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俊侠
秦晋崤之战是春秋时期著名的五大战役之一，《史记·秦本纪》对其始末有详细的记载。其云：战前相当长时期，秦晋关系一直和睦，秦穆公不仅与晋通婚，数平晋乱，还帮助重耳回国。晋文公时，两国曾合兵伐翟，又合兵与楚战于城濮，温之会及翟泉之盟秦皆参加。鲁僖公三十年（前630年），晋秦合兵围攻郑国，秦国私下与郑国结盟，并且派遣将领戍卫郑国，秦晋间开始发生裂痕。三十三年（前627年），秦穆公听信杞子之言，企图偷袭郑国以开启东道，于是派大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率师而东。行前，老臣百里奚、蹇叔极力劝阻，穆公不从，执意发兵。半途恰遇郑国商人弦高，秦军以为其行动被郑人所知，便灭滑而返。此时正值晋文公卒，襄公怨恨秦国乘晋国国丧之机伐其同姓国，便率晋人及姜戎败秦于崤。秦军崩溃，三大帅被俘。后经文嬴请求，襄公放三将归秦，穆公素服郊次向师而哭，自责自悔。《尚书·秦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晋世家》对此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比较而知，各史籍所记有一定出入。《尚书·秦誓》序记崤之战后，秦穆公因未听蹇叔之言，悔恨而作《秦誓》；《秦本纪》只记载了崤之战后穆公懊悔的情节，未提作誓之事，而把作誓记于公元前620年，秦国为报崤战之仇伐晋的王官之役之后；《春秋》三传对穆公是否作誓没有明确记载。穆公是否作誓？作誓于何时？这是出入之一。同时，《秦本纪》记穆公遣师袭郑前，曾询问过百里奚和蹇叔。《公羊传》、《谷梁传》亦如是记载。但《左传》、《史记·晋世家》、《吕氏春秋》却记穆公战前只征求过蹇叔的意见而没有提到百里奚。是否有百里奚？这是出入之二。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做法，对我们研究《尚书·秦誓》及《史记·秦本纪》都造成极其不便。本文本着“诸说并列，则求其是”的原则，对之进行考辨，以定其是非。
一、穆公作誓之考辨
穆公作誓一事，历代学者的说法也有所不同：清人王先谦和金履祥赞同《秦本纪》之说。王氏认为：“败于崤后作誓，是《伪古文尚书》所言，伪孔不如史公可据，仍当以为穆公亲自率兵败晋还归为宜。”金氏也说：“秦晋交兵之故本末具见《左氏传》，而不言作誓之事，书序误云崤败还归之作，惟《史记》记载誓词于取王官及郊封崤尸之后。以史既有明文是誓作于封崤之日，而非崤败而归之作已。”唐人孔颖达《尚书正义》、清人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郭嵩焘《史记札记》、杭世骏《史记考证》、今人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王世舜《尚书译注》和曾运乾《尚书正读》均赞同《尚书·秦誓》序所言。曾氏写到：“秦誓之作，盖在此时（崤战失败）。惟《史记·秦本纪》以为在秦伐晋封崤尸之后，与《书》序戾，不可从。此誓，穆公深悔听杞子之言，不从蹇叔之谏，遂致败衅。孔子深有取焉，故殿帝典王谟之后。”清人牟庭却另有看法，他认为：穆公在崤之战和王官之役之后都没有作誓，《尚书·秦誓》是穆公的用人之书，而不是悔恨之书。在《同文尚书》中他这样说：“当时穆公始得百里奚，欲用以相秦，而国人哗言不服，故作此誓与众共之。”依牟氏之说，《秦誓》应作于穆公五年（前655年），先于崤之战28年、王官之役31年，不仅年代相差甚远，而且誓词的内容与背景也不相符合，唯一家之言，一般学者不从其说。本文在此列出，只作为备异而已。至于王、金两人，虽然都很推崇司马迁，但他们都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司马迁之说为什么是正确的，所以让人也无法信服。细究以上观点，笔者认为曾氏等人的说法较为合理、可信。
首先，《尚书·秦誓》的史料是可信的，其序也是真实、可靠的。《秦本纪》记载：“三十六年（前624年），缪（穆）公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鄗（《左传》作郊），以报崤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崤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曰：‘嗟，士卒！听无，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谋，故作此誓，令后世以记余过。”尽管司马迁只记载了誓词的一部分，其语词及意义与《尚书·秦誓》内容却基本一致。《尚书·秦誓》“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忧询兹黄发，则无所愆……”考之《史记》之前的文献，只有《尚书·秦誓》记载了秦穆公所作的誓词。显而易见，《秦本纪》中的誓词来之于《尚书·秦誓》无疑。《秦誓》选自《尚书·周书》，据史家考证，《周书》是周代史官的记载。记事严肃朴实，形成时代较晚，在《尚书》虞、夏、商、周四书中，其史料价值很受学者重视。《周书》包含《秦誓》，它的史料也十分可信，这一点古史辨派也深信不疑。如二十世纪初，顾颉刚给胡适的信中这样写到：“先生要我重提《尚书》公案，指出《今文尚书》的不可信，这事我颇想做。前天把二十八篇分成三组，录下：第一组（十三篇）：《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这一组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是可信为真。”我们暂且不讨论《尚书》的公案问题，最起码从信中可以得知《秦誓》是可信性很强的史料。
至于《书序》，经历代学者考证亦认为是可信的，应该遵从其说。《书序》相传是孔子所作，此说开始于汉代，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书中说：“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并在《夏本纪》和《殷本纪》多采用《书序》之文。《汉书·艺文志》据刘向、刘歆《七略》，亦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篡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足见孔子删《书》、作《书序》之说在汉是大家公认的。直到宋初，对此说亦无异词。“朱晦庵出，忽然生疑。蔡沈作《集传》，遂屏《书序》而不载。晦庵说经，本多谎谬之言，于《诗》不信小序，于《尚书》亦不信有序。”朱熹重《书》不重《序》的方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之后直至明末，读《尚书》的人，都不重视《书序》。到了清朝，经过一些学者的努力考证，《书序》的价值才得以肯定。用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话说，“不有清儒，则《书序》之疑，至今仍如冥冥长夜尔。”同时他还在《国学略说》中列举了许多例子来证明《书序》的重要性和可信性，他以为“《书》本叙事，似不必有序。然《尚书》有无头无尾之语，如《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未明言谁与谁大战。又称‘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亦不明言王之为谁。如无《书序》‘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一语，真似冥冥长夜，终古不晓矣（孔子未作《书序》之前‘王’字当有异论。其有《墨子》所引《甘誓》以王为禹）。《吕刑》穆王时作，本文但言王享国百年，《序》始明言穆王。如不读《序》从何知为穆王哉！是故《书》无序亦不可解。”既然《书序》不是作伪，那么它所载的“秦穆公伐郑，晋襄公率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也应该是无庸置疑的。据《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很重视《尚书》，曾经跟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跟伏生学过《今文尚书》，撰《史记》时大量采用《尚书》篇章。有人统计，他对《今文尚书》二十九篇中的二十二篇，有的载其全部，有的载其部分，还有的载其大意。对穆公作誓之事，采取的就是后一种方法。为何在《秦本纪》中又不采用《书序》之说？据考证，在司马迁时代，《尚书》流派很多：“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师古注曰：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有大小夏侯二家，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诂各二十九篇；欧阳说义二篇。”各家传释又不相同，加之真伪之争，司马迁在不能十分确定其是非的情况下，有可能只引用部分正文，而放弃了《书序》内容，所以导致作誓时间的出入。其次，从崤之战和王官之役的背景来看，穆公作誓于崤战后较为合理，《史记·秦本纪》的记述难以立足。《左传》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穆公作誓一事，但其对两次战役过程及背景描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兹引《左传》以佐之。
关于崤之战（前627年）
[僖公三十三年（即秦穆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晋）败秦师于崤，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文嬴请三将，……公许之。……秦伯素服郊次，向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关于王官之役（前624年）
[鲁文公三年（穆公三十六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之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崤中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从《秦本纪》和《左传》记载看，《左传》的说法似乎更合理一些。尤其是崤战之后，对秦人的屈辱和穆公悔恨自责的情节描写，与《秦誓》之中“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唯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比较吻合。在悔恨交织的情况下，誓师于军，引咎自责，总结失败教训，以激励将士报仇雪耻，于情于理都讲得通。王官之役与崤之战却有很大不同。穆公做了三年的充分准备，亲自率领军队长驱直入，取王官、封崤中尸，以致晋人不敢出城，解去崤战失败之恨，凯旋而归。《左传》记述至此即止，可司马迁在《秦本纪》中却加上“哭之三日，乃誓于军”的情节。在王官之役胜利后才总结三年前战争失败的教训，并举行那样凝重、悲壮的誓师大会，在情理上似乎也无法讲得通。研究《史记》的许多专家也都对司马迁的记述有看法。金人王若虚在《史记辨惑》中说：“以《书》观之，穆公自崤败归即作秦誓以自悔，而迁以为取王官封崤尸之后，不亦异乎？”怀疑司马迁的说法有问题。清人梁玉绳认为：“《秦誓书序》谓败崤还归而作，先儒多从之，而史公系于封崤尸之后，《通鉴前编》依以为说。《考古质疑》谓《史》误，《四书释地又续》曰王伯厚亦莫能折衷，但云二书各不同。以《左传》考之，誓当作于僖三十三年夏，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之日，不作于文三年夏封崤尸将霸西戎之时，盖霸西戎则其志业遂矣，岂复作悔痛之词哉。”今人杨树达在《积微翁回忆录》中亦表达相同的观点：“《尚书·秦誓》，《史记》属之王官之役之后。今按《公羊传》、《荀子》并称穆公善变，即指《秦誓》言之，自当在崤之役失败后耳。若王官之役秦人胜利，何必直悔而变也？知亦当从《书序》，不当从《史记》。”诸如此类的例子说明，在崤战失败的背景下，穆公作秦誓是合乎情理的；而且按秦穆公的性格及为人，也是可信的。
最后，《秦本纪》中司马迁关于穆公作誓的时间，有可能另据它本。上面已提到，《秦本纪》中“秦誓”内容取之于《尚书·秦誓》，而司马迁却把作誓时间记于王官之役后，很明显是参考了其它本子。根据《汉书·司马迁传》，迁著《史记》时，不仅依据的材料很多，而且是毕集天下遗闻古事于一身。虽然如此，但记载秦国之事的文献却不多，除了《左传》、《诗经》、《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和《吕氏春秋》的部分以外，就是《秦记》。《秦记》是秦文献的最早记录，秦文公十三年，才由史官开始记载。它是司马迁写《史记》的主要参考资料之一。《史记·六国年表序》中写到：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田寺，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从这段记述可以得出：
（一）《秦记》在汉代还有流传，司马迁根据它的记事，整理了六国年表；（二）记事范围，经过文公、穆公、献公，到秦二世时期；（三）不记“日月”，记事简略，且不充分。这就是司马迁所见到的《秦记》。由于《汉书·艺文志》中对此没有收录，有关的资料也没有流传下来，所以《秦记》本来是怎样形式、怎样性质的资料，还不十分明确。日本学者藤田胜久在《〈史记·秦本纪〉的史料特性》一文中指出：《秦本纪》中有关秦国本身发生的事情一般采自《秦记》，有关秦与外国的关系主要参考《左传》，二者杂用，造成《秦本纪》与《左传》在一些史实上的矛盾。这种情况大多是因为《秦记》没有准确日月的缘故。作为一个严肃认真的史官，司马迁对《秦记》的缺点很清楚，但在其它史籍欠缺的情况下，撰写《秦本纪》，他也只能根据《秦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及一些杂史。对穆公作誓之事，司马迁依据《秦记》的可能性较大。总之，穆公作誓之事，应从《尚书·秦誓》序之说，作于崤之战失败之时，并非王官之役胜利后。
二、对谋臣百里奚之考辨
穆公是尚贤之君，在他统治时期，贤臣充斥于朝，百里奚和蹇叔就是他最重要的两位谋臣。《史记·秦本纪》记载：前628年，秦穆公准备偷袭郑国，询问二臣，二臣极力劝谏，穆公未从。兵败崤山之后，穆公万分悔恨。前624年，在王官之役胜利后举行誓师大会，“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谋”。依司马迁之说，崤战之前，百里奚仍然效力于秦穆公。对此，《左传》却有另一种说法：“（崤战前）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蹇叔哭之。”（僖公三十二年）依《左传》之言，穆公战前询问的是蹇叔，根本没有百里奚。考之史实，《左传》之说是对的，《史记》所说为非。从《秦本纪》记载所知，穆公五年，从宛得百里奚。史载：“穆公五年，晋献公灭虞、虢，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马赂于虞故也。既虏百里奚，以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穆公闻百里奚贤，（设计谋）以五羖羊皮赎之。当是时，百里奚年已七十余。……穆公大悦，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蹇叔，岐人，是百里奚的朋友，游学于宋，料事如神。受百里奚荐举，被穆公拜为上大夫，两人同为穆公效力。蹇叔年龄史籍没有提到，但百里奚年已古稀可以确定。此事《孟子》篇中也有记载：“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之不可谏，而告秦，年已七十矣。”牟庭为了证明《秦誓》是穆公五年，始用百里奚时所作的誓词，对百里奚做过专门考证。据他的《同文尚书》知，百里奚在秦用事十三年，年八十三而卒。按此说法，百里奚应死于穆公十七年，到穆公三十三年，去逝已经一十六年了，自然不会在崤战前劝阻秦穆公。这一点，还可以从记有此事的许多文献中得以证明。《左传》云：“穆公访诸蹇叔”（僖公三十三年）；“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民，天奉我也。’”（僖公三十三年）。《吕氏春秋》亦云：“先轸遏秦师于崤而击之，大败之，获其三将以归，缪公闻之，素服庙临，以说于众曰：天下不为秦国，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谋，以至于此患。”不难看出，《左传》和《吕氏春秋》的记载是正确的。晋文公在世期间，秦晋两国一直保持友好。原轸是晋国的主要谋臣，对秦国情况十分了解，尤其对穆公跟前的谋臣自然会更清楚，所以他对秦穆公不用蹇叔之谋，而造成失败的分析是肯切的。据王若虚的《史记辨惑》：“秦穆公伐郑之役，考之《左传》，其谏而止之，哭而送其子者，独蹇叔而已。故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其民。’穆公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何尝有百里奚预其间哉？而司马迁记此以为二老同辞，不知其何据也？左氏云：公召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使出师，又云蹇叔之子与师，蹇叔谓孟子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之入也。哭送其子曰：吾收尔骨焉。盖孟明辈自为将帅，而蹇叔之子则士卒之属也。此也不相涉，而迁以孟明为百里奚子，西乞术、白乙丙为蹇叔子，又何耶？”王氏不仅不赞同司马迁关于崤之战前穆公询问百里奚的说法，而且对孟明为百里奚之子，西乞术、白乙丙为蹇叔之子的说法也不同意。又据《史记集说》记载：“《左传》但言蹇叔哭其子耳，不言西乞术为蹇叔子，未知史何所本？”其实，只要我们分析一下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以及所参考的材料，就会明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其一，司马迁所处时代正是汉武帝时期，由于国家大开献书之路，所以民间所献之书和官方所藏之书品类较多，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有详细记载。司马迁作为史官，有机会遍览群书，加之他有又善采诸家之说，记载不免会前后不一。
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秦）将袭郑，蹇叔曰：‘不可。’”《晋世家》“先轸曰：‘秦伯不用蹇叔，返其众心，此可击。’”依此来看，司马迁对这件事情的史料记载是混乱不清的。其二，虽然当时立五经博士于学官，但由于学术上提倡“独尊儒术”，官学只重“今文”，而轻“古文”。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谷梁传》被列于官学，《左传》被排斥在外。对比“三传”对崤之战史实的记载，就会发现，除文字运用上稍有差别外，基本事实差异不大，唯独在穆公战前询问大臣问题上有分歧。《左传》只记有蹇叔一人，而《公羊传》和《谷梁传》都提到了蹇叔和百里奚二人。由此进一步推断，《史记·秦本纪》所载崤战的史实有可能是杂采《公羊传》和《谷梁传》而成的。清人对此事也有论述，《史记考证》认为：“三十二年以下，采僖三十二年《左传》，参以《公》、《谷》二传。”《史记志疑》亦说：“史公叙袭郑之事，依《公》、《谷》，故与《左传》异。”我们知道，《公羊传》、《谷梁传》属于今文经学派，今文经又是西汉的官学，司马迁是当朝史官，官方所藏的今文经著作当然是他首选的资料，“遂不详考其末耳”即加以使用。综上所述，《史记·秦本纪》在穆公作誓和崤之战前询问百里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宋朝的苏辙曾说：“秦穆公东平晋乱，西伐诸戎，有伯者之风矣。然听杞子之计，违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袭郑，覆师于崤，虽悔过自誓，列于《周书》，而不能东征诸夏以终成伯业。”从苏氏评价秦穆公所列举的事实看，在穆公作誓和崤战前询问百里奚的两件事上，他不赞同《史记·秦本纪》之说。其实，关于司马迁引用史实有误的情况，晋代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晋史·司马彪传》记载：“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指儒家正统‘六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正之谬误。”但是，由于司马迁《史记》在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两千年来，许多学者对其所载史实不进行考释，便信然使用，有时以至于以误传误。从清代开始，研究先秦史的许多学者都注意到《史记》这方面的问题，并做出了很大贡献。今人杨宽在《战国史》一书中，运用古籍和考古资料，对《史记》所记战国时期的史实谬误也做了一些纠正。这篇小文，也算是对《史记》的整理研究所尽的微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