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廷伯根出生于荷兰海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得过博士学位的语言学家，执教于海牙一所中等学校。老廷伯根夫妇十分注意对孩子的教育，他们为培养和发展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他们鼓励孩子们学习自然科学，用简洁的语言阐述科学的理论。在他们的四个男孩子中，除了简和尼克拉斯是有名的大学教授外，最小的孩子伦克也是一位动物学教授。一家父子有四位先后获博士学位已属不易，而简·廷伯根和他的弟弟尼克拉斯·廷伯根（1973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金获得者）相继被授予诺贝尔奖金则更是难得。
简·廷伯根的家庭不仅有着浓厚的学术研究传统，且对社会问题也有浓厚的兴趣，这对简·廷伯根的一生是有重要影响的。他在年轻时代便加入了荷兰社会主义青年协会，尔后又成为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
19岁（1922年）时，简·廷拍根考入了荷兰莱顿大学，攻读物理学，23岁毕业后，经过3年的努力，于1929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但是，就在这时，他的志趣已经不在物理学方面，而转到了经济学方面。促成他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他对数学有特殊爱好，即便是在专攻物理学时，他也着重于研究物理学中的数学问题。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以“物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最小值问题”为题的。数学是他由自然科学工作者转向经济学家的桥梁。尽管他的指导老师保罗·埃伦弗斯特鼓励他做出这种转变，但是，如果没有他本人敢于独创和刻苦钻研的精神，他的天才也会像闪电一样转瞬即逝。
简·廷伯根一生都专心致志于使数理经济学同统计分析结合在一起，为创建资产阶级经济计量学而坚持不懈。这点，他同比他稍早一点开始研究的雷格纳尔·弗瑞希是不约而同走到一起的。比较起来，弗瑞希所走的是一条学者、专家的道路，他在教学岗位上从事研究和探索，其研究成果仅仅为政府部门提供参考。而简·廷伯根从年轻时候起便投身仕途，差不多有30年他一直在荷兰中央政府工作，后期当上了荷兰中央计划局局长。应该说，他对经济计量学进行探索比弗瑞希有更好的条件。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缘故，他的创造更多地侧重在应用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简·廷伯根的探索性工作比他同时代人更细致，更具体。他并非资产阶级的职业官僚，他具有专家、学者的风度，忠于自己师承的经济思想，注重实际，孜孜以求，在个人品德方面也是比较谦逊和不畏艰难的。尽管他是公认的经济计量学创始人之一，曾被誉为“经济计量模式建造者之父”，但是，在50年代中后期，当他已颇有声名之后，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仍然把这方面重要观点的提出，归功于弗瑞希和另外一些瑞典经济学家。
刚离开莱顿大学的时候，简·廷伯根曾在荷兰鹿特丹监狱管理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尔后才进入荷兰中央统计局，在那里工作到1945年。这期间是他一生研究工作中的奠基阶段。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一开始就担负着经济周期研究小组的领导工作，他信心百倍地在这个领域和大家共同创建经济计量学。
当然，由于世界观的原因，他不可能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运动的恶性循环是由于它自身的矛盾所引起的，是不可能避免的。因而，他所研究的只是从量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运动，从中找出这些变动的量的关系，并据此设计出种种模式来估量和预测经济周期波动的情况。起初，他着重研究需求方面的情况，即估量社会各个集团收入的变动、价格的变动对各种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情况、对进口和出口总额及总消费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他更为大胆地试图对一国的整个经济周期波动作出解释。1933年，他为荷兰的经济设计了一个由24个联立方程式构成的模式，这个模式成了荷兰经济模式的样板。接着，他又为美国、法国、英国和德国设计经济模式，以解释这些国家历史上的经济周期波动，并预测该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其中，他为美国设计的模式竟包括有48个联立方程式。很明显，他在经济研究中对数学的应用比弗瑞希更进一步。
这期间，简·廷伯根对资产阶级经济计量学的贡献，集中收录在他1939年出版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统计检验》两卷论文汇编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恢复经济的迫切需要，简·廷伯根上述研究的价值日益被各国所公认。这时，他升为荷兰中央计划局局长，于是，他把全部精力倾注于荷兰的经济重建工作上。他始终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同国家所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随着战后情况的变化，他更加注重于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订，他的目标是要使政策数学化，即为各项政策找到最优的价值目标。他认为，为了达到经济政策上的量的目的，必须采取相应的定量的措施，而这种最佳的措施又必须通过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办法来制订。他1952年出版的《经济政策论》，1954年出版的《经济政策的集中和分散》以及1955年出版的《经济政策：原理和设计》，是他在这个时期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总结，后一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他的这些著述和实践，对促进战后荷兰经济的恢复起了较大的作用，并引起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重视。
正是由于这种使经济政策数学化的尝试，简·廷伯根对“发展计划”这个课题日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时，他越发感到繁忙的经济行政工作成了重负，所以，在1955年，他辞去了荷兰中央计划局局长的职务，以便有充裕的时间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计划”问题。此后，他回到大学专门从事教学与科研。他在哈佛大学当过一年客座教授，接着被选为荷兰经济学学院新设的发展计划讲座的专职教授，1965年以后，这个讲座又增添了“中央计划国家经济学”的内容。同时，在他的领导下，荷兰经济协会成立了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小组。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简·廷伯根都在为把经济计量学应用于“发展计划”而努力。可以说，在他的整个科学研究活动中，是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数学的。
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简·廷伯根作为一个比较严肃的经济学家，看出了在世界不同国家中财富分配是极不平等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一直从各个方面进行努力。他通过文章、著述和报告，通过会议和各种专家小组的工作，通过在国内外的讲演反复宣传应采取一项国际发展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还十分详尽地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应该实施的中期计划，提出了“分段计划法”、“半投入——产出法”，为发展中国家确定“最优的”计划模式和方案。
为了实现这些愿望，简·廷伯根先后担任过印度、埃及、土耳其、苏里南、印度尼西亚、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政府顾问和欧洲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世界银行的顾问，1966年至1974年还担任过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主席。他对联合国《第二个十年（1971—1980）的国际发展战略》的形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应该说，简·廷伯根的愿望是十分美好的，但他提出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应按照比较成本原则建立起国际分工，即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和技术，发达国家发展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和技术的想法，却是只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是不可取的。尽管在一个时期内，发展中国家要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会有一定困难，但是，为了保证经济的独立和迅速发展，这是必不可少的。
此后，简·廷伯根在1975年发表的《收入分配：分析和政策》，1979年的《重建国际秩序——向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都一再呼吁要采取适当的国际发展政策，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公正状况。
为了表彰简·廷伯根50多年来在经济计量学方面，特别是在“发展和应用动态模式于经济过程分析”中的贡献，1967年他获得了荷兰的伊拉斯谟奖金，1969年同雷·弗瑞希一道获得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肯钻研、注重实际、持之以恒是迈向成功不可缺少的条件。简·廷伯根虽然有天赋，但如果没有敢于独创和刻苦钻研的精神，他也不会成功。正是他专心致志，注重实际，孜孜以求，在个人品德方面也是比较谦逊和不畏艰难，所以他才有机会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
著名的儒学大师荀况曾言道：“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这种光明最终是否能够真正得到，是需要你具有锲而不舍的毅力和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魄力来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