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在竞争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应该是竞争的道德性。因为我们受传统道德的影响以及家庭环境的影响比较深，在道德性问题上很难作出自己主观判断和选择。而竞争的规范性则主要牵涉到法律对我们日常行为的规范，青年人由于法律意识的淡薄以及法治观念的缺乏，在竞争中也会因为运用手段或方法的不正确，触犯法律，最终造成终身遗憾，这里，我们来谈谈应该怎样正确对待这个严肃的问题。
就“道德”而言，是指调整一定社会范围之内的人们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的范围比法律广泛，但没有法律规范的强制性；它与伦理关系密切，但又不同于伦理。可以说，正是道德具有广泛性、普遍性，使它一直成为人类控制自己，也即是控制社会的一种有效工具。
“道德”是写在人们心中的。可以说，正是人们心中的“道德”约束或“道德律”，才使得人们在做出具体的社会行为时会“三思而后行”，会有所警惕、有所顾忌。每个社会都有一定的基本道德要求，它通过社会、家庭和学校的教育灌输到每一个人心中，要求大家都必须遵守。当然也有较高的道德要求，但这只是道德的“奢侈品”而已，不能要求每个人都遵守，比如“舍己为人，助人为乐”。
但道德的标准又会因为社会、地区的不同而不同，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一个地区或社会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有可能为另一个地区或社会所接受。同样地，在一个时代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在另外一个时代则可能就变为可接受的或受鼓励的事情。正所谓“世异时移，道德异矣”。
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假如一对夫妇只结婚而不生儿子，则是人生最耻辱、最失败之大事。但是，在当今的时代里，生儿育女一个样，延续香火的观念虽然在许多人心中仍然像脚上的“鸡眼”一样，挖不去治不好，但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此已不太重视。甚至从“自私”而非“家族”的观念出发，宁愿要一个女儿。更有甚者，有许多的夫妇已尝试不生孩子。这些变化虽然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可否认，正是时代的发展改变了道德标准，才使得大家对这些现象不再诧异，而变得可以接受。
同样地，对于竞争与态度，也有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小农经济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再加上国家“重农抑商”政策的引导和儒家正统理论对“利”的排斥，使得商人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从而使大家羞于从商、羞于言利，更耻于言“争”。
“得理让人”已由未名氏的家训变成了天下遵行的处世箴言：“得让人处且让人。”所以，也便有一味地忍让，让别人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也只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退的地步才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这种封建传统小农经济对中国人绵软性格的影响，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儒道文化传统造成的。相传，仲尼去向老子请教人生至理，老子傲慢，不愿理他，只是伸了伸舌头，又指了指早已被蛀虫蛀掉了老牙的牙槽。孔子因此恍然大悟，得出“以柔弱胜刚强的中正平和”的道理，传授给贤人七十，弟子三千，进而一传十，十传百，形成了中华民族超级的“以柔克刚”思想战略，至今仍代代相传。
由此可知，中国人羞于或耻于“竞争”，实在是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病根之一。
其实，这种“中庸平和”的思想，在新中国建立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巩固。推翻“三座大山”以后，建立了公有制制度，一切由国家包办。国家主人，只要按时上下班，不用担心吃、穿、用、上学、工作等，在这样的“大锅饭”体制下，是根本用不着“竞争”的，“竞争”也没有什么好处。
由此分析，在中国历史上是根本没有正规的“生存竞争”的，也基本上没“竞争文化”。所以，根本就没有竞争的道德体制的存在。因此在新时代下，我们大力提倡“市场机制”，大力提倡竞争。
青年朋友们，我们应该直面“利”而摒弃传统“义”的束缚，排除各种妨碍，用新观念来武装我们自己的头脑，勇敢地参与和面对竞争，争取在竞争中取胜，通过竞争生存，在竞争中赢得成功。
建立新时代竞争的文化和道德体系，所谓竞争的道德性只能是公平竞争、公开竞争、自由竞争。
首先，在竞争的机会上平等公平，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如果称得上是平等的或民主的社会的话，那么，它提供给它的公民的机会就应该是平等的。“机会的平等”背后隐含着公民主体的平等、公民选择权利的平等和选择机会的平等。
其次，在竞争手段上的公平，假如说上述“机会的平等”是对社会的要求的话，那么手段的公平要求的则是我们个人。大家在一个平等的环境下依靠各自的知识、经验、进取心参与竞争，进行正当竞争，这就是道德的，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这种竞争的道德性，而不是讲义气或感情用事。
当我们真正树立了这样的竞争观念以后，我们也就无需担心什么竞争的道德性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