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所提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不畅问题仍比较严重，货币政策变动无论是在从中央银行向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传导的环节，还是在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向企业和居民传导的环节，都存在较为严重的制度性障碍，导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出现严重的阻梗，影响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这些制度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一是国有部门对货币政策变动的敏感性不足。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由于其产权制度的缺陷，导致它们对利率变动内在地缺乏敏感性。我国银行业高度集中，国有商业银行处于垄断地位，银行业内部缺乏必要的竞争。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不匹配，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些都是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变动面前反应迟钝的制度性因素。二是我国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压抑问题。虽然从1998年1月份开始我国取消了银行贷款规模限制，利率市场化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利率基本上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中央银行对利率的直接控制，扭曲了资金的价格，严重影响了利率作为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和调节作用。此外，政府通过政策性银行直接分配了大量的信贷资金，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信贷市场。三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市场狭窄，限制了货币政策的覆盖面。由于金融市场比较狭窄，许多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以及居民家庭被排斥在金融市场的服务领域之外，在它们享受不到或者不能充分享受到金融服务的同时，也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难以有效地对它们的行为产生影响。6.3.1国有部门存在的制度缺陷，缺乏对货币政策变动的敏感性我国金融部门总体上属于银行主导型，银行作为金融媒介，在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商业银行作为中介机构，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企业、居民等微观经济活动之间的连接纽带。因此，商业银行的行为和效率直接影响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货币政策是否会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商业银行是否会按照货币政策变动的方向和幅度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将货币政策意图传导到实体经济，首先在于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变动做出反应的速度和程度。其次，货币政策能否充分发挥作用，还取决于实体经济中企业和居民对资金供求条件变化将做出什么样的和多大程度的反应。
1.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缺陷严重
金融体系对利率变动做出反应的灵敏程度，是判断货币政策变动能否迅速有效地影响操作目标并顺利地继续向前传导的关键要素。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0）认为，金融机构的主要功能不仅仅是筹措资金，并且要发挥其“筛选功能”，把这些资金转递到最有利可图的领域，同时，还要发挥“监管功能”，保证这些资金不被滥用。因此，金融机构本身的性质对于它们能否发挥上述功能非常重要，规模庞大的国有银行自身的构成和运行机制使得它们难以发挥这样的作用。
从我国银行部门的情况看，各级政府经常干预四大国有银行的经营活动，迫使它们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其中，很多国有企业的营利能力很差，结果导致大量的不良贷款，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至2002年年底，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累计约为18000亿元，已经达到GDP的17.6%。导致不良贷款大量产生的制度性因素，无论从借款者的角度还是从贷款者的角度分析，从根本上说，是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国有性质这一共性特征造成的。大多数国有银行甚至在它们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的那一刻，就非常清楚这笔贷款将来很可能收不回来，同样，国有企业在它们获得贷款的那一刻，也知道它们将来很可能不归还这笔贷款，这种现象在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信贷资金供求活动中普遍存在，由此形成大量不良贷款，这是制度性因素造成的，不足为奇。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如此巨大规模的不良贷款存量，加上国有银行和企业对不良贷款的漠视，新的不良贷款不断产生，导致国有银行和企业渐渐地失去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应该具有的对金融市场条件变化迅速做出反应的能力，它们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越来越差。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从本质上说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它们的存在和经营的目标不是利益最大化，金融市场条件变化可能给它们的经营带来的风险或者损失，并不是它们要考虑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制度本身决定了它们内在地缺乏对金融市场条件变动做出反应的敏感性，机构本身的管理方式和运作效率的落后，进一步削弱了它们原本就比较差的反应能力。
从国有银行接受贷款的国有企业，由于与国有银行同属于一个所有者，在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很难建立起严格按照市场法则运作的借贷关系，国有企业潜意识里认为银行贷款与政府的财政拨款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形式和渠道不同而已。从长期的实践看，国有企业不归还银行贷款并没有带来破产或者被收购接管的厄运，反而获得了政府更多的优惠、照顾政策，最终能够把企业的债务免掉或者转为股权。因此，国有企业长期拖欠贷款甚至赖掉银行贷款，已经成为一种惯性和普遍现象。这种制度缺陷形成的“倾疾”，使它们对银行贷款的本金尚不思归还，岂能指望它们把依附于贷款本金的利息放在心上。货币政策变动主要是改变了金融市场的条件，影响了资金的成本即利息的高低，国有企业对于这种资金成本的变动缺乏敏感性，从制度层面上看也就不足为奇了。
2.银行业集中程度过高，缺乏有效的内部竞争
银行部门内部缺乏竞争是银行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不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有学者（Kamin，Turner＆Van’t dack，1998）研究发现，在一个金融自由化的金融体系当中，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关键要素是银行和它们的客户对短期货币市场利率的变动比较敏感，而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主要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影响。他们认为，存贷款利率对货币市场利率变动越敏感、反应越大，货币政策传导的速度越快，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越有效。
银行部门内部的竞争程度是影响它们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的重要因素，竞争越强烈，银行就会越注重利率变动对它们的经营活动可能带来的影响。另外，企业和居民除了银行贷款之外的其他融资渠道的多少，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的程度，也是影响银行利率敏感性的重要因素。
在一个拥有数量众多的银行、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环境当中，存、贷款利率对政策性融资条件变化的反应比较迅速。相反，在一个银行部门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竞争的环境当中，价格很可能是垄断的，存、贷款利率对货币市场变动的反应比较迟缓和不对称。在中国，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它们对政策性波动的反应相对比较迟钝，由于它们的国有性质，使得它们不必太在意能否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我国的银行部门集中程度非常高，银行贷款业务主要集中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到2008年6月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市场份额达到52.2%，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可见，我国的银行部门过于集中，作为影响利率敏感性的关键因素，我国银行部门内部的竞争程度远远不足，导致货币政策的传导比较困难。
3.国有商业银行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不匹配
近些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加强了内部管理，总体上强化了内部约束机制，有效地遏止了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使不良贷款增长的趋势得到扭转。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大锅饭”机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责权利关系仍然不够明确，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商业银行运行机制。尤其突出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没有把利润指标作为考核商业银行经营业绩的主要指标，导致商业银行不太关心经营成本及利润。商业银行内部也没有建立起对职工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对称，约束机制很严格，相对应的激励不足，干多干少一个样，甚至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多干不如不干，这种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相互脱节，严重打击了信贷人员放贷的积极性，制约了金融服务向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严重阻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
此外，我国大多数企业的信用等级比较低，又不能提供抵押、担保，银行向这类企业提供贷款，不仅事前需要收集和处理与企业有关的信息，对企业进行“筛选”，而且，提供贷款后，还需要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及其偿还贷款的能力进行监控，保证贷款免遭损失。在这个过程中，银行不仅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成本，而且还担负着很大的风险。由于没有利润考核制度，加上可能会承担较大的风险，国有商业银行本身缺乏向这类企业提供贷款的内在动力，尤其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条件下，很少有哪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及其工作人员，既愿意付出这份努力，又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从而，尽量减少放贷以规避风险，必然成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普遍选择。同时，贷款约束机制的强化，促使商业银行贷款进一步集中在优势企业，结果导致占企业数量70%左右、信用等级在A级以下的企业难以得到银行贷款的支持。这样一来，货币政策变动对国有商业银行和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大打折扣，国有商业银行制度成为阻碍货币政策传导的一个重要因素。
至于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些年来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银行业的内部竞争，提高了金融效率，货币政策变动对股份制银行的影响比较有效，政策的传导相对比较迅速。但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的市场份额较小，在整个银行部门内部的影响能力有限，其他中小金融机构如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社，缺乏活力，金融风险很大，还没有能力对整个银行业的整体素质产生影响。因此，非国有金融部门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比较有效，但是，还无法从根本上改善整个金融体系的传导效率。
6.3.2金融压抑问题严重，缺乏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
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直接导致了金融压抑问题，政府干预通常采用价格控制和数量控制的方式限制金融市场的发展，这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现象。金融压抑常常伴随着政府投资活动和信贷活动的失败，一般通过三种方式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一是限制金融市场的价格，比如直接规定利率的水平；二是直接规定银行贷款的规模；三是政府向其选定的领域直接提供融资服务。
我国的金融制度总体上看，仍然存在严重的金融压抑问题。虽然1998年初我国取消了对银行贷款的规模控制，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市场的供求情况自行决定贷款的规模，金融压抑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但是，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仍然对存贷款利率进行限制的国家，存、贷款利率主要不是通过市场自由竞争形成的。到目前为止，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的利率有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债券回购和现券交易利率、贴现和转贴现利率，此外，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实行市场化发行利率，国债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招标发行，对保险公司3000万元以上、5年以上的大额定期存款实行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双方协商确定利率，适当扩大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以及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放开了外币贷款利率。这些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利率改革措施，提高了利率市场化的程度。但是，总的来看，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尤其是存款利率基本上仍然由中央银行确定，没有通过市场竞争自发形成，因此，我国的利率指标体系尚不能发挥资金市场价格信号的导向作用，导致无论是银行部门还是实体经济部门对货币政策的变动都缺乏敏感性。
此外，政策性信贷活动仍然在国民经济活动尤其在基础设施建设、进出口信贷领域发挥着很重要的功能作用，在信贷市场占据了很大的份额，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和冲击了正常的信贷活动。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手段仍然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影响着商业银行的信贷活动，突出表现为：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目的，迫使商业银行向效率低下、效益状况较差的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政府干预扭曲了银行部门、国有企业的行为和金融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作用。
6.3.3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货币政策覆盖能力有限
金融市场的广度不够，导致非金融机构尤其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外部融资渠道狭窄，非金融机构过分依赖银行部门融通资金，限制了货币渠道的传导作用。我国的货币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在时效性方面还是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不能适应传导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需要，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市场工具种类较少，功能不健全
目前货币市场的业务仍然以信用拆借和国债回购为主，一些传统的货币市场工具和业务尚未开展，比如短期企业债券市场、商业票据市场、金融机构间的代理业务、中小机构向大型银行的约期存款业务等。现券交易的规模仍然偏小，主要原因是债券存量的期限结构不合理，长期债券的比重偏大，中、短期债券的比重偏小。由于金融机构对利率的长期走势预期不确定，很难判断长期债券的价值，致使长期债券的现券交易比较困难。
2.市场参与主体数量、规模小，交易清淡
目前，货币市场交易主体基本上仅限于金融机构，其中，主要是国有及其他大型的商业银行及保险公司，中小金融机构和众多的企业还不能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市场的交易方式、业务种类和规模都比较有限。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持有的债券，全部直接集中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金融机构自身不能充当债券的托管人，这样一来，居民就不能在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立债券托管账户，从而无法形成债券零售市场，既限制了市场交易主体规模的扩展，又影响了债券交易的市场规模。
3.未形成统一货币市场
目前的国债回购市场分割为银行间市场和上海交易所市场，由于1998年银行、保险公司的退出，导致上海交易所市场资金供求失衡，市场利率不稳定。两个市场的分割造成银行间债券和资金相对过剩，债券市场利率偏低，现券买卖的收益也比较低。
4.票据市场发展滞后
首先，没有统一、健全的票据市场。再贴现政策的传导只能是简单的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资金与票据置换，政策的传导效应很差。其次，票据市场工具单一。除上海外，其他地区只有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刚刚起步，票据的签发和流通主要依赖银行信用的支撑。再次，商业银行在具体办理票据业务时，存在标准不统一、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导致了票据的使用、流通、转让比较混乱。同时，一些企业和承兑银行法制和信用观念淡薄，不履行到期付款的责任，导致票据的信用度下降，制约了票据市场的发展。
我国的股票市场从无到有，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对于拓宽企业和居民的投融资渠道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股票市场存在很多深层次的矛盾没有解决，突出表现为，大量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上市公司中占的比重过大，民营企业通过股票市场筹资的渠道狭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不够充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严重，股市缺乏有效的退市机制等等。
金融市场发展滞后，比较严重地影响了非金融机构的经济活动，导致非银行金融机构对自身的内部积累资金依赖程度很高，国民经济的银行化、证券化程度很低，许多经济活动得不到金融服务或者所得到的金融服务的程度不高，市场的许多领域和参与主体由于无法获得或者不能在较大程度上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从而使货币政策难以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覆盖能力，进而限制了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