中费力地挣扎着爬上陡峭的河岸，车身的倾斜甚至超过45度，奇怪的是，歪倒在一侧的我们，竟完全没有翻车的恐惧，看到福海居然双手合十地祈祷起来，青青和我忍不住调侃他，福海说我们误解了他，他只是看到左侧山崖上有一组石头俨然象佛，才情不自禁地祷告的。“班长”问：“祷告什么呀？”“平安！我们大家的平安。”“班长”笑了：“嘿！那也是因为恐惧呀！”
出拉孜沟的时候，天全黑了。车窗外伸手不见五指，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丹增把车停在安全的坡地上之后，自己步行返回去，帮那位和他结伴同行的司机修车。那辆车比较好，但司机的技术不如丹增，过河时似乎出了点儿错。我们在激流中颠踬的时候，还看见一辆改装过的东风牌大卡车在激流中熄了火。好几辆卡车正在想办法拽它，钢索都拉断了。一阵紧张过后，人有种说不出的困倦，黑暗中，迷迷糊糊地，我睡着了。车子再次发动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大约在零点左右，我们到了拉嘎，“班长”把我们四人带进了一间有四个铺位但没有电灯的房间，一位藏族妇女为我们点上了蜡烛，并送来一壶酥油茶，我们请她换成白开水。她不懂汉语，比划了好一会儿她才明白了我们的意思，让我跟她一起进了她家，铁炉子边，几个小孩正在睡觉，脸儿红扑扑的。她给我灌了一暖壶开水，又给了我一支蜡烛，我想，她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给我们用了。每次面对这些沉默而又淳朴的藏民，我都会为了自己不能和他们一样喝茶吃肉而内疚。风很大，蜡烛一下子就被吹灭了。房间里浓浓的酥油味儿使我很不习惯，但此时已经是极度疲劳，既没有饥饿感，也顾不上洗脸漱口等文明人的习惯，只想把身体放平了睡一觉，至于那被子是否很脏，黑咕隆咚地也看不清。入睡前，只有嗅觉还是灵敏的，但很快，连嗅觉也麻木了。
雪山连着雪山，山峰间的天空是深蓝深蓝的，上面有几颗冰凉冰凉的大星星，大得仿佛伸手可以摸得到……这是早晨车子开出拉萨以后我看到的拂晓时的奇景，那会儿我真象是在做梦，这个梦做了很久，很久。
2000．7．25
早晨醒来，头又有点痛。没漱口就给自己冲了杯咖啡，喝完后就不痛了。
昨天从早到晚赶了700多公里，据说是为了抢在洪水淹没道路之前，否则，我们过不了拉孜沟。青青为此大大地抱怨我，“这哪儿是旅游啊？明明是赶路嘛！”我说：“旅游，在某种人看来就是赶路。但在我看来，在路上，要比到达某个旅游景点更有味道。”我也不知道是否说服了他们，反正后来，她们确实不再抱怨了。或者说，既然已经在路上，抱怨其实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日喀则地区真是大呀！今天整个白天，车子还都是行驶在日喀则境内，路过的那些不知名的山川、草原、湖泊，美得让人肃然；沿路停靠的村镇（有的只有两三个帐篷）（插入照片），都有成群的儿童围着我们，他们比萨迦的孩子更没有上学的可能，他们每天看到的都是帐篷之外数平方公里的蓝天和草原，还有来往车辆上的陌生的过客。每次面对这些孩子，那种因为无能为力而产生的无奈，便会使我怅然无语。
过一个帐篷茶馆的时候，丹增和“班长”他们都停下来喝茶。昨天下午买的羊子的后臀他们煮熟了，晚上我们睡觉以后，他们还围在一起喝酒吃肉聊天；早上出发以前，丹增把没有吃完的肉都从锅里捞出来放回了那只买肉的蛇皮袋。他们请福海吃肉，福海拿起来就啃，非常豪爽的样子；丹增用青稞粉和酥油搓成的糌粑，福海就从他手上直接拿来吃，说真的，我简直是佩服福海。丹增高兴得直夸福海，翘起大拇指说：“你，好！朋友！”我吃的是方便面。在上海两块钱一盒的方便面，在帐篷里卖5元钱一盒，不上高原，恐怕是难以体会方便面的味道有这么好的。帐篷外，我看到很多羊两只两只头顶头地排列成行，沉默、驯顺，几名服饰鲜艳的藏族妇女弯着腰在挤羊奶（插入照片）。据说到了晚上，这些羊就这么站在帐篷前。不远处，有一位妇女在毡包外大声喊：“卓玛……卓玛哎！”而那位叫卓玛的女孩正不屈不挠地缠着我们这几个异乡人，伸着手，嘴里“几格几格”的，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想起我最喜欢的那首“卓玛”，看着眼前这个小卓玛，内心的感受无可名状。
这地方太阳落得晚，九点，在翻过了一道大坂之后，车子进入了阿里境内。天开始阴下来，山风很凉，丹增说：“洪水要来了！”
当晚到达神湖边一个不知名的小客栈，又是四个人一屋，和昨晚的情况差不多。我们住下了，另一辆车继续赶路，他们今天一定要赶回普兰县城，据说明天他们中的好几位都要参加农业银行的职称考试。“职称考试”的概念，在高原、在边陲，在很不相同的语境中，听上去有点儿滑稽。
2000．7．26
今天，对我来说，是一段难忘的旅程，我终于看到了圣山神湖！很多年来一直在我梦中、在我心中、在我的阅读中出现的圣山神湖，本有着很强的宗教色彩，但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它们的吸引力在于它们的遥远和难以企及。
过那些挂有经幡的山口时，丹增和班长都要大吼一声“拉索索！”第一次我们觉得好玩，他们喊完了我们就跟着喊。“班长”说，那句话的意思是：神胜利了！这是藏民表达对神山和战神的敬意。以后，每过一个山口或者是峡谷口，一看到彩色的经幡，我们就会齐声大喊：“拉索索！”班长说：“你们喊得还挺整齐啊！”明白了这句话的意义之后，每喊一声都有一种神一般的快乐！
进入阿里地区之后，路越走越荒凉。有的路段，几无水草。赭红色的山峦在阳光的照射下，变得象是干巴巴的老人皮肤的颜色，阳光照不到的背阴面，则泛出一片紫铜色。山坡基本上没有植被，巨大的沙丘被雪山暂时阻挡在山前，象一道道高墙，一付欲与雪山比高下的劲儿。这些沙丘坡度陡直，顶部被风推得平平崭崭，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偶尔也有一些沙丘上，点缀着一些球状的灌木，黑绿色或是黑褐色，看上去非常执拗；沙丘脚下，往往是大片大堆的流沙，颜色比沙丘更浅些。沙丘与沙丘中间的开阔地上，是灰白的戈壁，那种了无生机的景象令人生畏。阳光暴晒，戈壁滩异常干燥，它直接受热又直接散热，车子行驶其中，干热无比，且灰尘直钻鼻咽，干干地呛人，我们的嗓子眼儿火辣辣的。偶或过一有水草的山谷，便能看到牧群和牧民的蓬帐，到了这种时候，丹增就会大声地唱：“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我们也会开心地跟他一起吼。在有水草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多停留一会儿，甚至希望车子出点儿小毛病，趁着丹增修车，我们就可以拍拍照；其实，即便车子不出故障，丹增也会稍事停留，估计他也受不了总在干呛的尘沙中颠簸，能在夏季牧场透透气，要舒服得多呀。（插入照片）
狮泉河真的涨水了，车子过不去，只能绕道行驶。丹增的驾驶技术极好，那段简直算不上路的路，居然让他踉踉跄跄地过来了。有好几次，沙石便道上的大岩块卡住了越野车的底盘，无论马达怎么怒吼，车轮如何飞转，都进退两难。我想起朱哲琴告诉我的经历，她曾经因为过不了河被迫在高原上的某一条河边露宿，他们一伙人带着液化气罐儿，有一些方便面和桶装水，夜里尽管很冷、附近尽管有野兽出没，但还是觉得很刺激、很兴奋。天哪！我们可是什么都没有带啊！晚上十点半，我们终于到达狮泉河。丹增步行前往河滩探了探路，回来说，水位虽然已经很高，但还是可以过去。于是我们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运！丹增建议我们住迎宾馆，他说那儿比较干净，他的家就在迎宾馆对面的农行大院儿里。迎宾馆给了我们一间有四张床的房间，这一路我们都让福海和我们住一间房。除了我，他们几个都差不多大，就像是兄弟姐妹一样。这房间有卫生间但不能洗澡，有电视机但调不到可看的频道，有空调但根本没必要打开。每人每天35元的住宿费能住上这样现代化的房间，我们实在是很满意。放好行李以后，在迎宾馆外面的小四川馆子吃了三天来的第一顿正式的饭，炒豌豆尖儿真是美味之极。饭后，我们去街上的公共浴室洗了淋浴。阿里的街上有不少回民开设的浴室，浴室干干净净，五块钱洗一次，人也不多。洗完澡，几个人拿着脏衣服晃晃荡荡走回迎宾馆睡觉，觉得自己终于又成了文明人。
2000．7．27
狮泉河比想象中的现代化得多。县城很小，站在十字大街的这一头，可以看到另一头。但因为海拔较高，走路毕竟有些费劲。据说这里的人都不喜欢走路。出租汽车整天不停地在十字大街上穿梭。坐上去就付5块钱。只要不出镇子，到哪儿都是这个价儿。
去新疆的路被洪水冲断了，据说十天半月内难以恢复通车；而去扎达土林的路上居然积雪齐膝，据德吉的姑姑说，昨天札达突然下了一场暴风雪，我们听得目瞪口呆。德吉的姑姑说，得过两天才能找到进扎达的车。我无所谓得在阿里搁浅几天，反正是暑假；福海就不同了，他是个白领，为了进藏而攒起来的假期毕竟很有限。但走到了这步境地，就不能不听天由命了。扎达、古格、土林，我们只能对着旅游手册上的照片，想入非非啦！ “是你带来远古的呼唤，是你留下千年的祈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我们仰面朝天躺在旅馆里，对着天花板，一遍一遍地唱着这几句，越唱越有感情。扎达扎达，难道我们真的注定与你失之交臂？
一天之内，在小城的大街上转悠了三回，在四川人开的小饭铺里解决一日三餐。现在我们几个一踏进那家小馆子，就会用四川话大叫：“老板，豌豆尖儿！”阿里的蔬菜都从新疆叶城那边运进来，这几天路断了，蔬菜就特别贵，也不知道那四川老板是从哪儿搞来的豌豆尖儿。这家小馆子菜做得很不错。
下午躺在床上出神的时候，突然听到窗外有一个陌生的男声在说上海话。赶紧坐起来，扒着窗户往下看，果然看到一位晒得乌黑的男人在迎宾馆门口的台阶下修摩托车，青青她们正在和车手们聊天，那位叫“王龙祥”的车手听说郑文是华东师大的教师，就说自己从小在师大一村的院子里长大。他是上海武警一家工厂的厂长，据说还有个生化硕士的衔头。他们的摩托车队正在进行的是“西部万里行”的拉力赛，华东地区只有他一个人参加此举。据青青她们说，车队里有几位电视“名人”，其中有一个骑摩托飞越过黄河。因为去新疆的必经之路上的日松桥被洪水冲垮了，车队和我们一样，不得不在阿里将息。王龙祥和那位染了黄头发的车手朱朝辉住进了我们隔壁的那间标准房。
德吉的姑姑来看我们，送来的小黄杏儿很甜。我们几个一起送了她一盒茶叶，是云南出的普洱茶砖，据说藏族人非常喜欢喝这种茶。德吉的姑姑比我小两岁，会说一点儿普通话，长得和德吉很像，但比德吉更有藏北的味道，黑红的脸庞上，鼻子和嘴唇的线条很活泼，眼睛不很大，但眼韵很长，看上去是个快乐的妇人。德吉的姑父登巴加措很健谈，而且听上去就是读过书的人，一问才知道他是农奴出身的苦孩子，1960年，他19岁的时候，被送到咸阳民族学院学习，由于在学期间严重的肺结核发作，不得不休学去西安治疗了3年，因此他在咸阳民族学院的学业直到文革才完成，1968年，他这个学农的民院毕业生也被送回西藏牧区“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以后就当了行政干部，现在是阿里地区中级法院的退休干部。
2000．7．28
上午德吉的姑姑、姑父来旅馆，说是为我们找到了8月3日去扎达的车，能成行的话，我们的运气就真是太好了！
下午，和王龙祥、朱朝辉等一起去孔繁森的墓地。爬上了附近的大沙丘，拍了几张照片。几个年轻人居然向沙丘发起了冲锋，结果青青有点儿高原反应了。在海拔4200米的地方，怎么可以这样爬坡呢？他们真是昏了头。在高处拍摄到的狮泉河镇的全景，实在没有多大意思，一点点绿颜色都没有。但镇上不少人家的院子里、屋顶上，围墙上方都堆着树根，哪儿来的这么多干树根？登巴加措说，原来狮泉河镇周围都是红柳滩，现在已经把红柳的根都扒出来当柴烧了。联想到我们在阿里境内看到的一派铜山秃秃的景象，我不禁为这严重的沙化而担忧。为人对自己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担忧。
傍晚在街上遇到了丹增，他一下子漂亮多了，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裤缝直直的，我说：“哎呀，丹增改头换面了！”他笑笑，露出了白白的牙齿。晚上我们吃了饭就去对面农行宿舍他的家中小坐。他的儿子可爱极了，我发现，藏人的孩子特别好看。圆圆脸，大眼睛，尖尖的小下巴，长长的睫毛，几乎是这些孩子普遍的特征。比起牧区那些行乞的孩子来，城里国家干部的娃娃简直就是生活在天堂里。
我们至少还得在阿里的迎宾馆闲住5日，然后去扎达；只要去新疆的路一通，我们就可以坐丹增为我们找好的车子去叶城。丹增有朋友一直在新藏线上跑运输。
2000．7．29
星期六，整个白天除了在屋里睡觉、看书，就是外出觅食，这几天的日子都如此。
刚才，王龙祥邀我们和他一起去一个夜总会，为他们的一位朋友过生日。这位朋友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居然携妻子在阿里的夜总会打工。他的太太既是主持又是歌手，她的表演风格居然一点儿都不讨厌。不过那个地方却很糟糕，昏天黑地的，墙上都是巨幅的色情图片，音响闹哄哄的。据说来往于新藏公路的生意人，都会在阿里的夜总会挥霍他们的银子。小小的狮泉河镇上，如此规模的夜总会竟有好几十家。我平生第一次到这种娱乐场所，不是因为碍着别人的面子的话，大概早就逃之夭夭了——那儿的噪音太厉害，我觉得头都要炸了。
很多来自四川等地的妇女在夜总会伴舞，歌手唱完上半场稍事休息的当儿，她们竟穿着泳装出台了。那光着脚在观众面前摆动胯部的样子，拘谨中保持着几分乡气，有观众冲她们撒野大叫时，她们浓妆艳抹的脸上，居然透出些许羞涩。这令我很好奇，当年有多少女性是这样去开发美国西部的？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一定会找机会去跟她们聊聊，她们那儿大概有很多故事。她们为什么离乡背井跑到阿里来？她们是跟谁一起来的？在阿里，她们有没有自己的家？她们的丈夫和情人也在阿里吗？毕竟，内地的打工者都是往东南沿海城市跑，极少有人西行阿里的。
2000.7.30
百无聊赖，就去德吉的姑姑家，和德吉的姑父登巴加措聊天。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告诉我，解放军刚刚进藏的时候，他就去给军队当通讯兵，他那时还是个孩子，但是会骑马，所以送信没有问题。他说，那时候的共产党解放军，在他们心里是神兵。初到阿里的军人，饥寒交迫，都有严重的高原反应。藏民就给他们送去了羊皮和糌粑，但不一会儿，这些东西就被送到最穷苦的藏族老百姓家门口。“那时候，共产党的官一看就能看出来，都是大好人。”
他当通讯员时的领导，后来成了咸阳民院的校长。“文革时，一定要我们说他是坏人，我想不通，我看到的第一个汉人就是他，我交的第一汉族朋友就是他，他教我学文化，教我做人，把我送到西安去治病，他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呢？我坚决不信。后来他们就说我立场有问题，让我回阿里，回阿里很好啊，那是我的家嘛，曲珍那时候在阿里做工，还是个十七岁的小姑娘，脸红红的，到红柳滩来会我。我说，你就嫁给我吧，她说，那就嫁给你吧！”登巴说到曲珍的时候，两眼满是笑意。曲珍要比他年轻得多，听丈夫说这些故事的时候，她的神情仿佛也回忆起了很多往事。
登巴到库房里去拿出了两根干柴状的东西，他告诉我们，这是风干的牛肉，是阿里的好东西。他掰下几块让我们大家都尝尝，除了我，他们几个都蘸着辣椒酱嚼了起来。福海告诉我，风干的肉嚼起来松松的，有一点酸，“嗯，还有点儿辣椒味儿。”我知道福海这是在调侃我。登巴说当年他在咸阳、在西安，想的就是阿里的风干牛肉。
从登巴家出来，去阿里新华书店买了两本书。书店不算小，但除了我们没有别的顾客。
2000．7．31
下雨，不大，但听说狮泉河涨水了。
德吉的姑姑来旅馆看我们，她家的电话坏了，所以她是突然来的，我们那会儿都躺着睡觉呢！
她告诉我们狮泉河涨水了，噶尔县全淹了，今天全县的公职人员都去抗洪，她的老伴儿虽然退休，但也去了。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旅馆旁边的军区正在举行八一阅兵庆典，抗洪怎么军人会不去呢？ 不管洪水大不大，反正狮泉河一时是过不去了，我们多少有些沮丧；但听说去新疆的路再有4、5天就能通，又觉得消息不坏。
这几天如果说是避暑，倒也确实悠闲、凉快。但此地的生活节奏慢得让人难以忍受。即便是抗洪，也看不出镇上有任何紧张忙碌的迹象。旅馆所在的公务员相对集中的住宅区，可以看到抗洪的人早中晚的三番进出。回家午饭以后的人们再次上河堤，是在下午三点以后，中午午休的时间一如既往的长。旅馆边上的一个大院儿，就是当地的行政公署，我们进去看了一下，大而无当的办公机构，一个人都没有。这让我们觉得很奇怪，狮泉河镇这么小，它的行政公署却这么大，建筑内部的装修也相当讲究。我们还去了大街另一头的旅游局，很大的楼，但楼道里空空荡荡破破烂烂，就像是临时的救灾指挥部设在一栋烂尾楼里。旅游局办公室有四个男人在打牌，问他们有没有车去普兰、去札达，他们根本就不搭理我们。后来总算有一个人眼睛看着手上的牌对我们说：“车都在普兰接团，这儿在抗洪呢！”
阿里这地方没有工业和农业，却有着庞大的行署机构，下设官署从科学技术委员会到体育运动委员会，绝对是五脏俱全的小麻雀。当然，有这么庞大的机构，就得养一大批公务员。其中大部分在我看来是光拿工资不干活的。比如这个旅游局，什么旅游项目都没有。办公室坐着几个大男人，车却都在普兰那儿。我问他们：“旅游局只管在普兰那儿接团，那又为什么要把机构设在行署呢？”答案当然只是横你一眼。
在街上逛了一大圈儿，回宿舍玩牌。王龙祥为我们联系了军车去叶城，看来就只好放弃扎达了。
2000．8．1
天气晴好。我们吃了早饭就去德吉姑姑家，她把司机一家都请来了，那是登巴的亲戚。男的叫依西桑布，女的叫索南曲吉，他们的小女儿十六岁，长得真漂亮，但非常害羞，老是躲在妈妈的肩膀后面。
依西把我们拉到了“抗洪”的地方，水确实很大。噶尔县整个泡在水里，司机说，如果明天再不下雨，后天去扎达就比较容易。于是我就象小时候出游前一天一样，任何一片乌云飞过，都会让我胆战心惊。
晚上给妈妈打电话，今天是她八十周岁生日。
2000．8．2
今天天气很好，一早，德吉的姑姑领我们去依西桑布家。曲吉在家擦银器，桑布被县委书记的电话叫走了。在曲吉身边，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帮着曲吉干这干那。曲吉告诉我们，那是她的侄女，小姑娘的父亲在扎达老家放牧呢！
“我父亲瞎了，但老人不愿意跟儿女住，坚持要自己一个人住在家里，结果我这个小侄女从4岁半起就是爷爷的帮手，带他出门，领他上厕所，帮他脱衣穿衣，为他生火做饭，一直照顾爷爷。我父亲去年底死的，我的两个大儿子都说要供这个妹妹上学呢。我把她送到区上的小学校去上学，她跑回来了，一定要和我在一起，我要送她去阿里的小学，人家又不收牧区来的孩子，说要明年才能让她报名。我这小侄女落后，说要伺候我一辈子，不上学了。她不懂汉话。我们这儿要上过学的娃娃才懂汉话呢！”
我们对曲吉说，这个孩子一定要上学，否则可惜了，她这么小就那么能干，绝对是能够读好书的那种孩子。如果不是看到那小姑娘那么依恋她的姑姑，我真想把她带回家，让她受最好的教育，真的，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曲吉身体不好，心脏病，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前天刚出院。她的长子大学毕业了，就在阿里的藏医院工作。藏医院就在迎宾馆的斜对面。藏医院的建筑外观给我的印象挺深。
我们今天没有看到依西桑布。他为了送我们去扎达，前两天都在汽修厂修他那辆北京吉普。据说他是当地最好的司机，死里逃生的故事很多，可惜他自己不会说普通话。登巴给我们讲过不久前发生的一段传奇。登巴说，去札达的路况不好是人人都知道的。但一般司机都能应付。桑布的长处在于他的经验和他对高原地理气候的敏感，前不久，好几辆车在去扎达的路上遇到了泥石流，“夏天下大雪，一会儿雪化了就容易引发泥石流。桑布根据嗅觉和听觉，判断这一带马上就会有泥石流，几秒钟内他就决定倒车，跟在他后面的另外几辆车不理解，他也顾不得和他们解释了，只是一边倒车一边喊‘快倒’！‘快倒’！路太窄，根本来不及掉头，依西桑布说倒车，谁敢不倒？大家赶紧倒！桑布最后倒出来，好险那！泥石流一下子就把前面那一段路埋了。桑布的车头都被泥浆碎石头打破了。”登巴给我们说桑布的故事的时候，桑布只是在一边憨笑，他能听懂一点普通话。
“我们家桑布开车安全，所以县里的领导上哪儿上哪儿都愿意桑布开车！今天噶尔县的县委书记找他去，不知有什么任务呢！”曲吉一边擦银器，一边对我们说。
我们的扎达之行看来要泡汤了！扎达！扎达！我此刻心里只有扎达！
2000．8．3
依西桑布直到今天凌晨三点才回来。曲吉告诉我们：“连人带车一起浯在青稞地里了，噶尔那边青稞地淹了，书记就让孩子他爸开车进地里看看，结果，陷住了，水进了车，桑布和书记爬到车棚上，总算没有淹死。”曲吉左等右等等不回来丈夫，急得打电话去噶尔县，县里这才去人去车把依西的车拽出来了。“县委书记和孩子爸爸又冷又饿又害怕，坐在车顶上，如果我不打电话，都没人知道他俩的死活。多危险啊！”曲吉被折腾了一宿，心脏很明显又有些不支，说话都喘。桑布的车又送进了车厂，去扎达的计划肯定泡汤了。
我们几个满街转悠，只要看到路边有4500就上去问“去不去扎达？”回答几乎也都是：“抗洪呢，不能去！”街上的车倒不少。
天气连着晴了几天，真不懂哪来的洪水。狮泉河的水位明显地降低了，前几天看到的噶尔县被淹的部分也都不再有水，但关于路上洪水深多少多少米的传闻却比比皆是，不免让人生疑。狮泉河边的山都是绝无水土保持功能的沙山。这地方每年只有一个短短的雨季，一下雨，就有洪水，河边连起码的堤岸都没有修好，所谓抗洪，就是临时去堆土包！看到那些行署单位里的职工上班抗洪，下班回家，我们当然对阿里的所谓“抗洪”，更加不以为然，我觉得，那些官员似乎有意夸大“灾情”，变着法儿向国家要钱什么的。
2000.8.4
早上起来，还是晴好的天。王龙祥说，军车有可能今天，但也有可能明天走。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去德吉姑姑曲珍家和依西桑布家告别。
到了曲珍家的巷子口，见她和两个妇女一起走出来，看见我们，她很抱歉地说：“车子实在找不到了。”昨天她到处为我们找车，结果不知道喝了谁家的酸奶，弄得食物中毒，打了半天吊针。听说我们要去依西家道别，她执意陪我们一块儿去，结果我们叫了车一起去了。
依西的妻子曲吉出院不过四天，连着两天为丈夫担心，结果又病倒了。她的心脏跳得那么弱，我觉得很可怕。我们要走的时候，她居然坚持起床，让她的小女儿拿来哈达和酒，为我们祝福、送行。她一再为她的丈夫这次不能送我们去扎达而抱歉，我们说，以后再去吧，这儿，我们以后一定还会来的。她伤感地说：“你们下次来，谁知道我还在不在呢！”她还告诉我们，扎达是她的老家，“过了狮泉河对岸的那座雪山，就可以看到山下青绿绿的牧场，天大的一片绿颜色，真的漂亮啊！”。曲吉有着浑厚的女中音，眼睛非常明亮。据说，以前她和曲珍两个人总在一起唱扎达的民谣，她们是唱两个声部的。我常常听见曲珍一边忙碌一边哼唱，但只要发现我在听，曲珍马上就不再唱了。前几天我曾经请她不要停下来继续唱，可她用手蒙着脸说：“啊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也就不好意思勉强她了。我想象曲珍和曲吉在一起唱重唱，她们的声音一定特别和谐、温婉。唉，如果我现在还能唱歌，我就能和她们一起唱。
中午我们请曲珍夫妇吃饭，曲珍为我们唱了藏北祝酒的民歌，这是令我们喜出望外的饯行方式，我真后悔没有带录音机。傍晚夫妇俩又搬来一大箱子可乐，要我们带在路上喝。“程老师不喝茶，不喝牛奶，那就多喝点可乐吧！”这一对藏族夫妇的热情和细心，真让我感动不已。
傍晚王龙祥来说，明天早上八点，军车要出发去叶城，他已经跟那位营长说好了带我们四个一起走。他把我们介绍给那位营长以及他的兵，我们在阿里行署前面给这些战士拍了几张照片，那些小战士纷纷用王龙祥的摩托做道具，摆好了姿势让我们拍照，我觉得他们非常孩子气。
今天一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听到了曲珍的歌唱，听到了关于她的家族的故事，此刻已经来不及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但我会将它们铭刻在心的。
2000．8．5
凌晨两点多才睡，早上六点就起来了。七点去那家四川馆子吃早饭。他们居然已经起床为我们准备好了早餐。我们离开的时候，老板和店里的几个帮工送我们出来，不知道握了多少遍手，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再见。四川老板很有幽默感，说：“这下子赚不到你们的钱咯！”福海说：“下回还来吃你的豌豆尖儿！”“要得！要得！”
七点半坐车去兵站，那些当兵的全住在兵站，他们的营长住在迎宾馆的标准间里。军车启动的时候，心底里一声欢呼，又上路了！此番“搁浅”终于结束！人生有时候应该有点儿搁浅的时候，那样，当你重新开始的时候，感觉会很不一样，会很兴奋，哪怕下一段旅程将是很艰难的呢！
大约在十点左右到了被洪水冲断达10余日的日松桥。风很大，那是个风口。桥在离我们相当远的地方，看得见。但那些士兵说，走个来回得花一小时。豁口的两岸都停有数十辆载重大卡车，其中有的车已经在那儿等了10来天，车上的人搭了帐篷，支起了灶，俨然打算在这儿长住啦。
我们车上的士兵到了那儿就被召去干活儿，开车拉土垫豁口，下午五点左右，他们坐王龙祥等人的摩托返回，开起车就跑。原来因为他们参加了修路，所以豁口那边负责指挥交通的人决定让这三辆军车先过。我们坐的那辆车打头阵，班长张万华的开车技术极好，于是他的车就成了两周来第一辆过河的车。刚垫平的土桥和卡车几乎等宽，我们的车轮左一下、右一下，土桥两边顿时被压下去一大截，两岸一片惊呼，坐在车上的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害怕，张万华就铆足了劲儿，蹭地一下，开着车跃出了险境冲上了河对岸的斜坡，两岸又是一片掌声和欢呼声，张万华开心得笑眯了眼，他把车停在平坡上以后，就去帮助另外那两辆车。又垫了几车土石以后，第二辆车顺利通过，然后再垫，再过，一切都很顺利。看来我们不必在河边露宿了，幸而我们没有按照王龙祥的“指示”，准备半个月的干粮。
车子过日松桥不久，看到戈壁滩上有一所小学校，一个老师带着他的小学生们站在路边看我们这辆从南岸过来的车，我们忍不住打开车窗，大声喊着“扎西德勒！”我一直把藏北牧民的笑容称作“天边的笑容”，此刻，我看到这样的笑容绽放在路边小学生黑红黑红的脸上，他们向我们挥手，很久很久地……
黄昏时分到了班公湖。饥肠辘辘。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王龙祥的摩托车也赶到了，他的棉裤已经湿透。我和他一人拽一头，拧出一大滩水，他说他今天得在班公措住下，因为他已经精疲力尽。但我们的营长突然决定吃完饭就出发，去多玛兵站投宿。就在车队摸黑赶路的时候，一辆军车陷在了草滩里，张万华想尽办法就是不能把那辆车拽出去，没带铁锹和钢索，带去的绳子又不够长， 十几个人折腾了半天一无结果，只好等天亮再说。我们车上原来有一名司机，一个副驾，加上我和郑文、青青，日土兵站上来的一位邓站长，还有刚才帮着挖泥的两名年轻战士，一共是八个人挤在驾驶室里，真是满满登登。这是瑞士进口的军车，有空调，所以挤在一起倒是非常暖和。大家马上就呼呼大睡了，并没有意识到会有什么危险。
“择席”的毛病这回非但救了我，还救了其他几位。我们三人挤在驾驶室后排的座位上。我靠窗坐，小睡片刻便醒了，醒来就觉得头疼恶心，觉得透不过气来，我这一路基本上没有高原反应，于是我判断是车厢内缺氧，我一边推醒大家一边开了车门，外面的气温是零下10几度。一阵冰冷的空气涌进来，大家都醒了，头晕恶心的症状很快就消失了。这以后，张万华就不敢再开空调，而我，始终醒着。
天亮以后，张万华终于把陷住的那辆车拽出了泥坑。这一夜，这辆车的副驾、四川籍的小战士邓平真是累坏了，他钻到轮子下面去刨呀挖呀垫呀，天这么冷，他的脚全湿了。日土兵站上来搭车的邓站长也因为跳下去探路弄湿了脚，直说脚冻得痛。因为他要下车帮忙，我的羽绒大衣开始一直在他的身上，大概就在那一会儿，我被冻得有点儿感冒了，咳嗽了几声，就赶紧吞了好几种抗感冒的药下去。在高海拔地区，感冒很容易引起肺水肿，所以我这个平时最讨厌吃药的人，这会儿毫不犹豫地给自己用上了头孢拉定。那位兵站站长挺荒唐的，上车半天，居然都没想到把我的羽绒大衣还给我，直到我跟他要，他才把大衣还给我。我有点儿不好意思，他倒没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2000.8.6
拽出了那辆车以后，就继续赶路，军车不象是我们从拉萨到阿里搭乘的沙漠王，可以经常停下来拍拍照。在那位营长的督促下，这支小车队只是一个劲地赶路。路况太糟了。过红土大坂的时候，看到好几辆陷在泥淖中出不来的大卡车，惨不忍睹。其中的几辆车箱板都拆下来烧了，成筐的卷心菜、西红柿烂得满地都是，那些穿着大衣戴着帽子，把两手揣在袖笼里的人，神情焦虑且无能为力地徘徊在泥淖的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的车子绕过他们开走了。在这条路上抛锚，如果你不能自救的话，恐怕谁都不会施以援手。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成立专门的救险队，就像很多外国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当我们的小车队绕过他们爬上路边的那个大斜坡的时候，我真的感到不忍。我什么都没说，但张万华似乎也在想着和我同样的问题，他说：“在这样的路上跑车，心肠不硬绝对不行。哪一回出车都会经历生死攸关的时刻，哪一回出车，都可能受到良心的折磨。谁也救不了谁，实在不行，他们就搭车走人，保住性命还是可以的。”张万华的话居然让我觉得释然。那些人之所以留在那儿不走，是因为他们还希望保住他们的车、他们的货，实在不行了，他们还是可能搭别人的车脱离险境的。
这一带，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是世界上最高的公路，不知道是不是最糟的公路。过海拔6700米的界山大坂时，虽然景色很一般，我们还是下车了，拍了照，算是到此一游，我给士兵们拍了照，还拍了山，但没有把自己放上去。从来不曾离雪山的峰顶这样近过，脚下略有些飘忽，但没有其他类似高山反应的感觉，不过，在这个地方呆得久一点，就不知道会怎样了。我们在西藏和新疆的边界停留了半个小时，汽车就开始向较低的海拔区域驶去。车速也大大地加快了。
下山以后，在公路旁的一个帐篷里吃了一碗面。那个地方叫“死人沟”，据说当年解放军从新疆进藏，因为高山病，有一夜死百十号人的记录。所谓沟，是一条碧绿的河，雨季，河水泛滥到河边的戈壁滩上，变得浑黄浑黄的，远远望去，黄和绿泾渭分明，背景是蓝天和雪山，我们刚刚翻越的界山象是动画片里的山，雪峰和巉岩的线条变得那么精致，象是剪贴在天边似的。（插入照片）
我非常悃，甚至不想下去吃面。车子颠簸的时候，我因为偶尔打个瞌睡，把额头都撞出了大包。于是就想趁着停车的这一会儿，打个盹儿。结果几个年轻的士兵不断关心地跑过来问：“程老师是不是不舒服了？”我想我还是下车和大伙儿一块儿吃面吧！吃完面，精神好了一点，就跑到帐篷外面去拍照，远处的水和天，非常美丽，脚下的这一片帐篷餐馆，却又脏又乱。
黄昏时过了红柳滩，据说这是新藏公路的险段，但坐在张万华的车上，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可担心的。过三十里营兵站时，很希望能在这高原上的“小上海”放平了睡一觉。几十个小时挤在驾驶室的后座上，那滋味儿真不好受。我说自己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自己“放平”，张万华听了居然笑出了声。把三十里营叫做“小上海”，是因为它不象高原上的其他兵站，12点就熄灯，三十里营的卫生营的灯光总是亮着的。对于高原上的士兵们来说，那儿的女卫生兵大概和上海姑娘一样令他们神往吧？可是这位营长专门喜欢扫别人的兴，本来说好夜宿三十里营的，我们正在盘算怎么去找那些女兵聊天的时候，突然传来营长的命令：过三十里营不许停车。“得！这下没法放平了！”我们失望地长叹。而士兵们总是笑笑服从他们的长官，于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三十里营的灯火被甩在了山的后面。
我们这一行里，还有个值得记一笔的人，那就是王龙祥他们那个摩托队的队长。他是在班公错开始搭车的。此人原来在军队当过医生，转业以后在西北某大城市当医生，是这支摩托拉力赛队伍的队长兼队医。他尝到了219公路的滋味以后，决定扔下自己的队员，自己一个人搭乘军车，还忘不了给自己带上一个可连续使用4小时的氧气瓶。我觉得，他如果坚持不了他可以离开，但不能把车队的氧气瓶带走。这个人太自私了，万一他的队员在爬坡时遇到缺氧的情况怎么办呢？有时候，一小罐氧就能救一条命啊。
半夜，在离麻扎兵站数公里的地方，我们的车因为没有油而抛锚了。营长把张万华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他就爱开快车。其实，这都要怪营长指挥上的失误。张万华之所以油耗大，是因为昨天夜里拽陷进泥里的车，路上张万华要求过加油，但营长说没问题，不用加。这个人太刚愎自用，因为军民有别，我们大家都没有说什么。不过我们私下里很为张万华抱不平。
从另外两辆车上匀了点儿油过来，然后，营长把张万华撵到第三辆车上去了，他自己亲自来开打头的车。结果，我们到麻扎兵站以后很久，都没见第三辆车的踪影，估计又是因为没有油而抛锚了。张万华真惨，今天一天只吃了一碗面，在三十里营时，我说希望“放平”了睡一觉时，他还直笑，这下，他连放平的可能性都没有了。连着两天两夜没有睡觉，还要开车走那么艰难的路，当兵真是不容易！
日土兵站的邓站长这回挺照顾我们几个女同志，把给他的房间主动让给了我们，我一看房间里有四张床，就跑到兵站门口去等福海，陷车以后，他就被安排在另一辆车上了。等了半天，终于等到了列兵许登山，他带我找到了福海坐的那辆车。本来，因为兵站没有地方，福海已经被锁在驾驶室，准备在那儿过夜了。这回他又沾了我们几位女性的光，要是被锁在驾驶室里过夜，那可真是太惨啦！从停车场走回兵站的那一段路上，好几条狗狂叫着扑向我们，吓得许登山都蹲下了，我和福海也赶紧蹲下，那群狗还是不依不饶的，在短短的相持不下中，我是真的感到恐怖了，这一路，虽然危险的时刻也还是有的，我却从来没有这样恐怖过。许登山后来大叫“哨兵”，兵站门口站岗士兵的手电一打过来，那些狗就不叫了，我发现自己背上竟然冒出了密密麻麻的一层冷汗。
麻扎兵站的夜晚，即使在8月份，都那么寒冷，我穿着长及脚踝的羽绒大衣，还有点儿哆嗦。
2000．8．7
昨晚在兵站睡得很好，早上起来找地方洗漱以后，就等着车队继续发车的信息。10点多钟，郑文在走廊上问一个军人时间，而后我们屋里就走进了一个军人，他看来很想和我们聊聊天。
他叫陆弘宇，安徽人，军校毕业后自愿要求来西部边塞，据说，为此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还专门做过报道。他在山上当过通信兵的排长，后来下山在兰州军区南疆军分区宣传处任职，好象是个少校，我看不懂军衔的高下。他告诉我们，他报道过三十里营某个女兵的故事，刊在军报上。《昆仑女神》里那个跑到高原兵站来要求参军的女医科大学生的原型就是她。她原来只是河北农村的一个小孤女，没有什么文化，住在姐姐家，靠帮人编织为生。从广播里听说高原上有一个叫三十里营的兵站，有一个女兵组成的医疗站，就揣着500元钱，山高水长，千里迢迢地找到这里，执意要当女兵，兰州军区后来破例收下了这个女兵，她在三十里营为战士织毛衣、毛裤，做很多杂活。后来，组织上送她去上了大专，现在她就在山下叶城的兰州军区第十八医院当护士长。我想，这个农家妹子当时一定是高原上那些老兵们心中最神往的女性。青青对媒体把一个农村孤女改写成一个医科大学生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她对陆弘宇说：“原型的故事和经历更浪漫更感人，为什么非要把她写成一个女大学生？她不是一个女大学生，她的从军故事就没有价值了吗？高原上的士兵就不会喜欢她吗？”青青的批评有她的道理，但未免苛刻了一点儿。
陆弘宇写过一些诗，他告诉我，一本名为《天界》的书上有相当长的一段关于他的文字，还引用了他的一些诗，他把自己的军旅诗给我看，其中有些句子真的还不错。他告诉我，他一直有一个愿望，所以坚持在写报道之余收集资料，积淀人生的种种体验。他经常在高原上的兵站和哨卡之间跑来跑去，和很多战士拉家常，做的记录有好多个小本本了，“以后，我一定要写一本关于喀喇昆仑军人的小说。”他这么说的时候，显得很自信。我想，如果能真实地写出西部边塞上这些军人的生活，写出在极度严酷的自然环境中这些男人之间的友谊、他们对家、对故土、对女性、对爱情的向往，自然是不同凡响的。
离兵站大约两百米的坡坡上，有几家小饭铺，早上，我们在去那儿吃饭的路上，听见军人们在操场上唱歌，“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歌声回荡在麻扎附近的群山中，四面八方的山都在唱！我从来不爱听这支歌，在阿里的夜总会，当王龙祥拿起话筒唱这支歌的时候，我笑得差点儿闭过气去。可今天不一样，觉得很震撼。
中午，在那家四川人开的饭铺里，看到张万华和营长他们几个在吃饭，他们的车回来了，是营长开着车，借了几桶油去把他们接回来的，这多少有点对张万华表示抱歉的意思。我们买了三条烟交给营长，请他代我们送给三辆军车，两天来，我们已经和这些军人相处得很好，并对他们产生了敬意。由于这批通信兵又有新任务，汽车营也必须留在麻扎待命。所以，原来开回乌鲁木齐的计划改变了。营长说：“你们别担心，明天，我派张万华的车把你们几个送到山下的叶城去。”
陆弘宇他们一行要去神仙湾哨卡慰问那儿的士兵，他从挎包里拿出很多水果送给我们，他说下山的路很险，路上可能买不到任何吃的。“这不是慰问品，是我自己在叶城买的，你们留下吃吧。”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馈赠，我们只需要半天就到叶城了，而这些士兵还会在喀喇昆仑停留很久，他们才是真正需要这些水果的人。陆弘宇终于被我们说服了。他们一行坐吉普离开的时候，我去院儿里送他，车子开出很久，他还在那儿挥手。我跟郑文、青青说，“没想到，在路上，在喀喇昆仑的军营里，还有这样的文学青年！”
下午无事可干，睡了一大觉。十来点才去坡上吃晚饭。这家小饭铺的主人是一对年轻夫妇，哪怕是三更半夜过车，他们也会起来给做饭。灶间就是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的货栈和商店，也是过往司机们歇脚的地方。他们都是农民，来自四川。在中国很多人烟稀少的地方，新疆也罢，青海也罢，西藏也罢，云贵也罢，都有四川农民开的饭馆儿，不管那是多么简陋，给予我们的却是一种真正的安全感。比如我这样一个偏食的人，走遍全中国，都不用担心自己会吃不上饭。这对夫妇告诉我们，10月下雪以后，就封山了，兵站到时候就只剩下三个人留守，再加上边防上的二十几名哨兵，整个麻扎就没有什么人了。“天天天天下雪，路上连个家雀儿的脚印都没得。”封山以后，这些山路上的餐馆老板都回老家，有成都的，有江津的，有开县的，四川各个地方的人都有啊！回家耍几个月，看看孩子，过了年，到了第二年开春再上来。而那些留守的士兵就要在麻扎度过漫长的冬季，一直到来年的四月。
晚饭以后，慢慢走回兵站，周围一片宁谧，月光如水一般泻入山涧……
2000．8．8
今天是我的生日。早上8点多钟醒，起来吃了早饭以后，就等着发车。出发以前，当然是告别。和那些共同经历了新藏公路艰难的汽车兵们告别。许登山，这位浙江萧山中学教师的儿子告诉我们，他很快就要服役期满，以后一定能够和我们在东海之滨见面。我曾经问他为什么叫登山，是否到西部以后改的？他说，“我爸爸给我起的，他恨不能叫我登天呐！”我们把带在路上以防万一的药品都留给了那些还要呆在山上执行任务的战士，据说他们要到十月份封山以后才能返回乌鲁木齐。告别的过程很短，但鼻子酸酸的。
许登山原来已经和张万华说好，让我们三个女的坐在驾驶室，但临到发车，营长只叫我一个人上驾驶室，当然因为我是女性且年长。另外还有兵站站长、摩托队长什么的，我突然感到这种待遇非常别扭，就跳下车对营长宣称：我宁可和我的朋友一起挨颠！他有一点吃惊。等车时，我和青青好好地把那位队长挖苦了几句。我说：“哪里听说过仗还没打完，指挥官就携着氧气瓶先逃跑的？” 青青说：“回去怎么写文章？”此人脸皮特厚，居然说：“文章还不都是编的吗？”
拖车上确实很颠，一度我几乎呕吐，但终于还是忍住了。据说今天有两个大坂要过，特别是最后那个128大坂，其险无比，但因为在蓬车里，我们什么都没看到。邓平和我们在一起，这个小兵特别可爱，先是塞了一个纸条给我，上面是他的通讯地址，字写得很不错。后来营长又指派他跟车，但驾驶室他那个副驾的位置让兵站长占了，所以他只好跟我们挤在一起。钻进车篷的时候，他笑眯眯地对我说：“生日快乐！”他和邓小平是同乡，我们老是开玩笑问他为什么不叫小平。前两天他在路上老是要帮张万华点烟，点着火的时候先要吸一口，呛得他老是咳嗽。后来我说我来点，他很奇异地问我“你会抽烟？”看到我果然不呛，他居然还竖了竖大拇指。 他告诉我们，他在参加自学考试，很快就能拿到大专文凭。
下午4点到叶城兵站，从车上跳下来，立刻被新疆夏日的骄阳烤得浑身燥热。张万华和邓平帮我们卸下行李，然后一直等我们坐上了去喀什的出租车才挥手告别。他们要在兵站住一夜，明天再上山，直到10月再下山。邓平说，已经二十多天没有洗澡了，今天可以舒舒服服地洗个澡，明天干干净净地上山。四川话说“舒舒服服”就是舒服，“干干净净”，听上去真是干净！再见了，高原上的士兵！
那辆出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走了四个多小时，公路修得非常好，夏利车跑得非常快，路边有村落的地方林带都长得很好，但大部分路段平沙莽莽，公路两边的沙漠一望无垠。天色暗淡下来以后，什么声音都没有，就听见车轮和路面磨擦的声音，我觉得司机和我们都有点儿恐惧。终于看到了一排排整齐的公路照明灯，灯光越来越亮，喀什越来越近。到达喀什，差不多10点了。我们住进了五年前我住过的地委招待所的同一间套房。洗完澡以后，四个人一起上街，去街边的夜市排挡吃晚饭。福海说，今天晚上他们三人给我过生日。夜里12点多钟，这个西部小城的大排档居然还那么热闹！福海他们都说那烤羊肉串儿好吃极了，我能吃的只有担担面和川北凉粉。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有人在大排档卖唱，那个唱歌的女的来自安徽，她会唱的歌很有限，但站在你的饭桌边拉开嗓门儿就唱，“真想对你表白”，我一愣，然后我们几个都大笑起来。我说：“你怎么能唱着这样的歌要钱呢！”她说：“那你想听啥？”我说你别唱了，我不想听。我给了她一点钱让她去买一点吃的。因为她看上去又瘦又憔悴，在一边给她拉二胡伴奏的，不知道是不是她的丈夫。我很难想象，安徽的农民会不远万里跑到喀什来卖唱，“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喀什的发展和变化很大，南疆铁路建成以后，这座小城的规模一下子扩张了，街道也变得非常现代化，五年前我到过这儿，但我好象根本没有到过这个地方似的。
2000．8．9
今天早上起来去国旅，新疆的旅游业显然比西藏发达、方便得多。我们定了明天去塔什库尔干的车，这次国旅为我们找了一辆丰田的“巡洋舰”，在4500出来以前，巡洋舰是最好的越野车。办好了上塔什库尔干的一应手续之后，在大十字附近的一家餐馆吃了午饭。下午去银行取了钱，定了十二号去乌鲁木齐的火车票以及17号由乌鲁木齐飞上海的机票。现代化的手段在这个西部边陲城市也已经非常普及——网络订票、银行卡取钱，手续简便。这五年，新疆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年前我们想找一辆车上塔什库尔干，真是费劲心机；那时候现金必须随身携带，我们这一行的几万元钱都放在何训田的摄影包里，由我背着，到哪儿都得小心看护。这回，一切都出人意料的顺利。但还是有一件事令人不快：国旅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想自己去买南疆铁路的火车票，是绝无可能的。而国旅定火车票必须通过票贩子的渠道，所以一张卧铺票要贵100元。真不知道是谁在助长票贩子的恶势力！我们反正是图个方便，也就不再去思考这当中的猫腻儿了。
去逛了东巴扎。因为不是星期天，东巴扎的规模非五年前可比。
2000．8．10
一清早，那辆巡洋舰准时到旅馆来接我们。司机是一位维族人，叫吐洪江。他把他那辆深蓝色的巡洋舰擦得纤尘不然，虽说是辆旧车，但我肯定那是台好车，因为他的主人把它保养得那么好。新疆的公路和绿化都比西藏好得多，五年前我们去塔县，当时的公路远不如今天的。这条中巴公路已经修得很好了只是盖孜峡谷的一边已经差不多被削平了。对于自然景观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破坏。但有什么办法呢？人类社会就是在对大自然的不断破坏中发展的。
早晨过疏勒的时候，我们下车在路边的集市上买了点儿甜瓜和煮鸡蛋，吐洪江告诉我们，疏勒的甜瓜又好又便宜。疏勒是南疆军分区的所在地，我们在高原上遇到的陆弘宇，就在疏勒的军分区司令部工作，他应该还在喀喇昆仑吧。“疏勒”这个地名令我怀古。这是个极为干旱的地方。东汉的耿恭曾经在疏勒被匈奴人围困。耿恭在既无援兵又无给养的恶劣条件下单兵固守，最后士兵们断水了，挖地十五丈未见出水，眼看就要被渴死。就在这时候，耿恭对着那眼枯井祈祷，并拔剑刺井，发誓与疏勒共存亡。耿恭和他的部下的精神感动了上苍，深井底下突然喷涌出高数丈的清冽的泉水，士兵们欢呼山响，围城数月的匈奴人觉得这是天助耿恭，害怕“违天不祥”，主动撤兵了。古人那种对上苍的敬畏感，早先读书时常常令我发笑，今天却时不时让我惆怅。
黄昏，大约在8点多钟，我们赶到了中巴红其拉甫界碑，山势雄伟壮观，八月里竟然雪花纷飞。五年前我们没有到界碑，就因为不堪等待而打道回府，因为当时我们都头痛。这一次，在海拔5000米的红其拉甫，我一点儿高山反应都没有。在哨卡等着上界碑时，我们在雪中分吃了甜瓜，这甜瓜都是吐洪江帮我们挑的，真是又甜又凉，好吃极了。
哨卡有几位年轻的战士，其中有一位竟然是上海籍的，他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姐姐，住在徐汇区的小木桥路。他的父亲原来是上海知青，在安徽插队时娶了他的妈妈。后来姐姐作为知青子女回了上海，而他参了军。有一位军官模样的年轻军人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在检查过往车辆的时候，态度非常斯文。与吐洪江聊天的时候，他竟然也能说流利的维吾尔语，我估计他是军事外国语学校毕业的。吐洪江说他是这一路最好的“汉人，“态度好，有礼貌，人也长得漂亮”。吐洪江要说什么人好，总要加上一句“长得漂亮”，很有趣。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个长得很帅的男人，一路上，他选择的请我们为他留影的地方，也都很漂亮。
我们和战士们聊了一小会儿，他们说，他们值一轮岗就是半年。这半年，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来往车辆上的游客与司机就是他们和世界的联系。我问他们有没有电视可看，他们说，因为天线和卫星转播台的信号大多不能收到，红旗拉甫经常是有电视机而不能收看。有几位年轻的游客在哨所边围着一窝小狗欢天喜地，战士们时不时不放心地瞟一眼他们的小狗，生怕那些年轻人动手去抓它们。他们告诉我，那窝小狗是他们的巡逻犬生的，是哨所战士们的宝贝。在去阿里的路上，我见过比他们的生活条件还要不如的哨卡，比较起来，红其拉甫营房的条件要好得多。记得那次进入普兰县境内需要检查边境通行证，我下车进了路边的一个棉帐篷。帐篷里，三张小折叠床围着一个汽油桶做的铁炉子，炉子上有一个半掩着锅盖的铁锅，看得出里面是没有吃完的煮面条。一位士兵在睡觉，一位士兵在公路边检查过往车辆的证件，还有一位战士就在帐篷里检查我们的通行证，身份证。我看见一张折叠床上有一把吉他，那个正在睡觉的士兵的枕边有一本厚厚的翻卷着的书。帐篷外面十几米的地方有一个水泡子，一只黑狗趴在那儿打盹儿。周围数百公里都杳无人迹。这就是边防哨兵们的生活。我不能想象，如果换了我，该怎么去过这种单调的日子。因为长年的寂寞，这些年轻士兵的笑容很亲切。那个检查证件的士兵看了一下我们的边境通行证后，很惊奇地问我：“老师？从上海来？旅游？”我不知为什么竟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我才回答他：“不，不是旅游，是考察。”“哦！考察什么呀？”“西部的教育。”那战士检查完证件，向我行了个军礼，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上车以后，我对我的同伴们说：“刚才我说谎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能告诉这些士兵自己是来旅游的。”我的同伴们都年轻，没有经历过这种寂寞的日子，但是我年轻的时候在黑龙江有过三天的体验：那回我们在北疆农场那儿修路。住在路边的帐篷里。由于下雨，有一座公路桥冲坏了，粮食拉不过来，其他知青便都搭车回公社了，就留下我和侯旭两个人守着帐篷。我们知道方圆一百公里之内只有我们两个人，几乎看不到公路上有什么车子。整个白天，周围静得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我们又想听到过路车的声音，又怕听到过路车的声音，鬼知道车上会不会有坏人啊！到了晚上，四周更是一片乌黑，帐篷外面一点儿光亮都没有。我们害怕得要命，就在帐篷里扯着脖子唱歌，一直唱到睡着。一天，两天，三天，那三天真是漫长啊！第四天中午，我们饿得跑到北疆农场的土豆地里去刨刚刚长成的土豆，翻到几个不那么绿的，我们就想，实在不行了，就把它们煮来吃。突然，我听到了拖拉机的“突、突”声， 我对侯旭说：“有人来了，有人来了！”侯旭说我幻听，但我肯定自己没有听错，于是就拼命往公路那儿跑，我还没有跑到公路，就看到我们生产队的28从山边上拐过来了，开车的宝玉老远的就向我们挥手，车还没有完全停稳，知青们就纷纷跳下车向我们跑来。就连平时关系不好的几个，也亲切得如同手足。听宝玉说，所有回去的知青都被队长痛骂了一顿，“把两个小姑娘留在那样一个地方，万一有什么事儿，你们谁负责？”刨土豆的那天正是8月8号，我二十周岁的生日。那三天的寂寞与恐惧，我这辈子忘不了。
从红其拉普到塔县，一路下坡，车速很快。山坡上有不少旱獭跑来跑去，公路两旁几乎没有村落，有时候会看到一片片长满灌木丛的河滩，下坡的激流在巨大的鹅卵石上飞溅起雪白的浪花。回到塔县，已经是晚上11点多钟。旅馆住得满满的，吐洪江总算在帕米尔旅馆给我们找到一个小小的三人间，福海只能同司机们挤在一个大房间的通铺上。
晚饭是在露天吃的，就在旅馆旁边的白杨树林里。天很高很蓝，抬头可见数十颗星星，树丛中挂着一串串彩色的小灯泡，一色的藤椅、格子桌布，情调还不错。
2000．8．11
起得很早，车子返回卡拉库里湖。五年前，此湖不收门票，现在要收了。这一次我的运气不错，天气特别好，慕士塔格峰和公格尔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庄严辉煌。以至于我一看到它们，耳畔就响起了格里戈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铿锵旋律――冰冷而又灿烂。
我们拍了很多照片，我想它们一定会很好。在公戈尔雪山脚下，我们看到了一个穿着红衣服的放羊的小姑娘，赶着她的羊走进了公戈尔雪山的倒影里，走进了我们的镜头，让我们欢喜得狂呼起来。
昨天我们已经在布仑口停留过，今天就没有再停。再见布仑口，对我说来是一种心理补偿：五年前我的照相机太糟糕，根本无法照出那银色的沙滩，而这一次，我相信我肯定把它们照下来了。
一路走走停停，拍了不少照片。新疆的山离人近，西藏的山离人远。离人远的山是出世的，沉静的，它在天边倾听，它向天外遁隐，可望而不可即；而离人近的山显得威势咄咄，它直入灵魂而无法规避。它逼着你听它的声音，那种能劈开苍穹的冰冷铿锵的声音，总在山谷间回荡，总在头顶上轰鸣。真的，我就是这种感觉。山如晴天霹雳，炸响之后，在你感到一切重又恢复正常、全部感官又平稳运作时，你的心灵、你的生命已经发生了新的、深刻的改变。
下午到马哈默德·喀斯噶尔墓。那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进去的那条绿荫覆盖的小道变成了柏油马路，墓地周围的林子简直就修成了一个公园，林中盖了一座经堂，3点到4点，维族男人都在那儿礼拜祈祷。吐洪江也去礼拜了。
墓地的讲解员还是那位，他看上去不怎么显老，却仿佛有点儿不高兴。他还记得五年前“上海音乐学院”的几位，但这也没有让他变得高兴点儿。长年累月守着这位维吾尔族的“孔夫子”的墓，大概总会变得抑郁的。
回到喀什尚早，住定旅馆后上街吃了点儿东西。晚上睡得很早，我有些疲倦。
2000.8.12
起来以后打车去了香妃墓，可惜，五年前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环廊已经挂起了“危险！游人止步！”的牌子。这是清代修的清真寺庙，那环廊是白色的，它的采光都利用顶部的小窗洞。环廊中明明暗暗的墙面，在光影变幻之中，呈现出一种深邃的、神秘的、动感的美。南北环廊交会的地方是一个大经堂，座西朝东。主祷的阿訇坐在经堂的正中就能把声音通过环廊传向信众。我真是喜欢这一建筑。此番重游，就是冲着这建筑来的，真遗憾不能再进去了。
从香妃墓坐马车去东巴扎，在夹道的白杨树荫里，坐在维族人铺着地毯，挂着铃铛的马车上，真是优哉游哉。
又逛了一圈儿东巴扎，买了两把好看的英吉沙小刀，准备带回去送给朋友。
下午回到旅馆。休息。晚上要上火车。
2000．8．14
前天晚上上火车，安检的时候，我和我的箱子一起被请进了办公室。两位武警向我敬礼之后，请我把箱子打开，裹在我的羽绒大衣里的小礼品刀竟然被没收了，滑稽！我一边把卷得紧紧的羽绒大衣打开，一边开玩笑说，如果我要用这刀杀人的话，还没等我拿到它们，自己就先被人杀了。那两位武警也被我说得笑起来。那两把小刀纯然是观赏品，刀鞘上、刀把上的雕刻和镶嵌都非常好看，刀本身也只有我的手指那么长。在东巴扎，我看上的就是它的精致，还有就是卖刀的那位维吾尔老人可以入画的脸。说真的，小刀被没收，我甚至没怎么生气，只是有点为我的朋友遗憾。
上车就睡，直到天亮。昨天一天都在火车上。南疆铁路沿线多的是戈壁，有时候有水有树，也就有了城镇。在库尔勒，车停得比较久，下去转了转，买了点儿吃的。南疆油田的开发，使库尔勒成了一座新兴的石油城，不过对于我来说，它只是一个月台，一个既有到达又有出发的月台，和铁路沿线所有的月台差不多。
下午有一段时间，车厢里奇热。王龙祥给青青打电话，说他这会儿正从叶城动身前往乌鲁木齐，要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估计他只能夜行，白天实在是太热了。据说他在山上与死神擦肩而过。那天在班公湖他就感冒了，发了高烧，当时我帮他拧干棉裤里的水，那样的棉裤，穿在身上不感冒才怪呢。他后来到多玛兵站打吊针，还用掉了多玛兵站仅有的两支甘露醇，我知道甘露醇是用来医治肺水肿的，他的呼吸道感染当时恐怕已经很严重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他能骑着摩托走完后面的路程。我们几个一路牵挂他，不敢想象他感冒着如何驱车翻越海拔6700米的界山大阪。青青在喀什接到过他的电话，他说他的车离开班公错以后就象是在山路上爬，磕磕绊绊走了一天多才到多玛兵站，那一天多身上只有我给的那块巧克力可以充饥。我真高兴在日松桥边给了他那一块巧克力。另一块那天晚上陷车时分给那几位士兵了，当时我希望那能给他们补充点儿热量。这回带去的巧克力，还真的发挥了应急的作用。
早上7点半，到达乌鲁木齐，稀里糊涂上了农一师招待所在火车站拉客的中巴，到了农一师招待所以后，我就和他们三个分开了，因为我想在17号飞回上海前，找个安静地方，整理这一路上留下的散乱文字。而他们三个人，要上天池，去吐鲁番什么的，这些地方我已经去过，就不打算再去了。我租车到了红山宾馆，一个人租了一间房，房租很便宜，我想住它三天，也好安安静静写点东西。那是乌鲁木齐最老的宾馆，周围的环境非常好。滚滚的雪水流过街边的渠道，人行道很宽阔，而且浓荫覆盖，走出宾馆，就能看到红山公园那座标志性的赭红色的岩峰，街心花园的草坪上，喷淋式的灌溉系统一早一晚都会喷出一道道虹来。
2000．8．15
在宾馆旁边的冲印社冲洗了5卷胶卷。想不到其中有一卷整个儿没卷上片子，什么也没照出来。而那一卷，恰恰是岗仁波齐圣山啊，老天爷看来是真的对我不满！好在剩下的几卷非常不错，我心痛一阵也就过去了。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一路的风物人情历历在目。把给那些小战士照的冲放了寄去，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另外把给吐洪江照的照片也寄到喀什国旅去了。
从早到晚都在写，估计今天写了五千字。
晚饭以后去街边散步。回来给青青打了个电话，他们正在从吐鲁番返回的途中。她告诉我，王龙祥也到了乌鲁木齐，大家约定晚上碰个头。
11点多钟他们三个来，王龙祥在前厅，我上去和他握了握手，他说：“老妖的嘛，你！”我觉得好笑，他说话象个粗人，有些字用得好玩，我的朋友中，没有用这类词说话的人。
我们几个去后面街上吃饭，我早已吃过，不过陪他们坐坐，聊聊天。明天一早福海要飞上海，郑文和青青还要去天池。看过青海湖，又到过藏北，又走过新藏线，我想不出乌市附近的任何地方能够吸引我。
回房间已经很晚，看电视。因为睡不着，所以一直看到三点多，奇怪！我怎么一点儿睡意都没有？
2000．8．16
早饭以后出去转了一圈儿。街心花园的草坪上，不断喷洒着清水，在八月的阳光下，水汽非常漂亮。空气很好，走在人行道上，很荫凉很舒服的。这五年，乌鲁木齐变化很大，五年前，我就觉得它比内地的中等城市甚至武汉之类大城市都要好得多，现在觉得它更好了。我以为乌鲁木齐是西部最漂亮的新兴城市，但红山宾馆的一位服务员告诉我，银川更漂亮。我说她是银川人当然说银川漂亮，她说她不是银川人，而是兰州人。因为丈夫在乌鲁木齐部队里，她才调到了乌鲁木齐。
今天是我在乌市的最后一天，明天一早我就要飞回上海了，回去以后，开学以前，会有很多事情要做。我的电脑不知道怎么样了，这两天成天趴在床上写啊写的，真是想念我的电脑，
2000．8．17
早上打车去机场，路两边的变化非常大，新盖了不少现代建筑。在机场见到了郑文和青青，她们比我到得早。
起飞后半小时，从机舱窗户看下去就完全是不毛之地了，在这片陆地的上空大约飞行了1个多小时。光秃秃的山脊上，有很多云团，太阳把云团的影子投射在山梁上，那影子显得非常寂寞。过了贺兰山，云层渐渐厚了，以后就无法再看到陆地。在虹桥机场，我又看到郑文和青青。她们俩可以同一段路，而我和她们方向相反。租车回家，一上车，就开始下瓢泼大雨。车窗外电闪雷鸣，轰轰烈烈。熟悉的街道，建筑，都被笼罩在铅灰色的雨雾中。一个月的西部之行就这么结束了。 我又回到了家里，但生命还在路上，灵魂也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