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篇《读书人要心寒了》的文章。其中写到这样的事情：
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即将完成。它有460多万字，所收词条达到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这本书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
而作者的晚年境遇很糟。其中，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的周木丹，竟生活在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他的全部值钱家当。……
看到这些，有良知的人都会感到震撼：这是一群令人敬重的大学问家，默默无闻，贫穷潦倒却终守学问者的良知敬业如此。
除了敬重，还应引起我们的思考。一，他们身上凝聚了什么精神？二，社会应该给他们什么样的环境和回报？三，为什么有良知的国人都认识到的问题，有关部门没有解决？
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就是：安贫乐道。“安贫乐道”，出自《后汉书·韦彪传》：“建武末，举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复归教授。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三辅诸儒莫不仰慕之。”
“安贫乐道”的字面含义，就是指一个人在贫穷的境地中，却能泰然处之，不会因为贫穷而郁郁寡欢，牢骚满腹，对生活失去热情，而是依然坚持自己的一贯信念，并以此为乐。
我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两袖清风的知识分子。著述法学词典的几位，当然是现当代的代表了。我们应该学习他们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其他的事业。都“咬定青山不放松，扎根原定破岩中，千击万磨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但是，对于他们的劳动，他们的奉献，我们的国家、政府、部门的作为呢？我们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完全靠觉悟干事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需要起码的衣食住行等生存条件，然后才能从事哲学、宗教、文化等上层建筑。按劳付酬，更是当下社会的交换原则。所以，人们看到有关部门没有保证这些泰斗级的大学问家享受到和其贡献相匹配的生活和治学条件，都会感到不公和愤慨。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也许有这样几个因素：
一是社会的浮躁。物欲横流，唯利是图，人们眼睛里盯的都是既得利益，什么钱来得快，什么赚钱干什么。写书，做学问，都要娱乐性了。
二是政府的扶持。有远见的政府，不能和缺少知识的嗷嗷待哺的一些青少年那样，看市场什么快，就鼓励生产什么。对投资大、见效慢，但有长远意义的基础科学，必须舍得投入，以保证它们的生长。类似上述问题，社科院就应该列项。做为搞学问的个体，可以安贫乐道；做为政府，不能眼看着他们贫困潦倒地做奉献。
三是渠道的不畅。你在埋头苦干，那边一点不知道，就怪不得人家了。当然，也可能中间有人作梗，揩油，排挤，对此不能排除。现在的问题是，媒体披露了这个新闻后，有关部门是否赶紧采取补救、抢救措施。我相信会做的。
无论是否有人提倡，安贫乐道不再是一种人生的准则了，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敬重那些真正地做到了“安贫乐道”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