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夏天，两位年过半百、德高望重的权威学者，风尘仆仆地从柏林来到苏黎世。这两个学者一个是普朗克，一个是能斯特。
普朗克是德国《物理学年鉴》的编辑委员。一天，当他在柏林大学的家中养病时，印刷厂送来了《物理学年鉴》的清样，上面登载着爱因斯坦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他随手翻了翻，立即被爱因斯坦的思想吸引了。他忘记了医生的忠告，急忙移到书桌边，全神贯注地读了起来。过了好一会，这位素以严格稳重著称的教授猛然跳起来，叫道：“简直是哥白尼！作者是什么人？他在哪？”普朗克的心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马上按杂志提供的地址给从未见面的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普朗克写道：“你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将会发生这样的战斗，只有为哥白尼的世界观进行过的战斗才能与它相比……”能斯特更是一个政治型的大学者。一方面，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化学家之一；另一方面，他对德意志民族的对外扩张又特别感兴趣。有人说能斯特是一个具有惊人号召力和能量的人，是一个天生的组织家，一位深刻的思想家。
这两个大学者，来苏黎世干什么？观光？旅游？都不是，他们是带着德意志的使命来拜访爱因斯坦的。
当时的德国，专门的国家科学机构或由政府倡议私人投资建立的科学机构不断涌现，在这些机构中，理论研究也受到执政者的高度重视。为了从英国那里夺取科技和工业发展的优势，以“铁腕政策”重新划分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日耳曼帝国特别希望使理论思维的实力集中在扩张工业和军事竞争上。
金融寡头热心支持日耳曼皇帝的计划，宣布建立协会和研究所，并以受过加冕礼的倡议者的名字来命名。“威廉皇家协会”便是由银行家和工业家们组成的，他们对研究所提供赞助，给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援予元老称号，赠送特制的长袍，授予任意参加有皇帝出席的隆重午宴的权利。在德意志狭隘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当时，有谁会反对这种做法呢？威廉皇家协会准备吸收最优秀的科学家们参加，他们可以获得比较优厚的酬劳，没有教学任务，有权进行任何个人感兴趣的研究。设想这些研究将会带来累累硕果不是没有根据的。挑选学者的具体工作就由普朗克和能斯特负责。普朗克和能斯特联名向上司报告：只有把爱因斯坦请来，柏林才能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物理学研究中心。
但是，这需要勇气和非凡的眼力。在德国人的眼里，爱因斯坦无疑是一个“怪人”。年纪小小就毅然放弃自己的出生之地，不做德国人。忠君、爱国、英勇、服从，这些德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品德，常常受到他的嘲笑，他把这些东西叫做愚蠢和盲从。然而，要把这样一个“怪人”拉回到德国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要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才行。普朗克、能斯特放出的“钓饵”是诱人的。
第一，请爱因斯坦担任正在筹建中的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所长。这个建议似乎很奇怪，随便由谁来领导一个研究机构，恐怕都比这位心不在焉的爱因斯坦教授强。可是不要紧，所长代表地位和荣誉。如果他高兴，可以出些主意，如果不高兴，也可以撒手不管，日常事务自有常务秘书打理妥当。第二，选爱因斯坦当普鲁士科学院院士。一般院士是没有薪水的荣誉头衔，但爱因斯坦就任的是实任院士，年薪1200马克。第三，聘爱因斯坦为柏林大学教授。他有授课的权利，只要他有兴趣。但却没有讲课的义务，讲多讲少，讲课的内容和时间，均由他自己决定。大学里的一切事务，他可一概不必过问。
这个方案，真不愧是网罗爱因斯坦的妙计。它是普朗克的浪漫主义和能斯特的实干精神合作的产物。他们算是摸透了爱因斯坦的心思，爱因斯坦不能不动心了。
在这个世界上，还祈求什么呢？安定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工作条件，充裕的研究时间，不受任何束缚和干扰，全心全意地进行相对论研究，实在是巨大的诱惑。可接受在柏林的工作，爱因斯坦并不是坦然的。在他看来，移居普鲁士首府，这个德意志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窝，像是背叛了自己的政治道德信念。中学时代，他离开出生地，就是希望从那时起能放弃德国国籍，以便与军事操练和“黩武气息”一刀两断。可是现在难道还要返回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大本营去安家定居？甚至还要去当普鲁士皇家机构的官员？再说米列娃怎么办呢？虽说此时两人关系紧张，但米列娃毕竟还是自己的妻子。德国人看不起斯拉夫人，斯拉夫人也不喜欢德国人。柏林那种匆忙和刻板的生活，米列娃是永远不会喜欢的。还有一点，爱因斯坦对自己的创造性有了一种隐隐的忧虑。他曾对苏黎世的挚友说过：
“柏林的先生们把我当做豢养的产卵鸡，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下蛋！”爱因斯坦陷入了犹疑不定之中。
“你的出生之地，你真正的祖国在等待着你！”普朗克以他自认为最神圣的感情劝说着爱因斯坦。
“可是，我是个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说，“德国真的会欢迎我吗？”
“德国欢迎的是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能斯特的政治家风度与外交辞令隐藏了他真正的目的。
“但是，”爱因斯坦打断他们的话，“这算得了什么呢？相对论算不了什么的。朗之万说过，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得相对论。”“这一点我们同意，可是在这12个人里，倒有8个在柏林呢！”普朗克、能斯特自负地大笑起来。
爱因斯坦也笑了。确实，柏林是当时自然科学研究中心，有一流的设备，一流的人才，确实是研究与推广相对论的最佳地点。
“这样吧，”爱因斯坦面对难题的幽默又表现出来了，“你们二位先生先去玩几天，等你们再回苏黎世，我到车站来接你们。”普朗克和能斯特完全迷惑了。“要是我手里拿一束白玫瑰花，就是‘不去柏林’；要是拿一束红玫瑰花，就是‘去柏林’。”
爱因斯坦做出了一个浪漫的决定。当普朗克、能斯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郊外返回苏黎世火车站时，一束红玫瑰在爱因斯坦手里盛开着，他们的心放下了。柏林科学院早已盼望爱因斯坦了。1911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范特霍夫逝世后，柏林科学院就想物色一位继承人担任常务院士。当年老力衰的伦琴谢绝这个职务后，柏林科学院想到的首要人选就是爱因斯坦。1913年7月10日，在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学部全会上，爱因斯坦以44票对2票，荣膺为正式院士。爱因斯坦在1914年4月去了柏林，并且在柏林一直定居到1932年12月。遗憾的是，米列娃没有再跟随爱因斯坦，他们分居了，一个家庭终于破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