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七国叛乱的消息传到未央宫中，景帝形色仓皇，赶紧召集群臣商议。有一人当即出班献策，请景帝御驾亲征。景帝很诧异，问道：“寡人亲征，都中由何人居守？”这人侃侃而谈：“臣当留守都中。陛下但出兵荥阳，堵住叛兵。徐潼一带，也不妨放弃，令叛兵得地生骄，自减锐气。方可以逸待劳，一鼓平乱。”这人是谁？就是削藩的首倡者晁错。
晁错首倡削藩，确实有他的见识。但是，他处事操之过急，过急则生变。变乱已生，他不是挺身而出，而是请景帝亲征，自己留守都中，把景帝作为赌注，更为失策。景帝听后，半晌无语，显然已是动疑，已经给他埋下祸根。
景帝对晁错所奏，置之不理。而用周亚夫为将，督兵讨逆。又想着前次被太后除去门籍的窦婴，一向为人忠诚，可付大任。就派使臣持节，召窦婴入朝，自己进谒太后，陈述意见。待窦婴进见，即命他为将，领兵救齐。窦婴却拜辞不就，景帝知道他尚计前嫌，免不了加以劝慰。窦婴却又再三固辞，景帝便作色道：“天下方危，君谊关国戚，难道可袖手旁观么？”窦婴见景帝情辞恳切，太后也带三分愧色，就不再坚持。景帝就命他为大将军，赐金千斤。经他保荐，景帝又命栾布、郦寄为将，分统兵马，救齐击赵，都归窦婴节制。《史记》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
窦婴拜命而出，在长安暂设军辕，将所领千金陈诸廊下。又招集将士分委军务，所需军费，就廊下自取。不到数日千金已尽，无一入私。因此部下感激，都乐于为他所用。窦婴部署已定，正要发兵荥阳，前任吴相袁盎乘夜来访。两人谈及时事，袁盎说到七国叛乱，显由吴王唆使，而吴王图谋不轨，全由晁错激成，只要景帝听他的话，自有平乱妙计。窦婴前次为削藩事与晁错争论，已生嫌隙，现在听了袁盎所言，正好针芥相投，就让袁盎住在军营，自己代为奏达。袁盎心中暗喜，道：“晁错，晁错，看你今日还能逞威么！”
也是事出有因。从来刑名家做事，往往不惜将事做绝，不给别人留后路，自己也就没有了后路。司马迁就感叹商鞅为“天资刻薄人”，以致“作法自毙”，吴起也“以刻暴少恩亡其躯”，就是典型案例。晁错“为人峭直刻深”，他与袁盎同为朝臣，却素来不睦，几乎不同坐，更未尝同堂语。晁错任御史大夫创议削吴时，袁盎已辞去吴相，回长安复命。晁错揭发袁盎私受吴王财物，应该坐罪。结果将袁盎免官，赦为庶人。吴、楚乱起，晁错又让丞史重提前案，说袁盎与吴有预谋，企图将他处死。还是丞史觉得有些过分，认为袁盎与吴不应有谋，况且吴已起兵，穷治袁盎毫无益处，晁错才稍从缓议。袁盎从他人处得知此情，不由恨得咬牙切齿。这次，就想靠着窦婴的势力，以报前仇。偏偏窦婴与晁错有隙，两人一拍即合。
景帝听说袁盎有平乱妙计，赶紧召见。袁盎拜谒已毕，只见晁错也站在旁边，正是冤家路窄，便格外留心。只听得景帝问道：“吴、楚造反，君意如何处置？”袁盎随口答道：“陛下尽管放心，不必介怀。”景帝听他说得如此轻松，不解地问道：“吴王倚山铸钱，煮海为盐，诱惑天下豪杰，白头起事，蓄谋已久，怎得说是不必忧虑呢？”袁盎回应道：“吴王只有铜盐，并无豪杰。他这次不过是聚集无赖子弟，亡命奸人，一哄而起罢了，所以说不必忧虑。”晁错正与景帝商议调饷事宜，急切间不能趋避，只好呆立一旁，才听得袁盎数语，就觉得生厌，便从旁插话道：“袁盎所言甚是，陛下只准备兵食便了。”景帝偏要追根究底，详问计策。袁盎答道：“臣有一计，定能平乱，但事关重大，不便使人与闻。”景帝便命左右退去，唯晁错不肯趋避，仍然站立一旁。于是，袁盎又向景帝面请道：“臣今所言，除陛下外，无论何人，都不得与闻。”景帝就使晁错回避，袁盎见四下无人，才低声说道：“臣闻吴、楚连谋，彼此书信往还，无非说高帝子孙，各有分土，偏出了个贼臣晁错，擅削诸侯，欲危刘氏。这次连兵西来，并非造反，而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求复故土。陛下诚能将晁错处斩，赦免吴、楚各国，归还故地，他们必然罢兵谢罪，还要遣什么兵将，调什么军饷呢？”
景帝早就怀疑晁错提议让他亲征、自己留守之议的用心，现在听了袁盎之言，更觉得晁错可恨。作为人臣，惹出麻烦，不是为君分忧，而是让君亲冒矢石，自己却留在都中，究竟想干什么？于是，他对袁盎说道：“如果可以罢兵，我又何惜一人？”袁盎暗暗高兴，却不动声色地说道：“愚见如此，唯陛下熟思后行。”景帝面授袁盎为太常，使他秘密治装，赴吴议和，袁盎受命而去。
对袁盎与景帝的密谋，晁错当然不可能知道。等到袁盎退出，他到景帝前继续陈述军事，见景帝形容依旧，倒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又不便问及袁盎所言内容，说完本意，只好怅然退归。约莫过了一旬，也不见有什么动静，他还以为袁盎并没有说什么坏话，或者说了坏话，景帝并没有采纳，心下也便慢慢落到实处。谁知景帝已经密嘱丞相陶青和廷尉张欧，劾奏他的罪行，说他议论乖谬，大逆不道，应该腰斩，家属弃市。景帝又亲加手批，准如所奏，不过一时未曾发落，只是授予中尉密诏，叫他秘密施行。
中尉领了密旨，乘车直入御史府中，传旨晁错立即入朝。晁错惊问究有何事，中尉诡称不知，只催他赶快上车。他只好连忙穿好朝衣冠带，随中尉同车出门。车夫按中尉所嘱，一手挽车，一手扬鞭，风驰电掣，向前赶去。他从车窗向外看去，发现车路所经，并非入宫要道，尽是都市大街，正要开口询问，车已停住，车旁已有兵役等着，中尉一跃下车，大呼：“晁御史下车听诏！”晁错见停车处，乃是东市，向来是杀人之地，叫我此处听旨，莫非要杀我不成？他一面想，一面下车，两脚刚刚落地，两旁兵役便反剪住他的双手，牵至法场，令他长跪听旨。中尉从袖中取出诏书，刚宣读到“应该腰斩”，晁错的人头，已经滚落到了地上，身上的朝服，也未曾脱去。中尉回朝复命，景帝命将晁错之罪宣告中外，并逮捕晁错全家，一体坐罪。几天后，颍川郡报称晁错的老父已于半月前服毒自尽，其母妻子侄，悉数拿解入京。景帝闻报，诏称已死勿问，其余一律处斩。
可怜晁错，号称“智囊”，却身诛族夷，后世多为呼冤。应该说，他善谋人而不善谋己。首倡削藩，使汉王朝君尊庙固，自己却死于非命，从这一点来讲，晁错确实冤乎枉哉！但是，他处事不会审时度势，而操之过急。他辅佐景帝削夺诸侯，对手位高权重，关键是要始终取得景帝的信任，却出言不慎，惹得景帝动疑，已经大为被动；在政治权力斗争中，又树敌过多，却不设防，只想着置对方于死地，而没有想到对方也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置他于死地。这里的教训，值得后人记取。
景帝处死了晁错，便把退吴楚之兵的希望，寄托在袁盎的三寸之舌上。他又遣吴王刘濞的从子刘通，与袁盎同行。那袁盎受命整装，也知道赴吴议和，未必有效，但朝廷已经处死晁错，为他报了宿仇，不得不冒险一行。既至吴军，袁盎先遣刘通入报吴王。吴王得知晁错已诛，自然高兴，却不肯罢兵，索性将刘通留住军中，另派一名都尉，率兵五百，围住袁盎营舍，断绝往来。袁盎屡次求见，都被拒绝。吴王使人招降，当使他为将。袁盎始终不为所动，宁死不降。
夜深人静之时，袁盎昏昏欲睡，突有一人摇着他的身子，叫道：“快起！快走！”袁盎猛地被惊醒，从灯光下打量来人，似曾相识，只是一下叫不出名字。那人又催促道：“吴王要在明早杀你，你此时不走，还待何时？”袁盎惊异道：“君究系何人，乃来救我？”来人道：“我曾为君从史，与君侍儿私通，幸蒙宽宥，感恩不忘，特来救君。”袁盎仔细打量，果然不错，便称谢道：“难得你不忘旧情，肯来相救！但帐外士兵甚多，叫我如何出走？”那人答道：“我为军中司马，奉命带兵围君，已将士兵灌醉，君可速行！”袁盎知道他家有双亲，唯恐连累了他，那人却表示自有与亲偕亡的办法。于是，袁盎向他下拜，那人答礼后，就引着袁盎走到帐后，用刀割开帐篷，跨过帐外的醉卒，寻路疾走。帐篷外，春雨泥泞，那人递过双屐，给袁盎穿上，又送了数百步，指明去路，才转身回去。
袁盎趁着夜色疾走不休，想起从前任吴相时，从史与侍儿私通，幸亏自己度量大，不但不追究，还将侍儿送给从史，因此得他搭救，这说明凡事不可做绝，得饶人处且饶人。由于距敌未远，他便将身所带的旄节，解下包好，藏在怀中，免得露出马脚。春寒路滑，袁盎穿着木屐走路，只觉得两腿沉重，但逃命要紧，也顾不得步履艰难，一口气跑出六七十里，天色渐明，远远望见梁都，才长出一口气来。心一松，他顿觉双腿麻木，再难迈动一步，索性坐在地上。正好走过来一班梁兵马队，便从怀中取出旄节持示。梁军见是朝使，不敢怠慢，扶他骑在马上，到梁营中一转，便匆匆就道，回长安销差了。
景帝还以为袁盎等赴吴议和，定能息兵，便遣人到周亚夫军营，饬令缓进。哪知道一连数日，都不见袁盎回报。周亚夫差遣校尉邓公，入报军情。景帝疑问道：“你从军中前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愿意罢兵么？”邓公道：“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好几十年。托名请诛晁错，不过是借端发兵，哪里只是为了一个晁错呢？陛下竟然将晁错诛死，臣恐天下士人，从此将钳口结舌，不敢再言国事了！”景帝听罢愕然，急问其中缘故。邓公道：“晁错力主削藩，是恐怕诸侯强大难制，故借削藩以强本弱末，为万世计。今计划正在推行，反受大戮，内使忠臣短气，外为列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景帝不禁叹息道：“君言甚是，我亦悔之无及了！”
已而袁盎逃还，果言吴王不肯罢兵。景帝不免埋怨袁盎，但袁盎有言在先，要景帝熟思后行，诛死晁错，实由景帝做主，所以他无从推诿。再说袁盎在吴营，拼死不降，忠诚可嘉。景帝遂不复加罪，让他照常供职。又授邓公为城阳中尉，使他回报周亚夫，相机进兵。
周亚夫督兵围剿，七国之乱相继平定。当弓高侯韩颓当率兵包围了胶西王都时，胶西王见大势已去，肉袒匍匐，叩头请罪。颓当手执金鼓，问他为何事发兵。胶西王膝行而前，道：“近因晁错用事，变更高皇帝命令，侵削诸侯，我等以为不义，恐他败乱天下，七国发兵，即为请诛晁错。今闻晁错已经受诛，所以罢兵回国，自愿请罪！”韩颓当正色道：“你等若单为晁错一人，何不上表奏闻天子？况你未曾奉诏，擅击齐国。齐国本守义奉法，与晁错毫不相关，你又何故进攻？由此看来，你等造反，哪里是为了晁错？”
看来，对七国之乱爆发的原因，及与晁错的关系，当时君臣上下已经有了共识。大乱平定后，景帝就命造反诸王，自行裁决。
景帝一生最大的政治功业，除了传承文帝的清静无为，造成文景之治，就是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彻底解决了诸侯王对中央集权的威胁。此举出谋于晁错，得力于周亚夫。尽管两人都以悲剧收场，但他们的功绩，历史已有定评。
晁错地下有知，也当含笑瞑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