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的可能被提出来，你会说叙述有不可能吗？这个回答也是肯定的。叙述的可能已经被无数写作者证实了。叙述抵达极限了吗？显然，叙述的发展仍有空间，叙述也许还有无数种方法，我们只要回头看便能明白，从经典叙述学开始，叙事学有发展。戴卫·赫尔曼总结出了《新叙事学》有一个规律是不变的，一种新的叙述范型产生，便决定了它的死亡，必然又会有新的叙述范型。简单说，21世纪的写作已经有六年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写作，叙述学的理论总结还没见到，20世纪末的后现代写作，国内才介绍了马克·柯里的一个小册子。经典叙述学是封闭的研究，后经典叙述学要突围，把叙述应用于一切文化领域，可能吗？他的理论成果是否在各领域里促进了叙述学的进展。在国内所有大学都有了叙述理论课。可有谁把这个理论用于指导写作呢？或者说当下的国内创作可否提供新的叙述理论模式，我们是否把这些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了。
我们还得从材料说起，日常一个事件，我把它纳入情节，然后用话语形式表达出来，这是很清楚的。但他们的关系是复杂的，叙述似乎在这儿走了两个理论支点，一是事件和情节，这是叙述最基本的起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情节理论就如此。经典的说法是一个事件导致了另一事件，前后有因果关系，这才构成我们称之为情节的东西。这个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些狭隘，一个事件与另一个事件的关系的关联词可以有引出、推动、产生、连带、并置，只要发生关联两件事情便有叙述的可能，因果是中间最有力量的联结词，但我们不能忽略时间、空间、并置、连贯的关系。情节是事件与事件的联结，但有一个核心词，便是行为，一定是一个行为的事件，因为情节是对行为的摹仿。事件与情节是互动的。在叙述文本中他们的关系是构成的，但生活中的许多事件并不构成情节，那么这二者又不绝对统一，因此事件与情节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
那个工人因为失业心里烦闷，回家了妻子抱怨，于是打了一架，工人便上楼顶跳楼，失业事件、打架事件、跳楼事件，一环套一环，这情节很紧严地构成了。这是最基本的叙述构成。但情节如何被表达出来就大不一样了，因为表达可以先写跳楼，再寻原因，也可以先写失业，推导跳楼的结果，也可以只写夫妻吵架，又可以追述、补述、预述。妻子可以说，你这个男人没用，可以死了算了。吵翻了导致跳楼。也可以不打架，妻子说怕什么大不了下海，我挣钱养活你，你在家带孩子做饭，男人自尊心受不了觉得自己无能而跳楼。
总而言之，事件和情节之间要最巧妙地利用。
今天的小说也许没那么直接而简单，我们说了故事构成可能有多种方式，我们前面说了五个视角，也许有六个或十个视角，我们确立了这个故事形态，但我们如何讲述呢？或者说我们选用什么样的话语方式。例如说我们用反讽幽默把这个故事编一个闹剧，揭示社会中啼笑皆非的东西。也可以采用同情小人物的命运，用各种方法激活小人物的自信心，使跳楼的必死和社会挽救构成一个张力。如果把中心事件作为次要事件而将另一件小事改造作为中心事件。跳楼的人被救下来了，结果围观的人群被踩死了一个。话语在组织故事叙述时也会有巨大的变化。当代小说也许更注意选用什么样的话语方式去安排故事，故事因素没有第一类事件与情节的关系那么严格，但可能效果更好。
情节与故事是作为被表述的材料，在文本中读者所看到的是叙述的话语，或者看到的是一种讲话的方式，而知道情节或故事是在他读完话语后，给抽象出来的，所以说故事更有模型感，但作为讲话的声音会让读者感受到许多属于故事之外的东西。这就是卡勒说的，事件、情节和话语是作为两对对立面而起作用的，一对是事件和情节之间的对立，另一对是故事和话语之间的对立（这是另一个理论文类）。
他表述为：事件蛐情节
故事蛐话语
（《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89页）
叙述理论的基础便是在处理这两对对立的矛盾关系，研究他们的各种组合，考查他们内部的诸种联系、分裂、变化，从而把各种叙述元素的功能给予充分揭示出来。
我们找到了叙述学的基础了，就不会被众多的叙述学和无数的新名词弄得晕头转向。找到这个基础捋清线索，我们便知道有很多旗号为叙述学的，仅仅是一个派生，或者可能和叙述学根本没什么关系。
另外有一种叙述理论的说法。杰姆逊说，马克思正是这样一位叙述大师，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有十分精彩的叙事技巧，一方面是讲故事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对这些故事进行解构，其复杂之处绝不亚于任何现代派小说，但叙述分析的真正开路先锋是弗洛伊德，他在1899年出版的《释梦》中完成了他的发现（《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4页）。我们每个人也是一个叙述大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做梦，而且总会有自我解释，或请人解释，梦的种种结构是我们生存的经验的反应，也是潜意识的反应，通过这些梦的叙述分析达到我们对种种文化的理解。这是一种超出了结构叙述概念的一种大叙述，据我看来，这种叙述是更大范围的，是世界本体的表达。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形态模式都是一种叙述。所有的知识也都是一种对世界本源的叙述。这样看来，叙述是对现存之物的一种复制，是对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种抽象。这个叙述之中一样有模式、结构、选择。这个叙述一样揭示各种人与事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样有最早的叙述原型。
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叙述按亚里士多德的原意，是对行为的摹仿。仅指情节的表述，那么除了故事以外便不可能再有叙述了。叙述的本义是一种行动过程，它当然最切合于我们所认识的故事表述。但这里有两个深层的问题被提出来，第一，并非所有行为过程都是故事的。凡是生命物质在自我生存中都会是一系列成长的行为过程，事物也因自然的各种作用力展示为一系列移动的过程，这些行为也是摹仿范围。这里涉及到两个行为主体，一是人为角色的主体，适合故事。二是所有生命体也是行为主体，也表现为一系列动作过程，但它是非故事的。昨晚一夜大风，次日早开门是漫天大雪，一只小兔子冻死在槐树底下，狗和猴子开始争抢这只兔子。事情正在发生，而且每个分句之间都发生联系，这个动态过程被呈示出来，这也应该视为叙述。如果不是，那除了人物的因果行为之外再也不会有叙述了。注意人与事关联中的因果行为是人强加的，是关系构成的，也是我们从历时性句子完结之后而推导出来的，所以从叙事的功能性质看，上文举例自然可以视为叙述。第二，行为过程被摹仿出来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行为已发生了，发生的行为是被动的，仿制成一种状态，但我的动作不可以站在纸上或眼前，这表明被叙述的一切均没有发生在现时的眼前，而是被一套词语固定下来，而且是有规则有秩序地被话语组织成一定形式，而呈现出来的。这表明真正的行为过程不可能被叙述。叙述的行为过程是一种假定，是一套话语策略，或修辞手段。这一点被尤瑟夫·库尔泰称之为叙述程子（《叙述学话语符号》天津社科版）。叙述程子的功能用于人物行为过程，作为话语方式它同样适应于其他行为过程的表述。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实际已经涉及到第三点了。第三点即叙述深层的意义素。叙述在两个层面均与意义关涉。首先，意义发源产生，均由叙述来表达和确证。第一点，我们从最基本的词素开始，进行等级序列的排队，通过比较才能知道，所差何处，有别于何种不同。红玫瑰，先找出红色的不同，再找出玫瑰形体的不同，如玫瑰与刺梅、玫瑰与蔷薇、玫瑰与郁金香的差异，这才能通过形态、颜色、香气、功能各方面差异知道红玫瑰的存在。第二点，任何两个意义不同的词，至少有一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素来对其以说明，这就是我们说的同义，近义的表达，如红色有胭脂、粉红、大红等色差，还有一个色彩的不同，却使用两个名字。只有他们被比较、说明，才能获得一个较准确的意义。第三点，我们说某概念意义，它含有一些假定的预设，有一些非确定的因素在里面，我们会列举许多语义上差异来证实概念意义上的丰富性。例如自由一义便不会是一种单纯的指向，它可以指一个人的行动不受干扰和拘束来进行。它又可以指个体在二难选择中超出选择的自由。它还可以指由某些规则的限制，或否定而获得的一种行为自由。这种互相差别，相异证实，正好说明意义同源多维。这正好看出一种意义是特指的，比较单纯精准。一种意义是抽象的，但它有丰富的内涵。无论怎样这些意义是用语言显示出来时，均靠语言的叙述表达，特别是那些内涵丰富的意义更离不开叙述准确的表达。
其次，叙述本身也是构成意义的。它传达意义是最基本的方面。即叙述在说什么。但叙述是一个行动过程是一个动态系统，在叙述的过程中也会构成各种意义素。其实判断叙述之所以成为可能，叙述对世界、对人与事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在于它对意义的表达，或者它构成了意义。如果我们只是对原物、原行为过程无意义地机械复制，那也就不存在叙述了。那仅仅是堆语言符号。在我们看来，对世界一切事物与人的叙述，即使局部无意义的，他都应该称之为叙述。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作为叙述者而存在，我们叙述无论是谁，他有表述的欲望，这个叙述便是被选择的，他选择叙述这一手段便暗合了他选择的意图，于是叙述方式在被选择时便具有了它隐含的意义。但这个叙述必定是整体上合乎意图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这就是说，我们对行为过程的表达，一方面承担的是叙述结构，按叙事文的各种语序和关系来为自己分配基本功能；另一方面，它承担着语义要素，这些要素是系词性的或功能性的，文本就是由它们编制而成的（同上引99页）。由此看来，最根本的叙述仍是对意义的表达，或者说叙述本身便在构成意义。
如果按经典的叙述概念，叙述是对情节的摹仿，也就是说，只有情节才有叙述。非情节因素便不再是叙述了，这一点也被经典叙述学所肯定过，今天看来，非情节不是叙述的看法，是有偏颇的，情节里关键支撑因素为因果，那么因果并不仅置于我们熟悉的情节之中，所知世界万事万物都注满了这种因果的要素。按卢卡奇的观点，揭示世界各种复杂的关系的联结为叙述，其中当然包括因果。宗教里也有因果世界，如果仅以因果而论，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发生的细枝末节都可以称为叙述。杰姆逊称马克思为叙述大师，仅就一篇文章而言，并就其中的历史叙事来谈，这并不准确，说马克思是一个叙述大师，最关键的因素是一个根本的总体论原则：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揭示的是人类社会掩盖下的复杂的经济关系，这个关系之间的互动必然是因果的。包括卢卡契全部论述的物化世界，也是因果的，因此他认为现实主义艺术是叙述的。这里我们根据总体论来谈论的叙述，显然不是经典叙述学里的情节叙述。我谈叙述成为一种更大可能，便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立论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叙述的世界观，具体到文本我们都不可以这种抽象方式了。文本叙述除了情节叙述之外，我以为揭示一切事物发生发展过程的表述，以动态方式为主，有速度、节奏、视角、距离等诸多变化的表述，同时还清除那些繁复的修辞手段和情绪表达的渗透的表述，均为文本叙述。
我们居于世界，对一切人与事物都是可认识的，但每个人的生存局限刚好使他认识的人与事非常有限，我们渴望多了解人，多认识事物，叙述便给予我们这种可能。是叙述告诉了我们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或者将要发生什么。现在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叙述作为虚构，它是制作谎言的修辞手段。情节充当的便是这一功能，叙述是假的，不可靠的，因此我们可以怀疑叙述主体。第二点是我把叙述作为世界整体的一种表达，无论马克思、弗洛伊德，还是每一个平凡的人，他们要接受知识，然后又要传播知识，于是叙述既是手段方法，又是目的结果。这里的意思是说叙述是我们知识的来源，叙述是我们获得世界的一种方法，因此，这个叙述不仅是文字的，也是口传的，还是一切艺术形式与各学科形式的一种表述。这就叙述的功能而言，叙述本身同时也含有一整套的话语策略，叙述自身也是一套专业知识。如果把叙述作为假定性手段看待，叙述给人类的仅是一种认识幻觉。这个幻觉是骗人的，它通过骗人方式而制造真，拟真性。提供的是感觉的真实。叙述是为了制造快乐和愉悦的。但在娱乐的过程中它告诉我们真相，或者警示我们，通过叙述的幻觉或许我们更加智慧了，他明白了一切秘密的来源。叙述同时充当了两种角色，说谎与说真。第一种说谎，包括揭穿这种谎言，属情节性文本。第二种说真，它满足了人们的求知欲，教我们认识世界，特别是世界与人自身的复杂性。因此一个自觉的叙述者往往是游走于欲望（本能表达），故事（制造一种产品），知识（世界的本源）之间。这不仅是了解别人，了解事物，了解世界，使你成为一种睿智的人。更重要的是你在叙述中达到一种自我认同。你充当解剖自身的手术师，你在各种认同中实现了你在叙述中的自我，自我不在你的公共社会网络里实现，而是在你的私语、反思中去实现。一切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都在你的文本叙述中内在化，成为你的人物、情节、环境运行的一系列准则。这表明叙述有浓厚的个人意识，也有浓厚的社会意识，注意这种意识不是在话语的名词性结构中，而是在叙述过程中，而是在叙述者，在组织化与选择的过程中。在我看来，真正研究叙述并不在叙述本身，而在支配叙述的各种关系及各种不同身份的叙述者。因为仅叙述自身的方法是很好类化的，而支配叙述的因素却是多重的，而且是变化的，并且有极大的个体差异和社会符号化的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