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实现现代化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毛泽东、邓小平的共同选择，但在对于现代化目标具体内容的认定上，由于时代的差异，两位巨人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差异，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现代化目标构想的基础上对此又进行了重大的发展。
（一）“四个现代化”：毛泽东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构想的提出
还是在革命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毛泽东就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把“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作为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而斗争。”在这之后，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献中反复阐述了他的这一目标构想。应该说，这是“四个现代化”构想的最初萌芽。
1953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结论时所作的批语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里着重提出了“国家工业化”的问题。随后，毛泽东在审批一些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时，对总路线的内容的表述作了一些修改，将“国家的工业化”改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例如，10月23日，在对刘少奇等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中，他使用了“社会主义工业国”这一概念，指出：“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10月31日，他在对中央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稿的修改中，把稿中的“工业化”的前面都加上了“社会主义”四个字。之所以作这种修改，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只提“国家工业化”体现不出工业化的方向和性质，他明确指出：“由非社会主义的工业变成社会主义的工业。这就一方面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工业（新的工厂，新的矿山），另一方面要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加以社会主义的改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就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达中原来使用的“国家工业化”正式改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仅如此，在这个学习和宣传提纲中还明确提出了现代化问题。这个提纲提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国防。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同年9月23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毛泽东上述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进一步推向前进，首次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他说：“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其总的精神就是要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随后，在八大开幕词中，他指出：“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这段话既是对八大精神的集中概括，又是《论十大关系》思想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的设计。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八大制定的党章总纲明确规定了“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要求。这说明八大路线与“四个现代化”总体战略目标的一致性。八大以后，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毛泽东继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战略目标进行探索。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提出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年3月，他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他的这一思想，指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毛泽东将“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改为“现代科学文化”，发展了周恩来1954年和八大党章的提法，标志着对社会主义建设总体战略目标设计的日益精确化。实际上“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可以包括在“现代化的工业”之中，而增加的“现代科学文化”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在精神文明方面的追求，因此，这个提法更加完善。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后，虽然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曲折，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设想没有改变，在1957年7月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他仍然强调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的重要性。1958年“大跃进”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总体战略目标的探索更加迫切，在5月八届二次会议上，他反复强调要实现现代化。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又重申了这一总体目标，指出，基本目标是：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技术、文化的高度发展，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这个意见书还对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尽管其中不乏“左”的表现，但总体战略目标没有变。
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了“国防现代化”问题，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从此，党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认识就比较完整了，这也是第一次准确完整地表达了目前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的思想。60年代初期，在调整过程中“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逐步形成以后，将“农业现代化”放到了“工业现代化”的前面。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即“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党和毛泽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的奋斗目标。在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构想，号召党和全国人民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对于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现代化构想，我们应注意如下三点：
1.从思想史的角度看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现代化目标的认识具有一贯性。有些人以毛泽东晚年存在某些失误为由，否定他在现代化目标追求上的思想一贯性。我们认为，晚年毛泽东在追求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诚然存在着失误，但在思想意识上他从未放弃这一战略目标。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前提的时候，毛泽东很快就把社会现代化问题作为政府政策和国家发展的目标系统地提出并努力贯彻实施。1953年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工业化作为总路线的主体。1954年6月在一次谈话中，他明确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化和机械化，归结为“我们的总目标”，理解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内涵。1956年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更是把能不能实现现代化与“球籍”问题联系起来，以强调其重要性。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具体道路，虽然“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不成功的，但其动机和目的还是现代化。即便是在晚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也时刻惦念着“四化”大业，号召大家“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直到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时，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在大会上再一次宣布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理想。
2.从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的角度看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现代化构想，在认识上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它不是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单向度发展目标，从而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相区别，而且又注重中国国情，以区别于苏联的现代化模式。这个目标是初步体现经济与社会、政治与文化协调发展的综合目标。毛泽东所讲的现代化绝不是仅仅追求工业经济的增长，而是具有更高现代文明的丰富内涵，既包含了经济方面的内容，又包含了社会制度与文化在内的非经济方面的内容；既注重物质文明建设，又注重精神文明，初步体现了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根本的一点就是生产力获得极大的发展。据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八大及时强调，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既注重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又注重农业的进步。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将物质文明的建设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将农业、工业、国防列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强调工作重点的转移，注重发展生产力并不是要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因此，毛泽东把科学文化的现代化明确提了出来，这正是精神文明方面的要求。对于科学文化现代化的具体要求，从《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强调两个方面：一是提前5年实现12年科学发展规划，在主要科学技术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普及中等教育。二是大大地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不难看出，前者正是体现了现在我们所说的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思想建设方面的要求。虽然其中有不精确的地方，甚至带有“左”倾色彩，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还是明确的。在这期间，周恩来还提出了“四个现代化”中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论断，这就增强了我们对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关系的理解的准确性。
3.从目标模式的角度看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构想，体现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整合。无论是在对近代化和现代化的理解上，都存在着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倾向，即近代化、现代化等于西化。毛泽东向来是反对全盘西化的，在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战略目标时，他特别注重这一点。在他的思想中，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二者必须而且能够达到有机的统一。因此，在阐述四个现代化思想的时候，他在讲农业现代化时，突出了农业的社会主义化和机械化的一致性；在讲工业现代化时，一般都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使工业化与社会主义一致起来；在讲科学文化现代化时，特别强调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要求旧时代的知识分子要自觉培养无产阶级世界观，做到“又红又专”；国防现代化的目的更加明确，它是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后盾。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构想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制定更加科学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他对于“四个现代化”目标的设计还是初步的，而且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毕竟迈出了艰难的但又是奠基性的一步。
（二）富强、民主、文明：邓小平对毛泽东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构想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构想在总体思路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对现代化目标的认识和如何推进等问题上，也难免有时代及主体认识水平的局限。比如，在对现代化目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合理认定、现代化总体目标基础上的阶段性目标设计、现代化总体目标以及阶段性目标指标体系的确定等问题上都还存在模糊认识。特别是在现代化目标的阶段推进上有明显的过急特点，存在着脱离实际的情况。正如邓小平指出：“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从反思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开始，在坚持毛泽东中国社会发展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前提下，邓小平通过正确把握中国实际，逐步形成了既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又切实可行的系统而又科学的目标体系。
邓小平反复指出：当代中国发展的战略总体目标就是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当然，这里战略总体目标是针对当代中国而言的，并不否认而且恰恰正是中国长远的根本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目标。这诚然是对毛泽东社会发展战略总目标的前提性肯定，但是，邓小平没有停留于此。在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对于社会发展目标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1979年，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段话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作出了新概括。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邓小平反复地论述这个问题，使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的内涵越来越清晰。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规定为：“把我们的国家，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里把“四个现代化”与“高度民主”、“高度文明”并提，增加了新的内容。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关于我党奋斗目标的表述沿用了《决议》的提法。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将中国社会发展战略总体目标明确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富强、民主、文明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就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可。这个目标的确立扩展了对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认识，它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目标模式，又有别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确立的目标模式，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具有切实可行性。
“富强”，指以经济高度发达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高。从现代化的层次来看，属于物质技术层面的内容，内含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富强实际上是一个偏重物质内容的综合性目标。富强的衡量器是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一般认为是由经济力、政治力、国防力、资源力、科教力、外交力等有机构成。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在广泛的国际较量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国际竞争更多的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富强是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化的基础。将富强作为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是对毛泽东四个现代化目标的继承、综合、延伸、发展。
“民主”，就是建立“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就是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从现代化角度看，这是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反映出对现代化的认识已由物质技术层面发展到制度层面。现代化当然是然而又不仅仅是物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而更重要的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民主的现代化，就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同时蕴涵着法律的普遍性和有效性。邓小平十分重视民主现代化，多次强调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文明”，从广义上说，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里特指精神文明，就是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就是培养“四有”新人。邓小平发出号召：要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认识，实际上就是指人的观念的现代化和素质的现代化，即人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是指人摆脱传统的束缚，实现对传统的超越、改造与重建，使人的素质极大提高，并完成文化从传统性到现代性的转型。人的现代化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意义重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化全面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发展的最终目的所在。现代化是包括人在内的一种全面转型，没有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的现代化，难以称其为彻底的、真正的现代化。尤其是，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人，为了人对自然的自由役使，人与人的和谐，总之是为了人的幸福。邓小平始终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设计中国的发展大战略，将“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反对不反对”，作为制定和衡量一切政策的标准。二是人的现代化将确保现代化的方向，并为其提供强有力的推动和支持。现代化是世界历史的潮流和客观必然，但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目标模式，而不同的目标模式是不同的文化选择的结果。人的素质决定其文化选择。同时，人的智力水平是科技水平的直接决定因素，人的素质高低也是能否协调现代化的各阶段和各因素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
强调人的现代化，并将其作为发展战略目标中的重要内容予以高度重视，是鉴于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目标的迷失、见物不见人的片面追求，而对其发展误区的超越，是对现代化目标最深刻、最本质的把握，是现代化目标认识上的制高点。
总之，邓小平的战略总体目标，是由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有机构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