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传导机构的决策表现在不同的经济变量上，就形成了货币政策的经济变量传导，中央银行根据这些经济变量的变化，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监控货币政策操作的状况和分析货币政策操作的效果。本书第二章第二节的内容已经说明，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经济变量传导包括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四个阶段。其中，中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已经由《中国人民银行法》进行了规定，是“稳定货币，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工具与操作目标的选择是属于货币政策调控的内容之一，本书将在第六章进行讨论。而中介目标是中国货币政策经济变量传导中问题最多、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因此，本章围绕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量的选择展开研究，在关于中介目标不同选择综述的基础上，分析了货币供应量、利率最与通货膨胀预期为中介目标的可行性，并建立了以通货膨胀预期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经济变量传导的框架，重点分析了这一框架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效果。
一、货币政策传导的中间变量与中介目标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观察货币政策效果，并通过调整该指标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变量。适当地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既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基础，又是货币政策传导的支点，也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需要明确的是中介目标变量与中间变量有所不同，中介目标变量可以为预测最终目标变量与货币政策当局的行为提供有用的信息，也就是最近西方货币经济理论中常常出现的“名义锚”。如果中介目标偏离了预期的路径，则预示着最终目标变量可能与预期的目标之间出现偏离，说明产生了货币政策调整的需要。货币政策当局为保证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量达到预期的目标值，而采取的各项措施，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操作使经济系统自动调整，保证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变量同样接近预期设定的目标。而中间变量仅仅是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参考指标，对中央银行并没有法定约束力，往往也不能以一个预定的数量来刻画，而且通常包括众多的经济变量，中介目标变量一般是从中间变量中挑选出来。中介变量的名义锚功能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就业增长率等反映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经济指标，不适合作为中介目标变量。
二、货币政策传导中介目标的不同选择
以什么样的变量作为中介目标是一直在争论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无论是西方各国还是中国，主要是围绕利率与货币供应量而展开。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利率是联接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的纽带，因而利率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比较合适的，汇率变量是与利率变量性质相同的价格指标。货币主义者则认为货币供应量指标更适宜作为中介目标，因为任何性质的通货膨胀都是货币数量的问题。两个学派关于是用价格指标（利率或汇率）还是用数量指标（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争论，基本上主导了近代关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认识与实践。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以这两种经济变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相继出现了问题，在强调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信息作用的基础上，以通货膨胀预期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新观点被提出来。1994年新西兰率先将通货膨胀预期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实践，货币政策开始直接盯住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物价稳定。其后，又有一些国家放弃了原有的中介目标，采用通货膨胀预期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几年来的货币政策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并非是普遍性地成立，结论往往取决于不同国家所受限制条件的分析。世界各国根据历史条件与经济背景的差异，所选择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所不同，列出了21个OECD（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对中介目标的不同选择。其中4个国家选择数量指标，8个国家采用价格指标，其他国家基本上转向了通货膨胀目标。
在新兴市场化国家中，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差异也较大，列出了16个新兴市场化国家，其中9个国家采用数量指标（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与发达国家倾向于采用价格指标与通货膨胀预期指标的选择不同。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智利、波兰等国开始使用通货膨胀预期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中介目标，2001年中国台湾地区也开始采用以通货膨胀预期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新兴市场化国家呈现出了从显性货币数量目标向其他目标转变的趋势。
中国确定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相对较晚，1993年开始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指标，1996年正式确定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1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中国围绕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1进行的操作并未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因而关于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争论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