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生的压力太大，已是不争的事实。老师压作业，家长控制课余时间，不完成作业就不让玩儿，甚至挤占睡眠时间。考试不及格，要挨训斥，要补课、补考，假期里还要请“家教”。为了升学，尤其是考上个好学校，学生的思想压力往往达到难以承受的极限。岂止思想压力，孩子的体质也会变得虚弱。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方面的统计，倒是从报刊上看到，日本学生由于压力过大而自杀的数字相当惊人。
莫非做父母的体会不到子女所承受的压力吗？就不能设身处地为孩子着想？为孩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着想？
诚然，“应试教育”的历史久远，弊端甚多，习惯势力很强，光靠家长，或者几位校长、几位教师，难以把孩子从分数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大家都寄希望于教育制度的改革，首先是教育思想的转变。可喜的是，这种转变和改革已经开始，正一步步地走向“素质教育”，强调“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在这个重要的改革过程中，做父母的是单纯等待，还是积极配合呢？譬如，父母也需要转变教育思想。在这方面，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诸如孩子的身体与分数，究竟哪一个更重要？一定要考上重点中学，才能考入名牌大学，将来才有个好工作——这是不是把孩子逼上了独木桥呢？教师和家长联合培养出来的“考试机器”，除了考高分，别的方面能力很差，这是国家社会需要的人才吗？考不上大学的孩子是多数，他们就没有前途了吗？读中专、职高，或者参加工作之后再读夜大、电大、职大，就不能掌握大学知识吗？
据说梁簌溟先生并没有大学学历，他自学成才，出版了几本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专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就破格聘请这位青年学者来担任讲师和教授。
当代作家王蒙14岁参加革命工作，没有大学学历，也是自学成才，不但小说写得好，还掌握了维吾尔文和英语，能当文化部长，现在经常到国内外的最高学府去讲学。
2002年第5期《北京文学》发表了曲兰的报告文学《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给家长们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曲兰是一位没上过大学的记者，也是一位电脑发烧友，她用数字化的方式，教育了考不上大学、又在中专退学的儿子成为少年英才。我不能全文转抄这篇文章，只把它的卷首语和几段小标题引语摘录于下，供家长们参考：
“一位原本醉心于事业的母亲，因儿子令人头痛的学习成绩而导致离婚，离婚的痛楚促使她全身心投向儿子的学习。她整天督促儿子做作业，不惜血本给儿子买来各种辅导资料、请家教。母子俩疲惫不堪，痛苦不堪，但得不偿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儿子最终却只考上了中专。万般无奈的母亲只得教儿子学电脑，不想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化教育却让原本顽劣的儿子插上腾飞的翅膀：儿子不但因不屑于中专文凭毅然中途退学，有一天竟然走上大学讲台给学历和年龄都高于自己的大学生讲课。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年仅18岁的儿子因闯过了微软认证考试中难度最高的两项国际考试而一跃成为令人羡慕的‘亚洲最年轻的数据库专家’！”
“向分数宣战”
如果有人问我：命运是什么构成的？我会回答：是选择构成的。人生，说到底，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
当我离婚后，把儿子接到身边时，我就面临这样一种选择：我是选择自己的前途，还是选择儿子的前途？如果我牺牲自己的前途，能不能挽救儿子的前途？
如果你能举起50斤，而有人每天让你举起100斤，那么这个人就是在训练你讨厌举重。我想，儿子对学习的厌倦，就是这样让我给‘督促’出来的。
我得了一种病。什么病？我告诉你，叫塔尖儿焦虑症！
“无奈的选择”
在与儿子分数的战争中，满以为把儿子接到身边后，凭着一肚子的教子方略，能够挽救残局。但儿子中考的分数，彻底打破了我的幻想。
上不了重点高中等于什么？等于上不了大学，或者即使上了大学也读不了好专业，二者结果都一样——找不到好工作。这样一个等式，就好像一个锥子，刺伤了天下多少父母的心？
“我来教儿子”
很多家长一提起孩子用电脑玩游戏，就恨得牙痒痒的。就是因为怕孩子玩游戏，于是家中的电脑就成了摆设，一摆就是几年都不动它。
我的看法与大多数家长不一样。我认为，电脑恰恰是玩出来的，而不是学出来的。我认识的电脑高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游戏迷！
关键是让孩子们怎么玩？怎样玩出智慧，玩出知识。
“退学风波”
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时间，它是构成生命的单元。
在文凭与儿子的青春之间，我选择哪一个？从母亲的角度，我衡量的是文凭与儿子的青春哪一个更重。然而，当我从记者的角度来看这个考试制度时，便不再是孰轻孰重的问题了，而不得不颇为困惑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教育的核心目的是什么？换言之，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培养的却是考试机器？我们的教育在培养越来越善于考试、并且只具备此类知识结构的人才。我们造就了为考试而学习的学生，为考试而教书的老师，为考试而存在的教育体制，为考试而忐忑不安、心力交瘁的家长。多少年来，我们就是在营造一个适合考试生存的土壤。
“儿子走上大学讲台”
过去说‘自古英雄出少年’，计算机领域最典型地表现出这种情形。这些年，这个领域频出少年高手、少年黑客、少年专家。我发现，孳生少年高手最好的土壤就是家庭环境。
当整个社会还没有完全进入数字化的时候，一个电脑发烧友无意中用数字化的方式，教育了她的儿子，于是这个普通的孩子在极短的时间里，一下子走到了专业的前沿，然后，他又走到了大学的讲台上。
曲兰的这篇文章真实生动，提出了转变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课题，值得一读。她用同一题材写成的《18岁的数据库专家》一书即将出版。
我本人在读中、小学的时候，虽然环境与今天迥异，但在思想和身体方面受到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可怜天下父母心——昨天和今天的父母心何其相似乃尔！
由于我的父母都是教书匠，望子成龙，就对我进行智力早期开发，成了他们的实验品。尤其是母亲，在我上幼稚园的时候就教我认字、写字、背诗。“小小青松未出栏，枝枝叶叶耐霜寒。今朝只须低头看，他日苍天仰面难。”这是我背会的第一首诗，饱含着母亲的愿望。她还给我订了个教育计划：5岁上小学，10岁上中学，16岁上大学，20岁去美国留学，24岁拿个博士回来。妈妈认真地对我讲过多次，还说，只要我做到了，弟弟也能做到。
然而我生不逢时——“九一八”事变后生于北京，“七七”事变时我不满6岁，刚在师大附小念完一年级，正放暑假，就听到卢沟桥隆隆的炮声。晚上，爸爸到小床边亲吻我和弟弟，说声“乖，听妈妈的话！”就提着一只小皮箱匆匆走出四合院，跟随他任教的学校连夜撤退到江南去了。月底，日本兵进了城。秋后小学复课，校门口挂着日本的膏药旗，强迫我们进出校门都得给它鞠躬。不久又来了日本教员，规定我们一律学日语，不准说自己是中国人。我妈妈是另一所小学的校长，那边的情形也差不多。她毅然辞职，不给敌伪做事，叫我也退学，流着眼泪说，“不当亡国奴！就在家，妈教你。”
妈妈这年29岁，冬天，带着两个幼儿逃到天津英租界，搭乘招商局的轮船，经青岛、上海、厦门、汕头来到香港，举目无亲，生活极其艰苦。她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到棚户区（贫民窟）低矮潮湿的陋屋，洗衣做饭，还坚持教我读书。此后数年，辗转逃难，流离失所，我也频频辍学。就在躲警报（日寇飞机到处轰炸）的山洞里、田坎上，妈妈依然教我读书。生活稍微安定一点，她就让我插班、跳班上学，并不放弃她的教育计划。我还真争气，10岁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二中学。当时我家住在农村，学校也是从长沙搬迁到耒阳县城的，我只能住校。抗日战争期间，学生伙食很差，一天两顿掺白薯的糙米饭，菜永远是一大碗干辣椒炒粗盐粒儿，吃得我常流鼻血。我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体质弱，生活能力差，睡上铺，夜里滚下来，左臂骨折。妈妈为此再次辞掉工作，到县城里租住一间民房，自己洗衣做饭，照料我的生活，兼任家庭教师，要我坚持上学。一天，爸爸进城办事，见我瘦得皮包骨，用绷带挎着胳膊去上学，终于急了，问妈妈，“这孩子为什么叫大年？”妈妈哭了。原来我有个哥哥是生病夭折的，父母希望我能长大成人，才起了这个名字。这次是爸爸做出决定，让我休学一年，回到农村养伤，让我放心大胆地玩儿。他还说，“等到12岁再上中学有什么不好？总比把他累成个病秧子好吧！”于是，我跟农村的孩子们一同上山捡柴，采蘑菇，学会了爬树。在池塘里刚学会“狗刨”就敢下河游泳，常在河边摸鱼虾，每次拿回家，都是爸爸亲自动手烹调，不嫌小，不嫌少，哪怕裹上面才炸出一小盘呢，也端上饭桌，全家人品尝、夸奖，真好吃啊！这一年我可没白玩儿，不但身体健壮，皮肤晒得黑红，还蹿高了半头，回到学校，会爬树的角色，再睡上铺也就不在话下了。1944年，我们全家参加了百万难民的“湘桂大撤退”，从湖南徒步走上云贵高原，吃过草根树皮，住过山洞窑坑，见过饿殍当道，哀鸿遍野……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是很难活过来的。应该感谢父亲在我11岁时的“减压”措施。而且永远怀念我那无忧无虑的11岁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