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的发展，与当地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环境等因素紧密相关，并在长期的相互作用中发展成形。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都市圈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都市圈建设和世界城市的建设，必须借鉴国际经验，重视区域合作、提升发展特色。
2.5.1 国外著名都市圈发展特色
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作用。
（1）美国都市圈发展特色
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从19世纪初开始工业化进程，19世纪中叶工业化进程加速，工业发达地区不断成为城市化发展的地区。1920年，美国已经有近半数人口到城市居住，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20世纪20～70年代。20世纪50～70年代，是美国都市圈发展最为迅猛的阶段，这一时期都市圈发展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城市郊区化现象出现，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都市圈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大批新的中心城市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1990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40个，人口占总人口的51.5%，美国已经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
美国的城市郊区化现象，是伴随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而出现的，美国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导致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中心城市人口不断减少，导致中心城市衰落。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纷纷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积极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最终会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
（2）日本都市圈发展特色
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7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人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此外，日本还有4个中心城市人口达50万人以上的都市圈。
在日本都市圈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推行外向化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1980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10个城市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7个位于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
（3）拉美都市圈发展特色
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19世纪末期，1900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25%，到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1945年城市化水平达到39%。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圈。但自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使该地区城市人口由5400万人迅速增加到1990年的3.14亿人，占总人口比例达71.4%，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80%，结果，过度城市化导致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由于农民缺乏工业技能，加上工业化水平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导致大多数新进城市者为了生计只能从事一些属于第三产业的非正规就业行业，如饮食、家政服务、沿街销售等。这种没有经济同步发展作为基础的城市化，必然导致城市“病态”发展，人口拥挤、住房短缺、贫富悬殊、毒品及暴力犯罪、环境污染等问题接踵而来。因此，拉美的城市化被称为“过度城市化”。
2.5.2 国外著名都市圈发展经验
总体而言，都市圈的发展首先是城市化的过程，但是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常常会伴生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如农村发展滞后、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供应短缺等问题。为使都市圈发展进程得以稳妥进行，一些国家采取多种措施来化解矛盾，积累了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经验。
（1）协调城市与农村发展
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来看，政府往往更加重视城市的发展，而忽略了作为社会另一部分的农村的发展。发展政策的倾斜，使得大部分农村地区相对来说处于贫困状态，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严重不足，当农民在农村没有出路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城。但由于城市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贫困、失业、犯罪、环境恶化等问题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日本在处理城市与农村发展关系方面较为成功。日本政府比较注意农村、农业的发展问题，制定了大量法律促进农村发展，如为扶持山区农村及人口稀疏地区的经济发展，制定了《过疏地区活跃法特别措施法》、《山区振兴法》等；为促进农村工商业的发展，制定《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关于促进地方中心小都市地区建设及产业业务设施重新布局的法律》等。同时，日本政府比较重视对农村、农业的投资，投资方式多样化，中央政府主要对建设项目进行财政拨款及贷款，地方政府除财政拨款外还发行地方债券进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结果，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强了城市间、城乡间的联系，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可能，而农村的发展也为城市产业和人口的扩散开辟了道路。由此，日本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不再是农村的支配产业，1980年时，日本农村从事第三产业的比率已经高达42%，小城市得到了较快发展。
（2）关注城市贫民社区
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必然导致住宅和基础设施供应短缺，而财富分配不均使得问题更加严重。为解决城市贫民问题，西方国家曾采取多种措施。比如，早期解决住房的措施主要是兴建工人居住区，其后欧美各国开始制定更为完善的针对城市贫困者的住房政策。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注重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其中由联邦政府发起的“新政”和“城市更新”两项运行，就是要解决城市下层居民住房问题，进而治理中心城市。从“新政”来看，涉及城市的政策，除进行以工代赈的大型社会工程建设外，还推出了两项直接影响城市生活的重大举措。一是拟定“绿带建镇计划”，在郊区选择廉价土地，建造新社区供城市贫民区居民迁居，再将原贫民区清除，改建为公园等公用设施和绿带。二是创建两个新的政府机构，即房主贷款公司和联邦住房管理署。前者主要为城市居民提供住房贷款，消除住户因付不起分期贷款而被取消住房抵押权的现象；后者是联邦政府干预乃至管理城市住房的常设机构。这两项运动对解决美国城市住房紧张以及增加就业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相对来说，发展中国家城市贫民区问题更为严重，而韩国解决该问题的经验较为成功。1960～1990年是韩国城市化高速增长期，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1个百分点，但同时农村人口大量进城产生了城市贫民区。韩国政府先后采取清理工程、有选择合法化以及自我发展工程等措施，处理城市低收入者居住区、非法聚集居住区的问题。1983年，韩国引入了联合重建计划，制定最低住房标准，承认居民在社区及社区发展中的民主权利，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同时还鼓励非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商参与社区建设，通过政府引导、组织各方参与社区建设，以及实施有效的市政管理，使国家、社区以及社区居民和企业等多方受益。
（3）倡导集约和持续增长
西方各国在对城市发展的宏观调控中，都市圈规划始终是重要的工具。“汽车社会”出现后，城市随之迅速向外蔓延。但低密度、盲目蔓延的对外扩展，造成了城市土地低效利用并产生了一系列相关问题。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开始关注由此带来的各种环境问题及其经济社会后果，认为“以小汽车为导向的交通方式、低密度的城市扩张，这种城市蔓延方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美国学者因此提出了“紧凑型城市”和“精明增长”的概念，提出城市发展应该采取TOD模式，即以大运输量的轨道交通系统为导向，以站点为中心建设半径合理的居住区，并提供办公、商业服务业等多项功能。1998年，美国波特兰市开始实行一种新的城市发展计划，目的就是在城市开发中尽量减少土地的消耗、减少机动车交通和空气污染，突出街道的相互联系，使公共交通更加便利和舒适，强调混合功能以及符合人性尺度的设计和宽敞空间。近年来，西方国家在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未来城市规划发展的主流，应该是“集约和精明”地使用土地，以实现人类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
（4）建立多层合作伙伴关系
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均产生许多复杂的问题，而政府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为此需要建立新的机制。联合国人居中心针对城市建设，提出“赋予能力框架”，鼓励个人、家庭、社区、商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赋予能力”的观念已广泛应用于一些国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建立区域内城市间的协调机制，如美国旧金山湾区的九个县政府组成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负责湾区的经济发展、环境、生态保护与建设；二是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2.5.3 中国特大都市圈发展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协作和都市圈发展，政府行政部门一直是重要的主导力量。20世纪80年代，城市群的发展曾出现过一次浪潮，一些协作组织一直延续到现在。如长江沿岸城市市长联席会，涉及长江中下游20多个城市，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南京经济协作区19城市市长协作会，涉及苏、皖、赣三省，曾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两次编制过区域发展规划；武汉经济协作区地跨湘、鄂、赣、豫4省30个城市，每两年举办一次协作会议；辽宁中部城市群区域协作也曾于80年代起步，并组建联合体，成立理事会。上述这些协作组织带有计划经济色彩，开始声势较大，而后实质性合作较少，甚至成为了联谊性协调组织。
（1）行政力量推进都市圈快速起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开发基本上是按照点轴开发的战略模式逐步展开的。中国的点轴开发模式最初由中科院地理所陆大道提出并系统阐述，他主张中国应重点开发沿海轴线和长江沿岸轴线，以此形成“T”字形战略布局。目前中国大都市圈的特点有别于世界上已经形成的都市圈，中国三大都市圈的形成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特点，三大都市圈的发展有赖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三大都市圈的持续发展问题令人关注。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具有面向海洋、依托长江、倚靠内陆发达的交通联系世界各地的区位优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84年国务院确立的沿海开放城市，长三角都市圈就有三个，1990年，国务院又提出开放开发浦东的宏伟计划。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其优越的区位条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具有一定基础的交通通讯设施网络而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典范，被认为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
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为河口型三角洲，拥有便利的交通航道。珠三角处于沿海对外开放前沿，离香港金融中心很近，优越的地理位置为珠江三角洲与海外联系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步入改革开放之“先河”，设特区市，撤县设市，均走在全国前列，一批新城市随之拔地而起，东莞就是典型的例子。1997年香港回归，“一国两制”的制度投入，从深层次上推进了珠三角的城市化进程。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广东珠三角都市圈发展成为中国新兴的珠江三角洲都市圈。
京津冀都市圈具有环渤海的区位优势，又有政治文化中心的背景，一直是中国重化工业基地。京津冀都市圈与长三角、珠三角不同，后者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工商业的发展、先行对外开放所产生的外资进入及自主型城市化，而京津冀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则得益于现有体制下中国资源向都城的集中，中关村、奥运村的出现均以首都特有的政治文化为背景。随着产业的升级，京津冀都市圈又逐步发展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地区。
中国三大都市圈的显著特征是，在较小的地域空间，由较少的人口群落创造了其他地区数十倍空间与人口才能创造的财富。三大都市圈目前发展迅猛，其都市圈内几个特大城市的发展基本都是得益于计划经济年代集中全国主要财力、资源打下的基础。近年来，三大都市圈城市依靠市场经济的动力和计划经济的遗产，通过资源整合已完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区域资本垄断、人才垄断、市场垄断、信息垄断和技术垄断。从中国区域均衡发展和长远的共同发展全局来看，对几个大都市圈的集约化发展必须进行有效的宏观指导和调控，否则就有可能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目前三大都市圈出现的问题已经在制约着自身的持续发展。首先，重复建设加剧，这种重复建设现象波及面越来越广，一些城市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盲目建设各种开发区、机场、港口，几个大都市建设力度过大，耗资巨大；其次，产业结构不清晰，重复甚至于相互竞争，进而影响到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进程与计划经济的冲突日益加剧，像大城市的扩容所导致的交通问题更加严重，发展汽车制造业与大城市里限制私人汽车的极其矛盾的做法等问题将在今后五到十年中困扰着中国的三大都市圈。目前大都市圈出现的各种问题表明，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势在必行，否则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矛盾将无法克服，造成的恶果将无法弥补。
（2）市场引导都市圈形成规模扩张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沿海城市群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两次浪潮：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从80年代开始，珠三角始终是全国效益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都市圈形成是其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都市圈的发展。中央作出了开发浦东的决策，以此为契机，上海和长三角逐渐崛起，成为了整个中国经济开放发展的第二波，也成为全国城市群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的城市群，在形成和发展初期，都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协调机构，市场力量是其主导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引导着中国都市圈的发展。
以民营企业主导的长江三角洲都市圈。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的制度创新是发展动力，也是组织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沪、苏、浙在体制创新方面各具特色和优势，三者的互动改革和发展，推动着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乃至整个全国体制创新的进程。无论是经济体制、金融体制、粮食流通体制、投融资体制，还是财政税收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等改革，长三角一直走在全国前列，通过追求先发效应使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大大增强。特别是在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提高乡镇集体经济竞争力的同时，积极发展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
以外资企业主导的珠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借改革开放的机会，香港制造业加快北移，珠江三角洲地区，依托香港、澳门的资金、技术、管理和国际进出口的服务，采取前店后厂的经济发展模式，承接了大量的国际产业转移，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通过大量的引进外资，发展外向经济，该都市圈已发展成全国最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和世界级电子、电器产品制造基地。珠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圈属于外资企业推动型，以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支撑，市场化程度显然也较高。
以国有企业主导的京津冀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是国家的主要重工业基地，建成了一大批以矿产资源加工、重型装备制造和轻纺加工为主导的综合型工业基地，也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同时该都市圈是国家的文化中心，拥有先进的技术支持，拥有中关村科技园区、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等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与其他两个都市圈不同，京津冀都市圈因国有企业比重大，属于国有企业主导型。
（3）产业聚集推动特色都市圈发展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三大都市圈已经初步成形，并呈现出不同的产业模式，发展定位也各具特色。中国的三大都市圈目前尚处于快速发展壮大时期，整体上还处于工业化推动下的城市化阶段。由于工业化的背景，制造业的集聚就成为了当前三大都市圈产业集聚的特点。东部都市圈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不仅在规模上地位显赫，而且产出效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引领着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方向。三大都市圈由于各自资源禀赋条件的不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优势产业，在聚集过程中显示出制造业在三大都市圈之间存在地域分工及不同的特点。
★ 制造业自主创新的高地——长三角都市圈
长三角都市圈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也必将成为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的高地。目前，长三角都市圈内有8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别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和常州，涉及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领域。而且，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苏州、上海和无锡高新区已经成为全国首批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基地。
通过宝钢、上海大众等国家骨干企业的自主创新，以及众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创新，长三角都市圈的制造业，正在发生脱胎换骨的发展变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引创新的能力不断得到提升，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的高地正在崛起。
★ 制造业加工出口贸易基地——珠三角都市圈
珠三角都市圈，初步建成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加工出口贸易基地。珠三角都市圈紧临香港，开放程度高，珠三角企业能够主动与国际市场接轨，造就了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外向型特点，大批中小城市、小城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作为最早进行改革开放的窗口地区，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从原来“三来一补”的加工制造基地正在转型为全国规模最大、发展最快、出口总额最大的高新技术产品制造基地，深圳连续十年外贸进出口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东莞现有外资企业1.38万家，CEPA协定的签署，港珠澳大桥和西南、华南一系列交通设施的建设，已经使珠三角都市圈具备了成为世界级加工制造出口基地的条件和基础。目前，粤港达成共识，将合力打造“大珠三角”经济区，两地对经济发展重新定位，广东将致力发展成为制造业基地，香港则发展为物流、金融和服务业中心，争取通过10～20年时间，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优势，提升珠三角都市圈制造业水平和国际竞争优势，把大珠三角建设成为全球最富活力的地区之一。
★ 知识指向性制造业区域——京津冀都市圈
京津冀都市圈内的京津塘高速公路沿线，西起北京的海淀区，东至天津的塘沽区，分布着中关村科技园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北廊坊经济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了以交通干线为特点的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带，奠定了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坚实基础，京津冀都市圈必将以其密集的知识、技术、人才、信息和资金资源，建设成为知识指向型的先进制造业区域。
2.5.4 中国特大都市圈发展重点
为了适应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都市圈发展潮流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许多国家提出了重新规划都市圈布局、建设具有全球经济控制能力的世界城市，并努力提升都市圈的治理水平的方案。
（1）科学规划特大都市圈发展
特大都市圈规划不同于传统的区域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和概念性规划，是一种非标准层次的规划，规划的主要内容是从更大的空间范围协调行政区之间、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发展，协调城乡建设与人口分布、资源开发、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布局的关系，促进区域健康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特大都市圈规划，主要以解决都市圈各城市共同的问题为主。其中有5个方面值得重视：（1）重视都市圈的空间组织规划。都市圈的空间组织发展模式和思路是都市圈空间管理的重要依据，同时对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空间选择、生态环境建设、旅游空间组织等起着导向性的作用。（2）重视都市圈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规划强调共建共享，强调跨区域的协调建设。通过建设发达的综合基础设施网络，促进区内外生产要素流动，带动地区分工与合作，引导区域整体协调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应侧重于以适应、引导和推动产业和城镇空间合理布局为导向，坚持“整体推进、效益优先、适度超前、集聚发展、集约经营”的原则，构筑符合都市圈整体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实现跨区域共建共管和共用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实现都市圈产业之间的互动发展。（3）控制都市圈内城市发展的无序蔓延。都市圈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城镇高密度发展的地区，规划应防止城镇连绵开发，划定城市之间的控制地带，严格限制控制地带的建设活动，形成集聚发展、开敞有致的都市圈空间结构形态。（4）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地区之间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矛盾，是都市圈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由于行政区划、条块分割等原因，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地区资源缺乏系统高效的整合和利用、环境污染跨境转移，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以及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削弱了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环境治理是都市圈建设过程中必然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必须通过跨区域协调解决，必须依托都市圈规划促进区域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5）重视跨行政区划的协作和多元协调。规划应当从都市圈整体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强调城市之间的横向沟通，不局限于行政区划的限制，强调规划的实施由整个都市圈的成员共同推进。其区域应包括：都市圈核心圈层（或核心区域）、沿主要发展轴线和发展通道地区等。正因为都市圈规划是涉及多个城市（地区）、多个部门内容的综合规划，因此在规划中制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措施、政策和方法非常关键。
（2）推动特大都市圈成为世界中心城市
建设世界城市是全球化发展趋势和世界级大都市圈发展的新潮流。戈特曼认为世界城市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产物，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能力，而这种控制能力的产生充分表现为少数关键部门的快速增长，包括企业总部、国际金融、全球交通和通信、高级商务服务等。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是世界城市兴起的重要背景。目前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东亚地区经济高速增长，世界经济重心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东亚城市的地位不断上升，一些城市相继进入世界城市行列，中国应当尽快制定规划，力争把中国特大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建设成为世界城市。
建设世界城市最终要实现城市形态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并同跨国资本共同充当全球化经济的组织者，并呈现相互的依存关系，即：以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为核心，以电讯、国际航线为干道，以世界城市为节点，构成全球化经济网络，跨国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组织作用，世界城市在空间上发挥组织作用。因此，世界城市必须存在一个完整的金融和服务体系，以服务于国际机构、跨国公司、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客户；必须拥有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所赖以生存的全球资本流、信息流和通讯流的集散港；能够吸引和挽留有专长的国际移民，如专业人才、经理人、政府官员和外交官等，并能够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环境。这里，生活质量不仅包括物质的和美学的方面，还包括更广泛的诸如经济和政治稳定、大都会风格和文化生活等。因此，中国特大都市圈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世界中心城市的功能和要求，尽早进行布局和推进发展。
（3）努力提高特大都市圈管理水平
随着经济产业发展、人力资源吸引政策等因素，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客观存在竞合关系，各城市之间的政府行为的相互影响程度远远大于过去，为了实现都市圈利益的整体最大化，都市圈内各级政府应当进一步明确职能，应当让渡一些重大项目规划决策权和管理权限，通过都市圈建设专业委员会进行协商决策和民主管理。
随着特大都市圈内多层次、多方向沟通更加频繁，对话谈判机制成为政府主要职能。特大都市圈发展论坛、省市长联席会议、专业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城市政府与市民对话沟通，都将成为都市圈对话谈判机制中的有效形式。从发展趋势看，只有如此，才能适应特大都市圈中城市与城市之间、政府与市民之间，城市与都市圈之间信息交流、相互协作、利益尊重的需要，才能实现特大都市圈的协调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