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期，帽合茶发展为砖茶，旅蒙商在湖北羊楼洞一带建有数十家砖茶加工作坊。制法一开始很简单，将茶叶放在蒸笼中架锅蒸后，倒入模型中，放在木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等汁水压干后，拿出放在楼上自然干燥。主要产地在湖南，大盛魁装砖茶的箱子大小是固定的，有一箱装36块的，名三六茶，专销张家口。有一箱装24块的，名二四茶，专销归化、包头等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蒙民最喜欢喝。另一种是每一箱装39块的三九砖茶，大盛魁每年运往蒙古等地的三九砖茶约4000余箱，每箱值银十二三两，总值达五万银两左右。
它销售的生烟，主要产地在山西曲沃县。生烟有一定的包装，每囤180包，每包重10两，大盛魁每年销往蒙古的生烟有1000囤，每囤生烟价值银二十三四两，总价值银二万三四千两。
每年销往蒙古的绸缎有4000匹，洋布和斜纹布共6000匹。绸缎中以曲绸为大宗，曲绸以河南曲绸质地最好，布匹中斜纹布约占五分之四，因斜纹布耐用，很受蒙民欢迎。
糖，每年为1万余斤，以冰糖为主。红糖产于广东，白糖、冰糖产于福建。
每年运销到蒙古的铁器很多，铁锅来自山西之晋东南和盂县，铁锨来自山西榆次，铁条来自山西长治。
蒙古靴子，每年运销蒙靴1万多双，都是香牛皮制作，品种有：全云（花纹）靴，每双银12两；纳闷靴，每双银8两；四忘靴，每双银3两。
木碗，每年运销价值银1万余两的木碗往蒙古，木碗产自山西五台山和岚县。蒙民喜欢木质餐具，因为便于携带，喝热奶和热茶不烫嘴。
药材，销售到蒙古的药材有两种，一种供喇嘛治病用，按照72味、48味、24味分包装成药包，用蒙、汉、藏三种文字注明药名和效用，另一种药是灌牲畜用的。
牲畜，大盛魁从蒙古贩运到内地市场的主要是羊和马，据说每年贩运羊最少有10万只，最多可达20万只，每年贩运马最少有5000匹，最多2万匹。
草原上的马群冻羊肉，大盛魁因冬季沿途水草少，赶运活羊到内地比较困难，便贩运冻羊肉到北京等地。运销冻羊肉的办法是将羊宰杀后，剥皮去头蹄五脏，仅剩两张肉板，剔去骨头，卷成肉卷，晚上把肉放在席子上，一夜冻好后将肉放在冰房里，所谓冰房就是四周和顶子用木板搭起，房内的地上泼上冷水，放上冰块。运销时将肉从冰房取出包好，不让透风以保持肉的鲜美，然后用车辆、骆驼等运往销售地。
大盛魁用赊货、放贷等办法与猎户进行兽皮交换，兽皮一般以貂皮为单位进行折算。大盛魁还结交清政府官吏，在官员每年挑选贡皮时，大盛魁也派人参与其中，并借此获得上等兽皮，因此大盛魁在经营兽皮方面颇有优势，利润也高，兽皮多运往大同加工，制成珍贵皮货运销内地。羊皮大部分走顺德府和交城县，羊毛多销往山西左云、右玉、浑源等地，牛皮多运销张家口。
大盛魁商号销售商品主要不是靠开设铺面在柜台上做生意，而是采用人称“货房子”的骆驼队在草原上进行流动贸易。货房子分为批发和零售两种，批发的包括帐篷1顶、商人和驮工20余人，骆驼和马200多头，狗十几只。大盛魁在蒙地做生意要求伙计：
学会蒙语串人家，做买卖要送到蒙古老乡家。
态度要好腿要勤，帮助蒙古老乡做营生。
捉羊羔，拴牛犊，为做买卖献殷勤。
商号实现赊欠贸易，凡购买商品的旗民，须持地方官负责担保并加盖地方政府印章的银票。银票上写有“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这样，大盛魁就不怕放债收不回来了。旅蒙商在牧区的商业活动获取了巨额的利润，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他们在蒙古牧区进行的销售茶布等日用品和收购牲畜皮张贸易，是一项获利很大的买卖，有的商品利润超过成本的数百倍。如大盛魁商号总财产为3000万两以上，在极盛时期，蒙古王公和广大牧民几乎全是它的债务人，每年仅利息收回折合马7万匹，羊50万只。
大盛魁能紧跟市场，销售方式灵活多变。市场行情千变万化，消费者需求也不断变化，商业活动必须相机而动，善于调配顾客最需要的货源，才能购销两旺。晋商信奉“生意没有回头客，东伙都挨饿”，晋商在蒙古经商的历史有200余年，在这200年中，蒙古人对晋商组织的货物始终很欢迎，其中有一条经验就是组织货源有针对性，销售方式灵活多变，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大盛魁。蒙古牧民以肉食为主，喜欢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根据蒙古牧民的需要对茶叶进行加工，压制成砖茶；蒙古牧民喜欢穿经久耐磨的斜纹布，大盛魁便让织布的工场将布匹织结实一些，还按照蒙古牧民的习惯将布料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蒙古草原由蒙古牧民自由挑选；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奶茶用壶等是蒙古牧民和喇嘛生活的日常用品，大盛魁就按照他们的要求专门加工定做。优质得服务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蒙古牧民只要见是大盛魁记商品，就争相购买，常常是一上市就销售一空。
经商达到“囤得应时货，自有赚钱时”的水平，不是所有的商人都能具备的魄力。道光、咸丰年间，大盛魁的总号经理王廷相，由于经营有方，商号生意兴隆。据说在一个时期，他大量购存白、蓝绸缎。号内伙计都认为是冷货，卖不出去，会造成巨大的积压，表示反对囤积这些货物。他却力排众议，坚持要存购。不久皇帝驾崩，全国上下争相抢购白蓝绸缎，举丧戴孝，因此白蓝绸缎脱销，这时候大盛魁高价抛出这批库存货，赚得丰厚利润。
在大盛魁日进斗金的时代，商号定下了一个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规矩：每年大年初一，大盛魁既不和同行联络感情，也不大摆酒席酬劳员工，而是全号上下员工要在掌柜们的率领下面对神像恭恭敬敬叩拜，然后再喝一碗稀粥。每逢年节，大盛魁都要在财神庙内，向财神像下的一条扁担、两条麻绳、两个筐子叩头，并以此为号规200年不变，意在纪念以货郎担起家的创业祖宗，告诫全号所有人不能忘了创业艰辛，要保持节俭。
塞外走茶马边城晋商家
在北部边疆，晋商经营的茶叶贸易主要集中在蒙古。远在康熙年间，驻库伦经销茶叶的山西商号就有12家，到乾隆、嘉庆年间增加到50多家，人数有6000多。清代后期，库伦的旅蒙商号发展到400余家，其中开办茶庄的晋商有100多家，2万多人。他们不仅向高原汉人和游牧民族供应茶叶，而且还大量组织对俄出口茶叶，外贸规模越来越大。库伦买卖城和东营子的人员与物资与日俱增。恰克图买卖城，雍正年间设立商埠时，仅有几家商号，至嘉庆初期成了60余家。后来在道光时，茶庄发展到100家左右，全部是山西人经营。并且，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也有了进行国际贸易的旅蒙晋商商号。
在库伦、恰克图的茶商中，实力雄厚者主要是常家的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曹家的锦泰亨、锦泉涌，广全喜、公合泉、恒隆广、祥发永等十几家。此外太谷县曹家在恰克图设有“锦泰亨”“锦泉涌”二庄，曹家大院“锦泰亨”还在莫斯科设有分号，这二庄也主要经营茶叶绸缎的出口。曹家有一个庞大的驼队（据称有数千驼），穿行于张家口、赤峰、天津、济南、徐州、库伦、恰克图等曹家商号之间，把曹家的商务远远拓展到俄、日、朝等国。他家每年那些驮运元宝的驼队、马队，首尾相连，逶迤不断，过了两天两夜还没过完。
清中期，中俄贸易市场恰克图互市开通，把晋商的北部边疆的经营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对俄贸易中，唱主角的主要是晋商，他们以中国的茶叶、丝织物等换取俄国的毛织品。晋商还走出国界，深入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等地设号经营。晋商经营的贸易范围越过蒙古大草原，深入俄罗斯腹地，远达莫斯科及欧洲的一些地方。
在恰克图开市之初，中俄贸易额很低。开市后的第二年贸易额仅为1万卢布。此后十余年一直在数万卢布徘徊。无数晋商一直处于观望状态。乾隆二十年（1755），事情有了转机。这年，清政府宣布限制俄商赴京贸易，把恰克图作为中俄贸易的唯一地点。这时，在中国的版图上只有两个对外通商口岸，一个是南方的广州，一个就是北方的恰克图。中俄两国贸易的庞大商品交易被压缩到恰克图进行。恰克图的地位迅速上升。据统计，雍正六年（1728）恰克图年交易额为1万卢布，乾隆二十年（1755）增长到83万卢布，到乾隆五十年（1785）达到709.9万卢布，65年的时间增加了约707万卢布。而到嘉庆初年，中俄恰克图贸易已经高达800余万卢带有浓郁异国情调的晋商宅院布，道光二十一年（1841）达到1240万两，80年增加了千余倍。道光时，中俄恰克图贸易进入全面发展时期，道光二十年（1840）到三十年（1850）俄国对华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60%以上，而恰克图是主要的贸易口岸，中国对俄贸易占全国输出额的16%～19%，仅次于对英贸易。
北方俄罗斯市场晋商大多从艰难中起步，历经千辛万苦，才成就一番事业，因此，他们对于自己想要得到的或已经得到的东西，总是以顽强的毅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去极力争取和保护，从不半途而废，也不轻易放弃。如茶叶贸易，鸦片战争后列强将其势力伸向南方的一些茶叶基地，由于其技术和运输的先进，以及清廷的关卡刁难，晋商在北部的茶叶贸易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但他们仍然千方百计维持争夺着中俄贸易的市场。恰克图的茶叶市场，起初，晋商的贸易额要远远高于俄商，完全处于垄断的地位，后来，俄商因水陆交通运输便捷，而清政府发给商人的信票有限额，再加上走私商人的增多，致使俄商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额急剧上升，超过了晋商。在此情况下，晋商并不气馁，一方面向朝廷上书，请求放松信票限制，确定税则，准令商民贩运茶叶与俄商直接贸易。另一方面不惜工本，组织大量货源，输往恰克图，与俄商竞争，结果由被动转向主动，使从乾嘉以来曾呈现下降趋势的晋商恰克图茶叶贸易，咸丰年间以后，基本上保持了垄断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