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一年进疆，直奔帕米尔。那时候，南疆铁路还没有通，我们是从乌鲁木齐直接飞喀什的。第一次上帕米尔的经历铭心刻骨。当时新疆的旅游业还很不发达，为了雇一辆可以上高原的车，我们差不多可以说是磨破了嘴皮跑断了腿，终于，有两位年轻的维吾尔小伙子答应用他们的国产中巴带我们上高原。一路爬坡，国产车的水箱不断地沸腾，以至于司机不得不老是停下来等它冷却。车子上大阪的时候，停车就必须搬石头卡住后轮，以免车子下滑。每回都是我下车去搬石头，因为我的同伴们差不多都由于高原反应动弹不得了。记得每回钻出车门跳下路基的时候，我的腿都有点儿发软，脑袋里晕晕乎乎；大坂上的风很大，我的脚下轻飘飘的，人象是会飞起来。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这也是最初的高原反应，不过，我发现那种感觉很奇特，有点像是喝了酒的微醺状态，大概是因为心境好，所以觉得很快活。
在大坂上，俯视大峡谷，那声势远非“壮观”二字所能形容：盖孜河水狂暴地冲出乱石的阻截，飞溅的河水劈天盖地，直扑山崖上的国道，甚至打湿了我们伸在车窗外面的脸。筑于天险之上的中巴公路，真是百折不挠的象征――洪水常常把它逼上了悬崖峭壁，滑坡的山体与泥石流又逼着它绕过巨石耸立的山梁。垮了，填；断了，连，最强悍的男人们总是在和最严酷的大自然顽强地较劲儿，他们格斗的痕迹在这条翻越帕米尔的公路上，处处可见。道路修通以后，很多险段都已数易其道，有的旧路基已成了河底的小水坝，数十米上百米的决口上，浊浪湍激。
车子不断地抛锚，我的好情绪也差不多消耗殆尽。可是当我看到鸟瞰着盖孜河谷的喀拉昆仑的黑色峰峦，看到碧空下群峰上的公格尔雪山，顿时觉得，即使被抛在半路上，亦无怨无悔――在海拔七千七百多米的公格尔雪峰下，仰望崇高和伟大，同时体验一下半路抛锚的人生的无奈，能说不是一种幸运吗？
当我们的车好不容易爬到了公格尔雪蜂底下的时候，副驾被喷出水箱的开水烫伤了，我们坐在车子的后半部，所以没有遭难。我忙不迭地把一大管儿草珊瑚牙膏挤在手上，哗啦啦地往那位维族小伙子的左胳膊上抹，他的胳膊红红的，牙膏绿绿的，看上去真是吓人。但这一招后来被证明是及时并有效的。抹到牙膏的地方就不像没有抹到的地方那样“硕果累累”。第二天我们另外搭车去塔什库尔干，让这两位维族小伙子赶紧返回喀什治疗烫伤。等我们下山和他们结帐的时候，我看到音乐家何训田非但没有扣除维族司机的车资，还给了他们疗伤的钱。他这样做的时候，态度就好像在喀什的巴扎里跟那些卖维吾尔乐器的商人讨价还价一样自然。那两位小伙子在我们的本子上用维语写了好多话，我至今留着那个本本。虽然我不认识他们的文字，但觉得那文字很好看。
那天傍晚，车子颠三倒四地开进了慕士塔格峡谷，布仑口的风之大，让我们觉得面包车象条舢板，随时可能有灭顶之灾。据说工程兵们在这条路上施工的时候，非但有推土机被风推下山崖，还有军营里的日用品被过山风悉数“吸走”的事件。因为怕被风吸出去，谁都不敢开车门车窗了。好在这以后是一路下坡，不必老是停车。突然，峰回路转，那如梦如幻的卡拉库里湖展现在车窗外，那会儿是夜里九点半，天尚未完全黑，一钩新月下，山形湖光亦分明。湖边的喀喇昆仑雪山在这一刻离我们非常遥远，从黑色的半山腰上沿着山体向湖中倾泻的是银色的沙，这沙的颜色很奇特，维族司机告诉我们，白天看它不是黄颜色而是浅灰色的。到了晚上，在雪蜂和月光下，它简直就是纯银色的，山风掠过，那沙丘仿佛在流动，我突然想到了杜甫的诗，“落月动沙虚”，这“动”，这“虚”，真是充满了宁谧的诗意。
卡拉库里湖被一座山分成两半，绕到山的另一端，已是半夜。天黑风急，气温很低。当晚，我们不得不住在湖边草滩上的蒙古包里。五个人，三男二女，弄了十条大棉被，穿上所有能挡住点风寒的衣服，和衣躺下，马上就睡着了。卡湖海拔三千五，能这么快入睡，八成是因为缺氧，因而不一会儿我就醒了。风撕扯着、摇撼着蒙古包，发出令人胆寒的吼声。少时读唐人的边塞诗：“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以为纯然是岑夫子的夸张，此时才明白，非亲身体验者，绝不能写得如此真实。帕米尔的风势之巨，恐怕更在轮台之上了。
不知哪一位同行者在睡梦中磨了大半夜的牙，风声渐弱之后，尤为刺耳。我忍不住说：“有只狼在啃蒙古包，大概快啃穿了！”醒着的几位都笑起来，直笑到磨牙声戛然而止，一个小小的停顿之后，又爆发出一阵笑声，作曲家说：“这一夜的声音，真是惊心动魄！”
晨曦中的卡拉库里竟是如此沉静！初阳在山水交接的隘口，变幻着湖水的颜色。远远的一线，先由灰色变成了翡翠绿，在灰绿相间处突然出现一道耀眼的金色，一会儿，紧挨着金色的灰色变成了深紫色，深紫底下又是一道宝蓝色，在金子般的波光里，那蓝颜色次第深浅，最后泛开了一大片湖蓝。这一过程也许很长，也许很短，我记不得了。面对着这令人目眩神摇的奇景，我什么都忘了。太阳终于把卡拉库里湖变得绿宝石般晶莹，雄奇的公格尔雪山和慕士塔格冰峰在空中，在水中，在梦中……（插入照片1）
关于卡湖的第一段文字记载是玄奘的，这是一位没有神通广大的孙悟空护驾的僧人，生活在盛唐之初。在历时十九个春秋、行程五万余里的“求法”过程中，玄奘曾于贞观十七年，带着大量的佛教真经，在东归故国的途中，经过帕米尔。这位将“求真”看得高于一切的学者，这位信仰坚定的佛教徒，在穿越了荒凉，穿越了天险，穿越了寂寞，穿越了生死之后，面对卡拉库里，心中必定已是一派空明。他在《大唐西域记》中写道：“逾山越谷，经危履险，行七百余里，至波谜罗（即帕米尔）川。东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狭隘处不逾十里。据两雪山间，故寒风凄劲，春夏飞雪，昼夜飘风。地硷卤，多砾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至空荒，绝无人止。”没有惊叹，没有感慨，只是描述，简单如实――真正的思想家到了“绝无人止”的境地，语词，便似乎是多余的了。
不上帕米尔，根本不能想象一千多年前这位学者的艰难跋涉，上了帕米尔，更觉得无法想象――一个人，得有多强的信念，多大的坚忍，才能仅仅凭着两条腿，走过帕米尔！面对着水中天上的皑皑冰峰，面对玄奘也曾面对过的永恒，我不禁肃然，已踰“不惑”的生命，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虔诚……
卡湖边的草滩上，有不少露营的外国人，最令人难忘的是一群日本中学生。他们从鸭绒睡袋里钻出来的时候，像是破壳儿而出的小企鹅，男孩儿女孩儿都是黑亮亮的头发黑亮亮的眼睛。黑白分明的登山服上，套着一件橙黄色的羽绒背心。我们重新找车的时候，他们一行二十多人跟着向导去看慕士塔格峰下的冰川了，骆驼拉着他们的行李，所有的孩子都是步行，据说，他们得走很久。我目送着他们远去，很佩服这些小家伙。当地人告诉我们，每年都有日本孩子到他们这儿练习登山，“这些娃娃可能吃苦了”，卡湖小客栈的管理员感慨地说。帕米尔人说普通话，有着山东、陕西、河南诸多方言的混合腔调，他们把孩子都叫做“娃娃”。听上去特别亲切。
从卡湖到塔县，我们经过了大片的草原，有哈萨克牧民在草场上挥动着芟刀打草，这让我想起了我年轻时在黑龙江边插队的日子。每年八月，我们都要扛着芟刀在雁音河滩的草甸子上打草。草场那么宽阔，天空又高又远。打草的人有力地抡开长80公分的芟刀，从右到左划一个180度以上的弧线，随着唰唰的声音，一铺一铺的青草倒在芟刀锋利的刃下，那简直就是一种剽悍的舞蹈。我记得，当时能抡得动芟刀、并能坚持一整天的女生，只有我一个。我还记得第一次抡起大芟刀时的那种感觉——当我终于能把草趟子开得又宽又平，让羊草整整齐齐地倒在趟子的左边时，我体会到了年轻的生命在自然中游刃有余的谐调与快感。
在塔县，我们登上了汉代的古城墙。这是古丝绸之路最后的一个关卡。颓圮的墙垣仍然高高在上，赫然不可凌越。站在最高的地方往下看，古丝绸之路沿着大草原的边缘蜿蜒向西，草原上，曲折的溪流折射着耀眼的阳光。一切都在正午的阳光下，莫可遁隐。但那阳光是凉爽的，干打垒的土墙被两千年来的太阳晒成了石头的颜色（插入照片2），在一些曾经是塔楼的高墙下的门洞里，我享受着西部夏日的荫凉，看着那几位摄影爱好者钻来钻去，爬上爬下。说来可笑，我第一次上帕米尔的时候，居然没有带照相机，偶或用朱哲琴的一部傻瓜相机拍摄几张风景，也觉得没什么意思。朋友们笑我，我就说自己是在用心拍摄。几年以后，当我带着一个相当不错的相机故地重游的时候，我发现，眼前的景致竟大不如印在我记忆中的那些个画面。这些年的蛮雨蛮风，将古城墙侵蚀得惨不忍睹，原来基本开放的古城遗址，现在被难看的砖墙圈了起来，无数游人的践踏，使好不容易留存的大多门洞都坍塌了，一大堆一大堆的黄土和巨大的卵石垛边，散落着游人们扔下的白色垃圾。易拉罐儿、塑料瓶子，随处可见，而大部分已经站立了两千年的墙垣，却悄悄地消失了。
我那些第一次来这儿的朋友还是很兴奋，他们说，只要想到这是两千年前的遗址，就会感动得不得了。而我，却是万分惆怅——我本想来弥补第一次没带相机的过失，但远非所有的过失，都是可以弥补的。那是2000年的8月。距离我第一次登上帕米尔，整整过去了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