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这个字很有趣：屋顶下是豕——可见家里有猪就是幸福。我这四口之家，妻子和大妞都属猪，所以她俩特顾家。二妞属牛，上山吃草，当导游，不顾家。我属羊，冬天的苦羊，没草吃，当作家，上山啃草根儿，也不顾家。所以我们都很敬重女主人。妻子六十大寿时，我请朋友画了一幅卡通猪，双眼皮，红嘴唇，身上有花，题词“猪为六畜之首”，挂于中堂，铭记当家人的辛苦。
穷家难当。我的工资比两个孩子的托儿费少一元，妻的工资40元——房租水电吃穿用，全从这里出，真得儿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呀。那年冬天，妻子借来30元，想买年货，可是一直攥到春节过后也没敢花，赶紧如数奉还。这“30元”的典故，外人不知，乃家庭美谈，谈了很多年。
“文革”时我被关牛棚，大妞刚念初中，便勇挑重担，为买200斤冬贮大白菜，彻夜排队，奋力搬运。当时鼓吹“样板戏”，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妻子把它改成“老九的孩子也当家”，以此教育二妞，全家团结奋斗，坚信爸爸是好人，一定能“解放”回家，还要带二妞游泳，逛公园，买冰糖葫芦。二妞接受了这种家庭教育，给街道工厂缝手套，3分钱一双，每月能挣几块钱。去年到瑞士学习，同时当保姆，把学费挣出来，因为她上小学时就会“缝手套”嘛。
“爸爸是什么？”——我抱两个孩子挤公共汽车去幼儿园，上下车很困难，几次被推倒，都能施展我当球员的本领，就地一滚，不摔孩子。后来她俩在电视里看足球，见到球员摔倒时都会打滚儿，就说“爸爸也是踢足球的”。一次，大妞把买粮食的钱丢了，怕挨打，吓得直哭，想起我说过的话，“不论出了什么事儿，只要不撒谎，告诉我，就由爸爸负责。”她这样做了，果然政策兑现，我领她一块儿去把粮食买了回来。这使父女之间增进了信任，孩子有话愿意对我说，相信“爸爸是靠山”。二妞马大哈，丢了东西、摔了碗，也会往我背后一躲，说“爸爸的背很宽，像大墙。”女主人对此也给个台阶儿，允许存在“挡风墙”。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全家时来运转，孩子准备高考，妻子进修医师，我也恢复了写作的权利。可惜住房太小，晚上4口人围着一张方桌作业，8条胳膊打架。我这一家之长只好撤退，百多万字的作品是趴在床上写出来的。这“一张方桌”的典故激励着全家人努劲儿拼搏。1983年作协给我分了房，第一件事就是买张书桌，还给亲友们发了几份电报，绝对真实的电文如下：赵大年52岁已进入有桌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