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世界上共产生过三个“世界制造业中心”——英国、美国、日本。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在一百多年里称雄世界制造业；20世纪上半叶到70年代，美国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成为继英国之后最具竞争力的全球制造业中心；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步，至70年代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制造业竞争优势，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之一。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开始快速上升，目前，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制造业基地。
分析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演化过程，通过研究不同阶段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演变规律，把握世界制造业中心发展走势，可以为中国争取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为了揭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理论内涵，我们从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概念、衡量标准以及世界制造业中心演化的理论基础等方面进行探讨。
3.1.1 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概念内涵
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概念内涵，是随着世界经济发展阶段和制造业发展的背景不同而有所发展的。在此，我们沿着三个“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发展轨迹，分析在不同经济背景下的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内涵、特征以及衡量标准。
（1）关于“世界制造业中心”概念的讨论
无论是世界制造工厂还是世界制造中心，在经济学上既没有权威的定义，更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不同的学者界定的角度也各不相同。
在于光远编著的《经济大辞典》中对世界工厂做了如下解释：世界工厂，英国产业革命之后因其在世界工业生产和贸易中的垄断地位而获得的称号，也就是说，世界制造业中心是世界制造业的集中地。
吕政（2001）认为，所谓“世界工厂”，就是要为世界市场大量提供出口产品，而不是仅仅看一国工业产品的总量，即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已成为世界市场重要工业品的生产供应基地，以工业制成品为主体的出口贸易已进入世界前列，并成为贸易大国之一。这就意味着，在制造业领域，不只是少数产品和少数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而是有一批企业群和一系列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些企业和产业的生产能力、新产品开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经营管理水平、市场份额已成为世界同类企业和同类产业的排头兵，并在世界市场结构中处于相对垄断的地位，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价格走向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著名经济学家经叔平对世界制造中心的定义也持如上相同意见，可见世界制造中心必须是能够向世界市场提供大量出口产品，同时需要具备生产、运输、贸易、金融等方面的条件。据此标准，目前中国只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和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如家电、IT产品配件）方面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而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方面还不具备“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规模和水平。因此，朱高峰（2002）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缺少不了强大的制造业；发展制造业，应立足于国情，处理好劳动密集、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关系。
成其谦（2002）在分析了世界制造业中心三次转移的历史进程后，提出了世界制造中心的含义，认为世界制造中心不一定非得是世界科技中心，受外国控制的“世界工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制造业中心。
吴敬琏（2002）等的观点是从产权和自主创新方面入手，他们认为中国加入WTO后，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有别于19世纪的世界工厂英国、20世纪的美国和日本，因为当年的美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而中国目前只是生产加工集散地，并不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王志乐（2003）：要成为世界工厂必须具备两个特点：第一，它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几十年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二，它们占有世界工业品市场的重要份额。在世界制造领域拥有相当多的创新产品，领导世界制造业的潮流。
马建堂、杨正位（2003）根据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进程，提出“世界制造中心”要具备如下特征：一国或某地区的GDP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超过10%；制造业产值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超过15%；制造业出口额在世界制造业出口额的比重超过10%左右；若干行业在技术水平上居国际领先地位，并且在这些行业中有一批技术开发能力强、核心业务突出、行业份额较大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只有同时兼具上述几种特征，才有可能被称之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中心”。
李萍、罗宁（2003）对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概念进行了展开分析，认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应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条件：（1）工业生产技术先进。必须具备先进工业生产技术和领先于世界同类企业的工业生产能力，具有高度发达的工业生产水平，该国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要占很大比重，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2）劳动者素质高，熟练工人占绝大比重。因为高度发达的工业生产水平，必然离不开大量的高素质劳动者，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熟练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大，许多国家往往都会出现熟练工人相对短缺，非熟练工人相对过剩的局面，而劳动力结构是否合理对一国的生产能力有很大影响。（3）工业企业规模大，经营管理水平高。规模效应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生产能力，同时，一国企业的规模水平对该国整个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也有重要影响，而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往往又受到其管理水平的限制。（4）世界市场份额大，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世界工厂作为世界市场上重要工业品的生产供应基地，必然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它往往能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某些产品在整个世界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和价格水平。（5）新产品开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的变化，对于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标准和定义，学者们认为每个时期的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情况不同，因而对于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概念和标准也是不同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对世界制造业中心的理解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金碚（2002）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若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和工业规模扩张，特别是考虑到几亿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就必将会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张为付等（2003）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品生产和贸易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产业内贸易取代了产业间的贸易，由于资源的全球化配置，在全球范围内按照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原理去寻求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这一特点决定世界各国都有可能成为制造某一产品部件的中心，而并不一定是完整产品的制造中心。当时的日本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从未达到英国、美国制造业曾经占有的地位，所以按照“英美”时代“世界制造中心”的标准，日本并没有具备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条件。同时，日本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时代，垂直的产业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随着国际分工形式的变化，产品研发、生产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在所有产业或产品的所有部件生产上具有绝对的优势，这决定了新一代“世界制造中心”与世界经济史上其他三代“世界制造中心”有很大区别。
杨斐然、唐芳（2003）对世界工厂和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概念进行了分析，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被称为“世界工厂”，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通过发展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进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全球范围内，世界工厂的产品主要是为世界各国生产的，其制造规模和制造能力应对世界制成品市场的供求和价格产生较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上只有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才有能力被称为“世界工厂”。与“世界工厂”相比，“世界制造中心”所指的对象则可以相对的多元化，其历史地位也高于“世界工厂”。
综上可见，许多学者是根据英国、日本和美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来界定世界制造业中心：世界制造业中心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是世界市场上工业品的主要生产、供应基地，在市场份额中占据明显优势，在市场结构中处于相对垄断的地位，并对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价格波动有着重要的影响；不仅拥有制造上的竞争力，而且在企业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能力上都应当在世界同行中名列前茅。
（2）“世界制造业中心”的科学内涵
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发现以往世界制造业中心的界定，主要是对世界制造业中心形成过程中制造业发展现象的定性描述，界定是相对静态的，而随着当今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信息化，世界制造业中心也应具有时代性和动态性，对其概念内涵的界定需要准确把握国际经济分工的新特点和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势。按照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世界制造中心”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来料加工型的“世界制造中心”，在国际分工生产价值链中处于最低端；第二类是生产车间型的“世界制造中心”，即原材料的采购和零件的制造实行本土化为主，跨国公司控制着研发和市场销售网络，这种类型较第一种类型的层次提高一步；第三类是既控制着国际市场的销售网络，同时也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生产采用本土加工制造与全球范围内采购相结合的方式，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一类“世界制造中心”能够获得生产价值链的最大经济利益，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要想成为第三类“世界制造中心”，必须赋予其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科学内涵。
★ 处于制造业高端产品上游位置
根据制造业的供应链，可以将制造业市场划分为三级：一级市场（顾客市场），拥有一级市场的制造业企业处于供应链的上游，它们经常利用外包模式将制造活动委托给下游制造商，从而可以广泛利用别国的生产设施和技术力量，制造出质优价更廉的最终产品，并进行全球销售；二级市场（成品市场），占领这类市场的企业处于产品供应链的中游，它们拥有一定的生产技术，但是核心技术以及客户关系并不掌握在这类企业手中，它们所做的是接受外国或外来企业的产品组装；三级市场（零部件加工市场），拥有三级市场的制造业企业处于供应链的下游，是制造业生产链的底层环节，生产附加值最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制造能力不断得到提升，但大多数企业依然处于中下游位置，制造业的发展很大程度是依靠后两级市场的竞争力。因此，中国在目前阶段最多只能被称为“世界加工制造中心”，所获得的经济利益相对比较低，还远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制造中心。
★ 拥有先进科技和自主知识产权
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应当是融入先进科学技术、代表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新兴产业的国际市场份额领先者。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要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应当在主导当代经济技术发展方向的若干产业中占有领先优势，如计算机与信息技术、航天技术、海洋工程、生物工程等方面。一个国家应当有较全面的先发优势，加上传统产业的相对优势，才能称得上真正的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制造业中心。
随着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日益健全，知识产权已成为产业竞争的重要工具，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就意味着控制了产品市场。据统计，国外公司在中国获得的通信、半导体类授权专利数量约占国内同类授权专利的90%以上，生物行业约占90%，医药行业和计算机行业约占70%。在关税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国外公司通过收取较高的专利使用费，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一些制造业企业产品出口的竞争力。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条件下，想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仅仅拥有较大的加工份额，而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是不行的。
★ 拥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持续竞争优势
制造业企业仅仅具备生产能力，而没有相应的自主创新能力，其发展总是会受制于人。如果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改观，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永远只能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中国要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必须在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使生产技术处于领先地位，才能保证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世界制造业中心必须依赖大批拥有持续竞争优势的制造业企业支撑。如果一个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只是在加工制造业务、价格竞争等方面占据优势，而没有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那么这个国家是不可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培育和形成制造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的竞争优势是至关重要的。
3.1.2 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衡量标准
关于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衡量标准，许多学者将其归纳为：生产能力强，生产规模巨大；世界市场份额大，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生产技术先进，新产品开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发达的金融体系；稳定的宏观经济发展环境等。
卢文鹏、黄艳艳（2003），舒基元（2004）在研究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时候，认为对于世界制造业中心标准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首先制成品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相当的份额，其供应量的变动会对国际市场价格产生重大影响。如历史上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英国、美国和日本，其制造业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分别是53%、40%和20%。但作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更重要的是表现为若干产业的竞争优势，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在某一产业领域中综合利用资源的能力，绝不是仅用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就能涵盖。也就是说，衡量世界制造业中心不仅要有“量”的标准，还要有根本的“质”的标准。
陈文君（2003）等将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衡量标准定为产量标准、技术标准和产业标准。一是产量标准。世界制造中心应当是一国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全球市场最重要、最大的工业产品生产基地和产品出口基地，并能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某些产品在整个世界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和价格水平。例如，英国当时拥有相当于全球40%～50%的现代工业生产能力，工业制成品的产量为全球2/5，生产了全世界铁的53%，煤的50%。美国制成品在1894年后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1913年占世界的1/3以上，1929年美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达到了43.3%的最高值。1965～1971年，日本主要工业制成品的产量增长占全球产量增长的比重依次为：钢铁占54%，造船业占54%，汽车占46%，电子机械中的民用产品占90%。1990年，日本轿车产量占全球的比重接近30%。二是技术标准。要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其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应在世界范围内领先；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产业结构处于较高层次，也就是说，必须具备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和领先于世界同类企业的工业生产能力，具有高度发达的工业生产水平。如英国的纺织品、美国的汽车、日本的半导体都是当时的高科技产品，有较高的附加值，这些产品在当时都是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的。历史上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国家，无一不是很好地利用了世界技术革命和新产业诞生的机会，迅速发展起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并在技术上长时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可见，新产品的开发和技术创新是世界制造业中心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三是产业标准。一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应该有一些依据自身优势发展起来的有竞争力的新兴产业，且在规模和技术上保持世界领先性。英国以蒸汽机为动力，在纺织业、采煤业、炼铁业、机械制造业、海运业方面领先；美国以电力为动力，在汽车、火车、石油化工等行业领先；日本凭借电子技术在半导体、电子、微电子、钢铁、汽车、家用电器、机械设备等行业领先。也就是说，一国要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不能简单重复先发国家的老路，而必须在新兴产业和领域上培育和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肖文圣（2005）根据对英、德、美、日等国的历史分析，结合新时代经济特点，认为当今世界制造中心标准具体表现在：传统产业经济基础深厚；国家主导产业或新兴产业的国家制造力有国际优势；制造业技术创新快；制造业国际贸易量至少占世界的12%～15%以上。他认为，传统产业基础雄厚是构建世界制造中心的经济基础，同时技术创新以传统产业为载体；国家主导产业或新兴产业的制造能力有国际优势是目标；制造业技术发展快，技术创新能力强是完成目标的手段；世界制造中心的重要因素还是要看国际贸易能力，它表现为占世界工业品出口的相当份额。
3.1.3 世界制造业中心的理论表述
关于世界制造业中心的理论表述，是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特征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我们可以在分析新旧产业此消彼长的过程和世界制造业中心国家的转换中更好地理解相关理论表述。
（1）产业组织理论
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的，是西方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也是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各个阶段经济特征的理性表述。产业组织理论以企业间的垄断与竞争关系研究为核心，并逐渐扩展到对企业内部组织制度，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逐渐发展形成了三个学派：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了摆脱危机，提高企业的竞争活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需求和推动技术进步，美国严格实施了以哈佛学派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反垄断政策，政府管制也从最早的铁路扩展到电力、电信、公路、航空等众多部门，带来了钢铁、汽车等的快速发展。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的钢铁、汽车等主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日趋低下，美国经济出现了大量的财政、贸易赤字，一些重要产业的生产活动向国外转移，形成了产业空心化现象，越来越多观点认为过紧的反垄断政策是导致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芝加哥学派成了美国反垄断政策所依据的主流理论，并直接推动了美国对航空、铁路、银行、电信、广播等行业实行放松管制，反对政府更多的介入经济，主张放任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认为市场配置是最有效率的。在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基础上，美国对反垄断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新的产业组织政策在恢复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后来，新奥地利学派认为必须对市场的动态过程进行分析，信赖市场的自发组织能力，主张市场可以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认为政府必须管理的是社会公共资源，将生产和供给分离，政府对生产进行管理，把供给交给市场机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更大程度地确保了企业家能力的发挥，确保了企业自由进入市场的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知识化及信息化的迅猛发展，并生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新经济时代的来临，客观上要求在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把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代理理论等都纳入产业组织理论对企业行为进行研究，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演化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微观经济视野。
（2）产业结构理论
产业结构理论对于英国、美国、日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步伐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早在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通过对从事农业、工业、商业人员的工资分析发现，工业比农业获利多，而商业比工业获利更多，并得出一条结论：为了获取更多的工资利益劳动人口将从农业转向工业，进而再转向商业和服务业。经济学家L。G。克拉克（L。G。Clark）继威廉·配第之后，搜集和整理了若干国家经济发展时间系列的劳动力在各产业之间的转移资料，得出了结论：随着经济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接着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逐渐减少，第二、三产业逐步增加，这就是所谓配第——克拉克定理（Petty-Clark slaw）。
库兹涅茨（S。Kuznets）对产业结构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现代经济增长：速率、结构与扩展》和《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出和生产结构》等专著中，研究中不仅考虑劳动力的就业变化，还从国民收入在产业间分布的演变趋势，来考察各国和各区域产业结构演变，探讨了国民收入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分布与变化趋势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化了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方面的研究。
在产业结构调整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和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转变理论有3个基本假设：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接近零；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由农业的人均产出水平决定；城市工业中利润的储蓄倾向高于农业收入中的储蓄倾向。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源的稀缺性，全面投资和发展一切部门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把有限的资源有选择地投入到某些行业，以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赫希曼认为，有限的资本在社会资本和直接生产资本之间的分配具有替代性，因而有两种不平衡增长途径：一是“短缺的发展”，二是“过剩的发展”。从总体上看，不平衡增长理论基本上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至于选择哪一条不平衡增长途径，应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瓶颈而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和日本为了恢复本国经济，首先考虑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而产生了系统的现代产业结构理论。1957年，西欧6国建立欧洲共同体，签署了《罗马条约》，其中包含了某些产业政策的内容。日本在战后推行“产业合理化政策”等一系列产业政策，此后，随着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产业政策这一概念走出国界，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纳。随着各国实践的不断深入，现代产业结构理论吸收了其他许多理论，如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有关内容，理论日臻成熟。
（3）国际分工理论
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形成和转移，与国际分工是紧密相关的，具有同步的历史过程。国际分工是指世界上各国（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是国际贸易和各国、各地区经济联系的基础，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分工超越国界的结果，是生产社会化向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在工业革命后，国际分工理论很大程度上是描述世界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和分工的理论。
自从真正的国际分工形成以来，分工方式经历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公司内分工、产品内分工和要素分工等不同阶段，分工方式的不同对世界制造中心的形成和转移也具有巨大促进作用。在英国、美国形成第一、二代世界制造中心的时代，发达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间垂直分工是主要的国际分工方式，这一分工方式决定了世界制造中心必然产生于工业发达国家。在日本形成世界制造中心的过程中，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分工和公司内贸易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致使日本在电子等部分产业上形成竞争优势，但因为在这一分工方式下制造业仍在发达国家内部，所以世界制造中心还是形成于发达工业国家。但在目前以要素分工为主要方式的条件下，制造业的生产加工优势要素集中于具有人力和资源比较优势的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在新的国际分工方式下，世界制造中心将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国际分工是国民经济内部分工超越国界的结果，是生产社会化向国际化发展的趋势，生产力的发展是促使国际分工发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技的进步是国际分工得以发生和发展的直接原因。国际分工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18世纪开始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即以大机器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革命，由于机器的发明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生产力空前提高，分工空前加深。这就带来了两个新的问题：一是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使国内市场饱和，开拓新市场成为必然的选择；二是原材料供应无法满足生产急剧扩张的需要，开辟大量而稳定的原料来源成为当务之急。因此，这一阶段的国际分工表现为机器大工业日益脱离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这次工业革命最早在英国发生并完成，它的生产力和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国际分工的中心。当时英国不仅成为工业品输出的世界贸易中心，而且又成为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原材料和粮食的最大输入国，并逐渐与产地国形成互补的分工体系，这一分工体系形成后又促使世界经济异质化，导致参与分工体系的国家和地区贸易依存度加深。以英国为中心的自由贸易体制确立，并在短期内使世界贸易额急剧扩大。（2）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始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特别是发电机、电动机、内燃机的发明及其广泛应用。国际分工不断发展，世界制造业布局不断按国际分工进程推进。（3）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它导致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宇航工业等。对国际分工的深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国际加工的形式和趋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国际分工的形式从过去的部门间专业化分工向部门内专业化分工方向迅速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现代国际分工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方式多层性，包含不同产业之间、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等多个层次的分工。如果说古典国际分工的边界是产业的话，当代国际分工的边界则是价值链。二是主体多元化，分工关系从“国与国”转变为“企业与企业”之间。传统分工的国别边界已明显弱化，当今企业已经成为分工的主体。
可见，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形成往往是国际分工进程的必然结果，在国际分工中拥有自然资源优势或社会经济优势的国家，将不断提升国际分工等级。总之，在国际分工理论里，世界制造业中心应居于世界制造业价值链整体中的核心地位。
（4）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FDI目前在世界上的比重很大，对东道国和投资国的产业结构、管理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演化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张宏霖（2003）指出，在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人均收入不高，国内市场有限的阶段，尽管有廉价的劳动力供应，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也很难吸引到外商直接投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提高，使得劳动者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此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就成为吸引出口型FDI的主要因素，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设施就会转移到处在这个阶段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就处于这个阶段；此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东道国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市场扩张引致市场型FDI，跨国公司进入以获取规模经济效应，同时工资上涨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型FDI逐渐消失，中国现在正在进入这个阶段。
胡春燕（2002）从钱纳里的“双缺口模型”（dull gap model）入手，将产业结构缺口归纳为继储蓄缺口、外汇缺口、技术人才缺口和政府税收缺口之外的第五缺口，认为利用FDI的关联效应，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带动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对弥补中国产业结构缺口、优化产业结构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江小涓（2002）根据实证研究得出，外商投资企业对扩大中国出口规模和提升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均有突出的贡献。丁文丽（2001）根据1980～1997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总量及结构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总量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高相关性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改善了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FDI总额与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之间的高相关性也进一步说明了，FDI对提高中国制造业在世界经济中的总体份额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在与外资进行合资或合作过程中，中国本土的制造企业不断吸收借鉴外资带来的新的质量标准，获得外资给予的在技术方面的帮助，并且与跨国公司共同开发新技术，获得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培育了自己的品牌，确立了自身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外资的市场行为必然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的，FDI的主要方式由合资企业到如今的外商独资企业，FDI技术转移在价值链中日益趋前化，即外商对其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商提供同步技术指导，而对同业竞争者采取技术封锁或者只解密处于第二或者是第三层次的技术，这将使得中国本土制造业永远只能是处于第二或者是第三梯队。因此，中国要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必须得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培育自己的核心技术。
综观经济发展的历程，技术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程度直接关联着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制约着技术结构的演变。历次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变革总是以技术结构变革为先导，而历次技术结构变革又都是以相应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而告终。任何技术都包含有尖端技术、先进技术、中间技术、初级技术和原始技术，而且不同时期各种等级技术所占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与技术结构相对应的产业结构应该是：知识密集型产业、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FDI在中国的技术溢出主要是通过生产制造活动实现的，90年代中期以后，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大型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技术战略发生了转变，开始纷纷设立研发机构，进行研发活动。从技术结构上来看，在前一个阶段的技术主要侧重于通过进口或其他手段引进实用性生产技术，而后一个阶段则开始转向利用本土资源进行新技术的研发。
综上可见，FDI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伴随着FDI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大幅度提高，中国制造业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方式由初级的“三来一补”逐渐演进到成为世界制造业链条中重要的一环。
（5）发展经济学理论
发展经济学理论是在传统经济学的体系中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对中国如何成长为新的世界制造业中心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面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历史现状，顺应当时许多经济落后的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发展经济学适应时代的需要而诞生。此时，发展经济学的方向概括起来说为结构主义，即突出物质资本的形成，而轻视人力资源的开发；突出了工业化，而轻视农业进步；突出计划管理，而轻视市场机制；突出内向发展，而轻视对外开放。总的来说，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当时20年左右实行的经济发展路线是一种封闭式的、以资本积累为重心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的发展路线。一些遵循这条路线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民族工业体系的初步建成，国民经济的独立性有所增强，人民生活方式和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等。但是，这种畸重畸轻的政策，在经济上造成了许多不良后果，如农业停滞、进口替代方针经历第一阶段的轻松过程之后，一般会转入第二阶段的困难时期、计划管理体制出现种种弊端、二元结构在实际中趋于二元结构的次级分化。第二阶段，随着各国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重视农业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出现“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其中，东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取得的成就比较突出，被称为“东亚奇迹”。但是在各国经济活动逐渐从国内走向全球，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社会化；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断扩大影响的过程中，人们对市场经济，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认识又在走向深化。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发展经济学还需要适应时代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在经济全球化新浪潮背景下，发展经济学逐渐注重对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发展进行分组的或国别的研究，分类的依据有三种：一是根据地区；二是根据发展业绩（如经济增长率、人均收入水平等）；三是根据发展条件（如资源禀赋差别、外部冲击程度等）。随着国际性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日益增加，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增强，发展问题实际上已超出了发展中国家的范围。
综上可见，与世界经济史上已形成的三代世界制造业中心相比，新一代世界制造业中心所面临的国际分工形势与过去有所不同，研发设计外包、生产制造外包、营销服务外包等分工现象将成为国际分工常态；随之变化的国际产业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流动，去寻求、整合更具有优势的生产要素资源，从事产品部件的生产加工，而不是追求对产品增值全过程的控制。这就意味着国际产业资本会更多地流入具有制造业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不是局限于发达国家内部，所以新一代世界制造中心将会在部分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