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拼贴式的书。每一篇文章都是打在记忆中的一块补丁。我在不同的时间段落里写下它们。它们汇集到一起的主要理由，只是因为它们产生于同样的地点——北京，并且在这同样的背景烘托下呈现出情绪上的差别。
我的笔下有一个情绪化的北京。很长时间了，它像风中的烛焰一样与我共呼吸。它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生活、一种感性的存在。这是一件我以流浪的方式收藏的百衲衣，忠实记载着青春岁月的抗争与追逐、忍耐与尊严乃至疼痛与伤口，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构成一位年轻的诗人与一座古老的城市强烈的对比。在那被风雨剥蚀的举世闻名的城墙面前，这些稚嫩的文章——我所谓个人记忆中的补丁，新鲜得就像婴儿身上的胎记。但这已经足够了，足够用来证明对一座城市的私人感情，以补充对这座城市的公共认识。北京这个地名，给我提供了联缀、缝补这些精神领域的落叶的线索与脉络——甚至还额外提供了某种神秘的力量。
20世纪上半叶，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郁达夫等都曾经描述过北京的风土人情，尤其老舍的小说，堪称是对北京平民生活所进行的“纪实的虚构、虚构的纪实”。建国之后，由于多种的影响，对作为首都的北京的文学描写却一度陷于概念化的误区，对北京的吟咏也千篇一律是赞美诗的体制，洋溢着汉赋的风采。从那个时代的歌曲中可见一斑：《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有个金太阳》、《北京的金山上》……最平民化的也是《挑担茶叶上北京》。北京的文化肤色，是以金色与红色为基调的。北京是思想高度、公众意识、集体力量的象征，似乎限制或拒绝了私人化的感情色彩——即使是对北京的歌颂，也必须具有人民性或代表性。无论谁说起北京，首先想到的都是悬挂有领袖画像的天安门——它印在小学课本的第一页，日夜浮现在亿万群众的脑海里。天安门是北京光荣的面孔，它金光四射的形象已构成北京的化身、祖国的化身。天安门的光芒覆盖了整个北京，这是一座没有阴影的城市。作为一位迟到的写生者，依靠在广场的汉白玉栏杆上，隔着金水桥、隔着长安街与这既载入史册里、又活在现实中的天安门城楼遥遥相望，我简直不敢轻易地打开画夹——即使我手握着彩虹，也会惭愧于自身笔法的苍白……
过去对北京的重复赞美，无疑对我今天的写作造成了难度——如果我期望提供一份极其个性化的文本的话。写到这儿的时候，我刚刚在古老的北京城里，过了自己的30岁生日，就当是一份送给自己的礼物吧，菲薄而又厚重。一个人在一座城市的成长史（抑或一位青年和一座古城的关系），只能算这座城市积累的厚厚的一叠发黄的剪报中最新鲜的一页。那就让我给这座古老的城市写一部年轻的书吧，这种鲜明的对比恰恰给我带来了勇气。这会是怎样的书呢？私人照相册？岁月画廊？拆散的笔记簿？经过剪辑的录音？行吟诗人的锦囊？被泪水打湿、在同志中传阅的手抄本？但可以肯定它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史诗，不是考古学家的备忘录，我希望它是一部抒情之书，而非理智之书。
虽然近半个世纪里很少有作家从私人感情的角度来描写北京，但30年前，诗人食指勇敢地创作了一首未公开发表、但在知识青年群落中广泛流传的短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记录上山下乡出北京时的内心感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这是，我的北京，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它凝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北京时间、北京的时间概念——这是火车出站的时刻，这是人生轨道扭转的时刻，这也是诗歌诞生的时刻。从此在我心目中，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属于诗人的，属于缪斯的。这是一个永恒的瞬间，应该载入当代中国的诗歌史。也许这一时刻并未发生什么轰轰烈烈的历史事件，但充满历史感。北京的历史需要以年代抑或朝代来计算，但诗人心目中的北京时间则精确到小时抑或分钟——这印证了我所说的举重若轻、化永恒为瞬间的艺术功能。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思考城市与诗歌的关系。有一次诗人伊沙走出崇文门地铁站，蓦然看见欧式风格的崇文门饭店（解放前称哈德门饭店），伊沙说他想起一种叫哈德门的老牌香烟，我则想起海子的一首名诗《姐姐》，并半开玩笑地将其结尾“今夜我在德令哈”改为“今夜我在哈德门，今夜我不想人类，我只想你。”或许在我阅读北京、描写北京的过程中，也刻意追求这种戏剧性修改的效果——它不亚于一次再创作。这同样类似于补丁的效果，给城市的历史面貌（如同陈旧的布料）拼贴上一块块新鲜的补丁——城市本身就是一件百衲衣——旧的建筑颓败了，新的建筑又崛起了；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所以我面对北京被前人歌咏过无数遍的名胜古迹、风情景物，仍然有那么多新的感受，有那么多新的感受要倾述。瓶子是旧的，酒却是新的。衣服是旧的，补丁却是新的——它们增加着，扩张着，延续着，努力刷新这件旧衣给观众的印象。这已是一件不断蜕变着的新衣，一件梦的衣裳。我剪辑着城市的历史与现实，获得反衬或互补的效果——哪怕我的笔法无法解构其灵魂。我相信这斑驳的图案是无法模仿的，却又是可以辨认的。
我试图自己动手给这部城市之书设计封面，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总是天安门的形象。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天安门都是北京当之无愧的封面——全世界都熟悉这张北京的面孔、中国的面孔——古老与智慧的象征。它笼罩着东方文明的光辉。这是一道面对现实敞开的历史之门，又是一道面对历史敞开的现实之门——我在这时间的门槛上徘徊着、沉吟着，甚至无法肯定自己的身份：是作为朝拜者呢，还是作为守望者？全中国人都会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它以儿歌的旋律，启蒙了几代人的童年与青春，天安门是亿万国人爱的核心。我对北京的感情，永远带有童真的性质，以诗人的童心来歌颂一座古城。为天安门写诗，为天安门写传——是我至今所做过的一个最大的梦。也许我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我做过一个伟大的梦。在城市的影子里，我活得很真实。
北京。我在稿纸方格上首先虔敬地写下这个地名，就像供奉心目中的一尊神——这是一座我热爱的东方化的都市，它在人文地理方面所具备的特征契合了我性格中庄严肃穆的属于信仰的部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上，齿轮与麦穗环抱着天安门，天安门上空是五颗星星——所以我有理由一再重复：天安门是北京的面孔，更是中国的面孔。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图案了——我们在国徽的照耀下安居乐业。上海诗人默默写过一首《国徽上》：“我们在国徽上收获民族迷人的性格，汗淋淋的国歌响彻云霄……”他渴望在国徽上的天安门前种植一个浪漫的约会。国徽上的图案或许是最袖珍的艺术品了。但其发行量却是最大的——各种面值的人民币上都印刷有它的形象。我尤其喜爱硬币背面陈列的国徽图案，凹凸有致，耐人揣摩——这是被多少亿人亲手抚摸、用汗水擦拭过的天安门啊！我甚至觉得：最微型的浮雕，通常体现在一个国家的硬币上——这是连穷人都能够随身携带的面值最小的艺术品。无论在历史抑或现实中，天安门既是属于伟人，属于英雄的，又是属于平民的。平民化的天安门形象，同样在民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广泛流传——天安门的形象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反而被放大了。天安门与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命运息息相关。这是它无微不至的温柔与力量。甚至使清贫的人也会觉得富有呀。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完整的天安门，并且在它的凝视中劳动与消费、创造与收获——这是天安门赋予的平等的权利。自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天安门的形象便被移植在新中国的国徽上，迄今已整整半个多世纪了。这是天安门所反映的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也是它最引以为骄傲的一段历史——在此之前它还承载过更多的沧桑与荣辱，它的存在就是一部血泪书写的民族传记。哦，天安门——中国的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是包罗万象的，它接纳崇高，又不拒绝平凡；接纳荣誉，又不拒绝朴素；接纳巨人，又不拒绝平民……每位中国人都能从中透视出跟整个民族共同经历的岁月里自己的往事。我创作这部书的过程，无疑也是一次给这座城市——包括给自身照镜子的机遇。我不能说没有这样的梦想：渴望借助这面博大的镜子，照得见自己投奔北京后的生存状态与情感轨迹；渴望能从镜面里映射的茫茫人海，捕捉到一丝属于自己的影子……有记忆作为证明，有文字作为证明。
1989年的夏天，我提携着简陋的行囊出现在人海茫茫的北京火车站。为了投奔北京，我几乎来不及做更多的准备，只带着几本世界文学名著和一颗心就上路了。我暗暗鼓励自己：远离湘西的青年沈从文也是这样下火车的，沈从文甚至没休息一下就去拜访鸦声如雨的大前门。只听从命运打了个响指，我手持毕业分配派遣证在景山派出所办理了登记手续，成为一名有本地户口的外来移民。我没去大前门，我在恍若隔世的老胡同群落里转悠着，据说写《大堰河》的艾青，就居住在东城的某一座四合院里。我相信我会遇见艾青的。
我在北京，几乎每隔一年就要更换一次睡觉的屋顶。因而我的梦也像一册拆散的线装书，缺乏温情脉脉的连贯性。锻炼期间，邻近的麦子店街道借调我去搞人口普查，我便在那一片破旧的四合院群落里租了一小间防震棚改建的农民房。那是带家具出租的房间，而所谓的家具不过是一张老式八仙桌、藤椅和一架行军床。即使很久以后我艰难地赢得了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成功庆典，也会对寄宿北京的最初几个冬天记忆犹新：那间6平方米的窝棚没有暖气设备，我作为南方人又不擅长生煤炉，便完全依靠血肉之躯以及硕果仅存的青春激情来抗衡无孔不入、地冻三尺的严寒。我一下班便蜷缩进两层棉被的行军床上，悬挂在脑袋上方的吊灯散发出有限的温暖，我便哈着气暖暖手指，去翻动横陈在胸前的厚重书页。我有好几个合订本的文稿都是在那架行军床上写下的，我把它假设成马背吟诗的乐趣。当这些洋溢着生命本质光辉的文字陆续出现在各省市报刊的一隅，远方的读者，不可能了解它们在一灯如豆下诞生的过程。
我又不断地在物质势力的驱逐中搬家。甚至还曾在单位的书库里搭床寄宿了春夏秋冬几百个夜晚。由于这种生活的流动性，我尽量避免添置任何可能在搬迁中造成负担的个人用品（书籍与换洗衣服除外），我对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奢求：拥有笔、纸以及旺盛的创作激情，是我幸福的惟一前提。我偏爱这种理想主义的生活框架，四海为家。我有一篇曾经被转载与传抄的散文，叫做《我的灵魂穿着一双草鞋》。我说灵魂需要一双合脚的鞋子，它随时愿意以浮名与虚利作为交换。人的一生，不就是寻找一双与自身的审美和价值观念最为吻合的鞋子吗——哪怕它表现为某种生活方式、思想境界抑或某一瞬间心灵的默契与抚慰。
我认识好多从外省闯荡京城的文化界人士，哪怕他们今天胜券在握，也未敢淡忘或忽视创业期间的艰难。他们都是从两袖清风的自我起步，直面人生的惨痛而背水一战，终于以不计代价的拼搏获得思想的提升，成为精神的富翁。外地人在北京，破釜沉舟之后不敢再寄希望于命运，只能依靠勇气、忍耐、勤奋等人格魅力作为反驳外界压力的武器——这恰恰是赢得曙光至关重要的因素。不要以曾经是雾都孤儿为耻辱，生命中可以省略一个花季——只要能把果实累累的秋天圆满地兑现，就不能算遗憾的人生。我们是在书写北京呢，还是在北京书写着？隶书的北京，草书的北京，淡妆浓抹总相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