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是生存的最基本要求。换言之，没有欲望，人如果像石头、草木一样，自我主体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但是，人的物质欲望意识又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意识，它包含着自我确证的精神追求，诸如个体的尊严、社会价值等内容。与其他阶层的社会意识相比较，无论是近代西方工商业者，还是当代中国企业家群体，欲望意识是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鲜明的精神个性，企业家自我欲望的对象就是资本和财富。在资本和财富的世界里，企业家的精神生命的形态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节人的欲望意识及其演变
在《精神现象学》看来，欲望意识是人类和个体最初的意识特征或精神现象。因此，我们首先只有透彻地认识欲望意识的本质，才可以理解精神的发展。
一、欲望意识：人类和个体最初的意识观
就整个人类而言，欲望意识起始于原始社会，但到了中世纪社会则备受压抑，直到近代社会才重新获得解放并以新的方式存在。
在野蛮时代，人类刚刚从动物演化而来，原欲冲动是人类早期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所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把欲望意识看做人类最初级阶段的精神特征，也可以看做是原始社会的意识形态。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尽管原始社会的自我的欲望意识充满了血腥的仇杀和争斗，但作为人类的欲望意识，绝非等同于动物的自然欲望意识。两者的区别在于，动物的欲望意识纯属本能性质，目的就是消灭对方，吃掉对方。但此后，动物和对象之间的关系就消失了。因此，动物和外物之间没有内在的和深刻的精神联系。而在人类精神发展最初的阶段中，人有自我意识，自己意识到自己的欲望，这就是人的欲望意识高于动物本能意识之处。奴隶主蓄养奴隶不同于动物吃掉动物。奴隶主通过对方（奴隶）的存在认识到，我是一个生命，对象也是一个生命。黑格尔说：“欲望的对象就是生命。”换言之，通过另一个生命（他人及其欲望）作为自己的镜子，从而看到自己的存在。正如黑格尔所说：“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能获得它的满足。”
在这里，人类的欲望意识扬弃了动物欲望与外物的无精神联系的特征，而是涉及人与人的内在关系问题。因此，欲望意识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意识，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相互承认”的概念，“相互承认”是自我意识的一个核心内容。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其为人，相互承认各自的独立和自由，相互承认其彼此有高于动物的属于人的应有的尊严。哲学家科耶夫（Kojeve，A。）说：“说到自我意识的起源，必然是为了相互承认所进行的生死搏斗。如果没有为了尊严的生死搏斗，地球上就没有人类的存在。”在早期原始社会中，一方打败之后，胜利者成为奴隶主，失败者就沦为奴隶主的附庸，后者当然是没有什么尊严和自由可言的，只能在不对等的社会地位中苟活。奴隶因感到自我的卑微和不自由，于是要反抗并争取权利获得自尊。因此，整个人类历史就是充满了人与人之间为了尊严而进行的生死搏斗的历史。因此，“相互承认是人类的类概念”。这个“我”不是抽象的“我”，而是现实社会中的“我”。
按照现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说法，欲望意识处于生命的最底部，是一种冲动意识，一种渴求和努力向外扩展的原始欲念，包括吃、喝、性等基本需要。一旦主体的欲望无法实现，自我就会陷入消极的、自欺欺人的世界观中。黑格尔认为，在西方早期历史中，先后曾经出现过三种消极的与虚无的自我意识观：
第一种是“斯多葛主义”（古希腊的四大哲学学派之一）的观点，在早期人类历史中，一旦部分人，如奴隶的自我不能实现，自我意识首先陷入“斯多葛主义”，它几乎类似于中国的阿Q精神的意识形态，即自我只需要在主观上承认自己，似乎就完成了自我实现。你把自己想象成什么，似乎自我就是什么。对于“斯多葛主义”的本质，黑格尔讽刺到：“意识是能思维的东西，只有思维才是意识的本质。”总之，“斯多葛主义”精神的本质是自我欺骗。
第二种是“怀疑主义”的观点。虽然“怀疑主义”不像斯多葛主义拒绝思考现实，但它是以否定现实本身的态度和思维来肯定自我的。黑格尔说：“它是对所有一切个别事物和一切所有差别事物的全盘否定。”怀疑主义明明知道现实的存在性，但又否定其存在，因而思维和现实充满了对立矛盾。
第三种是“苦恼意识”，这种意识坚信彼岸的天堂世界才是有意义的，而自我对此是难以企及的。所以，只能通过苦行、禁欲来否定、消解或泯灭自我，以实现到达彼岸世界的心灵向往，基督教即是如此。
这些消极的意识形态的共性是，自我是抽象而无现实内容的空洞之物，因而主体与客体是分裂的。虽然，扭曲的意识观念使自我获得了心理宁静和自由，但这仅仅是暂时性的。
二、禁欲主义：中世纪的意识观
从社会发展历史的角度说，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才逐步摆脱了原始社会的野蛮状态。因此，原始形态的欲望意识不再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存在；相反，它始终处于被理性化的社会意识所排斥。如果观察希腊社会，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转向。古希腊从传统风俗的氏族社会向工商业化的社会转化之后，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年）等人提出理性高于感性的哲学观。但是，到了古罗马时代，毫无节制的欲望意识，诸如淫荡、奢靡、放肆、腐朽等败坏的精神最终毁掉了一个伟大的帝国。历史转向了基督教时代，感性、欲望意识被明白无误地界定为“恶”的意识。
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禁欲主义。所谓的禁欲主义（asceti-cism）是指要求人们严酷节制肉体欲望的一种道德观。禁欲主义本质上也就是苦行主义，要义是反对奢靡淫荡、不劳而作的享乐主义，认为只有向往无限性的上帝，自我才可以得救。
相应的，商业这种非生产性的牟利活动也就自然成为教会所抨击的对象。欧洲中世纪是一个农业社会，社会的总体财富来自于自然条件和人力的投入。人们普遍认为商业交换活动不创造价值，而是诱发人性恶的根源，因而对商业持有强烈的排斥态度。基督教自始至终认为商业利润是人获得拯救的障碍，他们将商业看做是贱卖贵卖的行为，其罪恶超过盗窃。公元1078年罗马教会还认定，无论商人还是士兵从事商业经营都是不能赦免的罪恶。中世纪的大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1225—1274年3月7日）认为：“外来的客商会使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的影响。如果市民专心于做生意，他们就有做出许多恶事的机会。因为当商人想要增加他们财富的时候，其他的人也会充满着贪婪的心理。商人离开手工劳动，享受舒适生活，因而身体软弱，心灵委靡，为了这个原因，一个国家对它的商业活动，应加以限制。”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教会所宣扬的禁欲主义、抑商主义实际上是与生产力低下的农业文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教会的世界观有利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每一个庄园都是自给自足并构成一个封闭的小天地的世界，人们自得其乐而害怕外来的商业行为对传统的冲击。另一方面，基督教阻止商人去心安理得地发财致富，本质上也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之一。因为，教会不仅在政治上居于显赫而重要的地位，而且还是拥有无数大地产的地主集团，所以自然十分敌视商业活动。由于教会掌握着道德上的支配权，所以在教会的眼里，经商者不可能取悦上帝。谴责外来的高利贷和贸易的追逐利润行为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总之，商业发展与当时的基督教伦理一直存在着道德上的冲突。这使许多中世纪的商人在良心上感到困惑，以致人们经历了几个世纪才逐渐习惯了商业行为。
在16世纪，欧洲兴起了以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和加尔文（JohnCalvin，1509—1564）为代表的新教运动，对传统的基督教义进行了重大改造。新教贬低乃至斥责罗马教廷的恶行，提倡“因信称义”的宗教观念。“因信称义”强调内心对上帝的虔诚，否定天主教会的权威，要求简化宗教仪式，强烈的反对教会利用赎罪券等方式对人民的掠夺。相应的，新教在教义上对工商业经营盈利活动进行了道德上的肯定，他们提出了“天职”观，认为上帝允准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现实世界所赋予个人的责任与义务。因此，主张人们必须把劳动视为人生的目的，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以履行好自己的世俗责任。这样，新教把人们获得财富的冲动直接视为上帝的旨意，人们有责任赚钱，因为这是在为上帝增加荣耀。这样，新教和现代资本主义伦理精神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因为它具有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要求，从传统的基督教伦理禁欲观中解放出来的心理功用，大大地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的发展。
新教开启了人们的财富欲望之门，但仍然主张克制人的享乐欲望的意识。它虽然鼓励人们去获得财富，但是反对非理性地使用财富。新教认为，人只是财富的受托者，这些财富是经由上帝的荣耀才给予人的，因此他必须向上帝说明他的每一分钱是怎么花的。人对于自己占有的财富，必须对上帝承担责任；他占有财富越多，他对上帝负有的责任就越大。在这方面，他服务于上帝就像一个温顺的侍者，或者说是上帝的赚钱之手。新教坚持认为：如果他出于自身的享乐而不是服务于上帝的荣耀花掉了任何一点钱，那将是危险的。在他们看来，自发的、无节制的冲动表现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会使人偏离作为天职的工作及宗教信条。所有的主张摈弃对感官享乐的崇拜，尤其反对个人热衷于时尚服装，厌恶剧院，绝对排斥色情和裸体，闲谈、奢侈品、虚荣的装饰。所以，这些被定义为没有客观目的的非理性行为，全然不是为上帝荣耀服务。
这种宗教的世俗化倾向沿着自身的逻辑发展而变得愈演愈烈，直到人们要全心全意地投入现实生活，寻找充满感性的快乐幸福而最终成为近代意识形态的主流。韦伯说：“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来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这种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当物质财富观念在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中结出丰裕的果实之后，上帝的声音渐行渐远，逐步让位于喧嚣的世俗功利主义。现在，人们虽然仍在忙忙碌碌，但那只是在追求现世的物质利益，而不是在想着如何为上帝增加荣耀了。
三、世俗主义：近代的欲望意识观
基督教历史的进步意义在于以理性替代了感性，《圣经》努力把每个人塑造为具有道德精神的主体。使人超越当下（tobe）的现实性，而成为人应该（oughttobe）的那个样子。无疑，弘扬“至善”精神是基督教的重要贡献。但同时，基督教精神也压抑了人的个性，妨碍了人的内在主体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
精神现象学告诉我们，意识、精神的发展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特定的阶段，人们从放纵的世界中回归到心灵的世界，主体和客体获得暂时的和解。虽然宗教的沉思默想使欧洲人的自我暂时获得平静，但这无法消除自我的苦恼意识：有限（人性）与无限（神性）、情欲与理智之间的隔离和对立。
然而，14世纪末，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拜占庭帝国迅速崩溃。一些学者携带一些古希腊的手抄本和手稿，转移到佛罗伦萨等地，开始讲授希腊的哲学、历史和文学等。由此掀起了反抗天主教神学的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强调人的自我的力量：祈祷上帝，不如相信自己；消极遁世，不如奋发有为。与此同时，16世纪以后的西方社会历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航海大发现、重商主义、资本和财富、现代企业等，无不代表着近代欧洲人欲望意识的苏醒，但它是一种新的、更高级形态的欲望意识，人们要在现实中，也就是在主体与资本、财富的统一中实现自我。与此相适应的是，社会结构由集体主义转向个体主义，抑商主义转向财富意识。
（一）个体意识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市场经济的萌芽，个体意识开始替代了农业社会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近代欧洲人的个体意识的价值取向是，承认每个自我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在西方近代社会之前，人类还是一个以集体主义为主的社会形态，一个人与人相互依赖的社会。古代的原始社会、中国的儒家社会、基督教统治下的西方中世纪的庄园社会都表现为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强调社会的伦理和风俗，国家、团队，家庭才是第一位的，而个人、自我则是不重要的，这是一个无自我的历史阶段，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我与我们打成一片。黑格尔对这一阶段个人的精神现象的评价是：作为现实的实体（指个人的意识———笔者注），它是一个民族；作为现实的意识，它是民族的诸公民。由于个人意识和集体意识打成一片，所以黑格尔认为在这个阶段里，世界处于和谐无纷争的状态。
而近代社会带来的市场、分工、贸易等经济活动，打破了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由农业转为工业与商品交换的社会。这是一个由静态社会转为动态社会的历史变迁，个人不再依赖教会、家族、庄园而成为市场中自我独立谋生的人。因而，个体意识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与个体意识相伴的是个人主义的滋生，其极端表现就像麦克斯·史迪纳所说：“我的一切就是我，我就是唯一者。”“什么叫善？什么叫恶？我自己就是我的事业，而我既不善，也不恶，两者对我毫无意义的。”“对我来说，我就是高于一切。”因此，个人主义就是个人至上或个人本位，“我”就是中心，是判明一切是非的标准。换言之，作为个体，欲望意识是主观性和特殊化的，即是以个人的生理、心理的偏好为主旨的，有人好名，有人好利，有人好色……正如康德对个人主义的理解，个人主义包括三种不同的狂妄：“理性的狂妄、鉴赏的狂妄和实践利益的狂妄。”
（二）财富意识
个体意识是人类精神从传统的集体主义伦理或整体主义沉睡中超拔出来的近代人的精神特质。但是，近代人的自我欲望意识的实现，已经不同于原始社会的杀死对方或蓄奴的野蛮形态，而是表现为主体的财富占有欲、资本扩张欲、奢靡表现欲、情感的放纵欲……一言以蔽之，财富成为自我主体欲望的对象。财富是指主体对事物有用性的经济评价，而货币又是最一般的抽象形态的财富，所以财富意识也可说就是金钱意识。在本质上，财富意识是人对物的占有意识，目的是扩大积累、享乐消费和确认自我的价值等。
财富在中世纪始终被看成是“恶”的意识，一个被绝对否定的意识。但此时商人阶层的财富意识开始受到肯定，并泛滥于整个近代社会。历史何以如此呢？因为西方中世纪晚期的社会是由三种政治力量形成的架构，即教会、世俗政权和逐步兴起的工商业阶级。特别是崛起的工商业阶层与世俗政权的联合，挤垮了强大的教会势力。其后工商业阶级又在政治上战胜了封建王权统治，而获得最终的社会统治权力。这使十七八世纪西方的工商业迅猛发展起来而逐步替代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由此工商业的财富价值观开始广为流行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人们对财富的崇拜替代了对教会的信仰，黄金替代了上帝的力量：谁有黄金，谁的话便是金科玉律。航海家哥伦布曾写信给西班牙国王道：黄金是一个可惊叹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能为所欲为。有了黄金要把灵魂送到天堂，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在十七八世纪，广为流行的重商主义、对金钱的拜物教开始风靡欧洲大陆，并呈愈演愈烈的趋势。同样地，以金钱为核心的功利意识成为欧洲主流的伦理价值观。
第二节 作为财富英雄的企业家
为什么说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的财富英雄呢？我们不但要在近代历史条件下理解企业家英雄的含义，还要厘清现代财富的含义。
一、英雄主义：近代企业家的精神气质
英雄一般是对才能、勇武过人者的评价与赞誉。他们通常是引领社会进步的非凡之士。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中世纪的骑士、赢得民族战争胜利的领袖、农民起义首领……都是属于非常之人。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最为典型的代表了英雄主义的气质。
在近代工业时代之前，宗教是人类生存的终极依赖，上帝是万能的，上帝之子耶稣（Jesus，公元1年降生）来到人间拯救人类。因而，耶稣是一千年西方世界中的救世主。
但是，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企业家成为现代社会的真正英雄。缘何如此呢？首先，企业家是在近代工商社会中成长出来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职业，他们是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秩序和天主教神学秩序中顽强成长起来的。近代西方社会的动荡，诸如英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等，就是一部工商业阶层反抗封建专制和反宗教统治的革命史。因此企业家阶层从成长起始，就是一个充满斗士精神的阶层。其次，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的职业特征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一样，不畏艰险，勇于创新，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大经济学家马歇尔把企业家称作是“经济骑士”。固然，企业家这个群体也是以牟利为主的社会阶层，但他们决不是贪腐糜烂的皇帝、装腔作势的旧式贵族，或者是不思进取的小地主……相反，近代的企业家则是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息的斗士。他们，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天生是多数人的领导者；他们，是企业的责任人；他们，是企业团队的总指挥；他们，是勇于承担风险者；他们，是市场中的冒险者……一言以蔽之，企业家，是追求个人绝对自由意志的强者。正如美国一位著名企业家所说的话，典型地代表了企业家英雄主义的精神画像：我的工作要比国王、教皇或者总统有意思得多，没有谁会让我辞职，我也无需向任何人妥协。
在笔者看来，企业家精神集中代表了近代文明特征：由依赖转向自我，由节制走向欲望，由沉静开始喧嚣，由冥思改为行动……一句话，近代西方人由苦恼的基督徒变为勇猛的斗士。它表现为浮士德精神，从书斋走出的浮士德———一个中世纪教士的形象，充满了对世俗生活的向往。现实是他的新世界，这个世界给他奋斗的激情和创造的渴望，他的心灵充满了新时代的气息：
我要跳进时代的洪波，
我要跳进时代的车轮！
我要在内在的自我中深深领略，
遍览人类所赋有的精神，
至崇高的、至广远的，无不在我的视阈之内。
我要把人类的苦难堆积到我的寸心上，
把小我变成大我……
这是一个要摈弃诵经默想的旧时代的叛徒，这是一个个体式的英雄主义的奋斗之歌，一个要把自我（有限的小我）与世界（无限的大我）相统一的追求者。
二、企业家：现代社会的财富英雄
财富是人对事物有用性或效用的经济价值的评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曾提出过：“经济学应将财富看做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努力的结果”。现代财富的特点是什么呢？
（一）财富及其产生的三种方式
根据历史进步的线索，我们可以说人类创造财富分为三种形态及其相应的三种观念。
第一种方式：劳动时间与勤奋精神决定创造财富的数量。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工具单一和落后，人们需要非常多的时间进行劳动来创造财富以维持基本生存。因此，劳动时间就成为衡量创造财富的基本尺度。劳动创造财富是一个普遍的公理，正如西方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此做了最为经典的理论阐述。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即使今天对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者而言，创造财富的方式仍是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相应的，勤奋劳作、节俭持家等观念就成为人们创造财富的主要观念。
第二种方式：科学意识与技术水平决定企业家创造财富的多寡。但是，随着16世纪工业革命的来到，人类社会劳动创造财富的形式与早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不同，现代工业及其技术成为人们获得财富的主要手段。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始终困惑：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仅有劳动还有资本？因此，他认为劳动价值论只能适用于资本主义之前的自然经济社会，而对现代社会资本获取财富则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这是因为斯密不懂得在现代社会中，资本正是企业运用技术的前提条件，而技术可以提高生产的能力和效率，从而创造了比单一的劳动多得多的财富。纵观近现代经济史，每一次经济大发展都是由科学技术变革引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成为现代创造财富的主要形态。马克思说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是对现代性生产特征的准确概括。财富最基础性的存在形式是物质实体，也就是产品的数量。马克思还说过：“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第三种方式：创新能力及其意识决定财富的多寡。对于现代人来说，创新意识是财富产生的更为根本的源泉。创新为什么是财富的源泉？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由于现代大机器生产效率极高，必然造成市场激烈的竞争，所以任何产品的市场很容易饱和。现代微观经济学已经证明，从长期看充分竞争的市场将使企业的利润趋向于零。而只有那些创新活动，包括科技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的企业家，才能获得超额利润。在这一方面最有力的证据是，20世纪的美国的“新经济”崛起，主要得益于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完成的。其中，比尔·盖茨既无自然资源优势，也无家族巨额遗产，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创新精神而成为世界首富的。
（二）企业家何以是现代财富英雄
人类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发展自我的主体力量。在近代社会之前，由于自然经济发展缓慢，艰难的生存困境迫使人们在精神上依赖于上帝、“天道”等超自然的观念欺骗自己、安慰自己。但事实上，在西方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纪的基督教时代，上帝这个虚幻的“万能之王”除了空洞的道德教义之外，不可能赐予人们生存所需要的粮食、药品，千百年来人民始终生活在无尽苦难之中。例如，从1348年到1352年，“黑死病”把欧洲变成了死亡陷阱，这条毁灭之路断送了欧洲1/3的人口，总计约2500万人。在后来的300年间，“黑死病”不断造访欧洲和亚洲的城镇，始终威胁着那些劫后余生的人们。我们今天要问的是，上帝为什么没有能力去拯救他们？相类似的是，中国的封建时代，儒家的“天理”、“仁义”之说流行两千年之久，但是，这些空洞的义理从未能在根本上消除饥荒、水灾对千百万古代民众生命安全的威胁。
比起奴隶主、地主所主导的传统形态的经济社会而言，近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阶层主导的现代企业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没有“产业革命”就没有英国持续200年的繁荣。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曾经对此做过精彩的分析，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类似的是，没有松下幸之助等一批企业家的奋战，就没有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没有比尔·盖茨的创新精神就没有美国“新经济”的繁荣。在中国，没有企业家近30年来的艰苦创业，也没有我们改革开放的兴旺发达……在今天，企业家继续为社会创造出巨大的财富，整个社会分享着企业家运作资本所带来的福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替代了“上帝”、“天道”等空洞的教义，因而被视为今天人类的英雄。难怪经济学家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把企业家称作经济增长的“国王”。
因为，其一，现代企业家所管理生产要素的能力，是以往传统的任何经营管理者所不能比拟的。现代经济学认为，劳动、技术、土地、资本等都是创造财富的生产要素，所以社会经济的繁荣当然不可能仅仅归功于企业家一个阶层。相比较而言，资本所有者可以投资银行、证券获得稳定的收益；土地所有者可以出租获得预付租金；劳动者可以获得劳动工资。而企业家既不是单一的劳动者，或技术发明者，也不是地租和资本的食利者，早期的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萨伊第一次为企业家做出定义时就指出，企业家是一个将资本、知识和劳动等投入组合起来的人。他们的劳动是组织、协调、管理和创造，所以自然成为经济生活的核心角色。正如马克思对企业家的管理工作所做的评价：“一方面，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象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
其二，企业家是创新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近代社会之前的传统社会里，奴隶主、地主作为经济组织的管理者，至多是依赖对土地资源的所有权来获得出租收益。而现代企业家则是以不断的创新精神开辟财富的道路，他们需要发现新的工艺，新的市场、新的产品等赚取利益。同时，企业家在创新过程中必然要承担高风险。早期企业家的名字与冒险家是同一个意思。据统计，美国高新技术企业的成功率只有15%~20%，即使是成功的高新技术企业能维持5年以上者也只有30%。一旦企业家的风险成为一个巨大的负值，企业家的收益就有可能不仅颗粒无收，还要负债累累。英国和美国曾对一些公司进行样本分析，发现10年前开始调查时还存在的公司已有1/3最后消失了。根据美国过去90年的资料分析，小企业容易进入的产业中，小企业每年增加9%，而破产率达到8%。相应的，企业家推动着技术进步，从而增进了人类的福祉。尽管近代理性精神推动了科学发明的兴起，从而为现代工业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但是，没有现代企业家，科学成果也只能停滞在理性的王国之中。比如，瓦特（Watt）因发明名蒸汽机被称为“工业革命之父”。但是，真正实现瓦特科技成果转化的则是两位企业家———约翰·巴洛克和马修·博尔顿。
其三，企业家的资本扩张改善了大多数人的生活福利。固然，企业家的活动是为了满足自我欲望的需求。但是，历史事实证明，由企业家阶层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大大改善了普通人的生活。传统社会的劳动者虽然付出比今天多得多的劳动量，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一贫如洗。难怪经济学家马克·思考森在《现代经济学历程》一书中指出：“几个世纪，几千年过去，人们辛苦劳作，为生存而斗争。但经常只能勉强糊口，他不断地应付着疾病、饥饿……在18世纪，人们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所以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把人的生活恰当地描述为孤独、贫困、肮脏和寿命短暂。”
企业家的资本扩张过程是怎样改善社会大众的福利的呢？首先，资本扩张可以增加社会成员的就业，进而增加大众的收入来源。其次，企业家在竞争中不断使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率促使商品的价格不断降低，增进了消费者的福利。如福特汽车流水线为美国人民提供了廉价的汽车消费。最后，企业家的创新过程为大众提供了更多样化的消费品，大大增加了公众的消费享受的范围。我们以英国为例来进行说明。经济史专家卡梅隆断定，“英国人均实际收入在1850年到1914年间大约只增长了2.5倍”。历史是这样记载的：工业革命之前，吃饭是头等大事，但已经解决得相当不错了。经过农业革命，英国农业灾荒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控制，17世纪后大规模的饥荒就再没有出现。18世纪到英格兰访问的外国人，对乡下人的日常生活水平留下深刻印象：砖建的村社，红瓦屋顶，身着毛料衣服，足登皮鞋，吃的是白面包（人们能够按照是否吃白面包来追索当年正在工业化的欧洲收入增加的程度）。他们发现妇女们穿着印花棉布，带着帽子；发现女仆们酷似她们的女主人，以致外国来的造访者敲门后不知如何称呼前来开门的女仆。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看见过穷人，但没有看到可怜的人；没看到饥寒交迫、面黄肌瘦的人；看到过乞丐，但没有一个乞丐没穿长衣和鞋袜”据史料记载，到了19世纪40年代，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由于产业革命，一座座大工厂拔地而起，英国已经成了“世界工厂”。英国的产品几乎占整个世界工业产品的50%。财富像魔法一样从工厂涌流出来。鳞次栉比的商业街，豪华的大剧院，哥特式的教堂，林荫道两旁宽敞舒适的富人住宅，每一刻钟或半点钟都有公共马车经过。产业革命创造了灿烂的城市文明。
第三节企业家的理性与非理性精神
但是，近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是理性时代的产物，因此企业家的英雄主义气质，绝非等同于传统的草莽的农民领袖，也不同于中世纪为虚荣和尊严而战的浪漫骑士。他们对财富的追逐包含着理性精神与非理性精神的内在统一。
一、近代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的理性精神
与近代社会相伴市场经济而成长起来的现代企业家，理所当然的渗透着浓厚的理性精神。长期以来，对西方企业家赚取财富的过程，我们更多地理解为是在贪婪欲望的动力驱使之下，通过投机、冒险、违法、取巧等非理性经营活动来实现盈利的。但是，韦伯认为欲望与资本主义没有特殊的关系，他指出“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韦伯的观点试图说明了理性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理性一般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关于达成事物目的性的理性，或者说，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或手段的有用性，从而为人们达到某种功利性目的而服务。它是以事物的效率为“合理性”的评判标准。而价值理性则是涉及主体的价值选择问题，包括人的信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判断的标准，它是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为标准的。
企业家的经营理性就表现为工具理性。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理性是“目的合理性行为”。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导言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具体说：
（1）精心计算的经营理性。主要是指资本核算（合理的簿记）的普遍使用。他认为，传统社会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而资本主义的获利活动是按照理性来追求的，相应的行为就总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要有一番计算，以弄清是否有利可图；在该企业结束时，要有最后的收支决算，以确定获得了多少利润。
（2）企业独立经营的理性。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是建立在把企业事务与家庭分离开来的基础之上的，最为明显的是股份制企业制度的建立，明确地把个人财产与企业财产区别开来。只有把两种不同性质的财产在法律上分离开来，才能确保企业资本积累与投资的连续性。
（3）技术和管理的科学理性。为了取得绩效，大量的科学知识也被用来改进生产设备和企业组织管理。马克思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时至今日，技术理性几乎成为生产力的代名词。科学理性还运用到管理过程之中，目的是提高管理效率。从早期出现的“泰罗制”，到今天的“新经济”都是如此。总之，科学技术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企业家的理性和非理性精神
非理性主要是指一切有别于理性思维的精神因素，如情感、直觉、幻觉、下意识、灵感等。因此，非理性表现为一种反秩序、反逻辑的思维。在近代以前的组织者心中，理性是秩序的代名词。寻找稳定的政治秩序、组织秩序等，就成为他们心中最高的管理原则。在西方，宗教是社会最高的秩序，在中国，“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是社会最高的秩序。因而，历史上酋长、皇帝、国王、将军、高利贷者、土地所有者乃至于家长，无不寻求秩序的内在稳定。
但是，在一个开放、流动的商品经济社会中，企业家的活动不仅是理性的计算利益得失的人，还必须是一个具有非理性的创新与冒险精神的人。因为，现代企业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一般的组织者。企业家与市场的关系，不同于地主和土地、高利贷者与借贷人之间、劳动者与雇佣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可以有稳定的利益预期，即可测算出来的地租收益、资本的利息和劳动工资。而企业家从市场中获得多少收益则是极为不确定的。现代经济学证明，在一个已经饱和的市场中，由于供求均衡，必然导致企业家的盈利不仅微薄，甚至可能亏损。因而，企业家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理性内部挖掘潜力，诸如减少成本等企业家也不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所以，他们不仅要有经济计算的理性精神，还要有足够的创新和冒险精神才可能赢得高额利润。16世纪早期，“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在法语中出现，意思是指领导军事远征军（武装探险、开拓殖民地冒险）的人，后来泛指从事冒险活动的人。
创新意味着打破旧的秩序，一旦捕捉到新的市场机会，企业家必须从盈利理性出发，打破原有一切不适应新的市场机会的思维习惯，以冒险精神为财富开辟道路。事实上，企业家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全世界的企业的破产率一直居高不下。如果没有意志和勇气，就不能成就伟大的企业家。所以企业家本身就是一个冒险家。据称，一项技术产品从基础研究、研制开发到投入市场的费用比例是：1∶10∶1000.这意味着企业家所承担的风险是工程师、科学家的数十倍。
我们看一看瓦特在当年蒸汽机发明过程中的经典案例，便知企业家的冒险和创新精神在其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英国大发明家詹姆斯·瓦特的名字是和蒸汽机联系在一起的，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震撼了世界。我们从小就知道瓦特的传奇故事，在印象中，蒸汽机的发现似乎就是一个好奇的男孩，凝神注视着火炉上被沸腾的水蒸气顶起的水壶盖，触发了灵感得来的，这个男孩后来因为这个历史性功绩而被誉为“工业革命之父”。就像说万有引力定律的发明是因为一个熟透的苹果恰好掉在牛顿的头上而引发的一样，其实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如果给你一个支点，你是否可以撬动地球呢？让我们回到真实世界，瓦特具有科学家和发明家必备的知识、素质和头脑，13岁时就在作为建筑师、造船师的父亲的作坊里制造出了一些机器模型；他精通法、德、意三国外语，阅读了大量外国科学著作，而且在法学、美术、音乐等诸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1761年瓦特开始使用帕平蒸煮器进行蒸汽压力实验，1769年绘出了蒸汽机设计图，此时蒸汽机算是在实验室中诞生了。但是被历史所铭记的是12年后———1781年，世界第一台蒸汽机在索霍工厂诞生了。从此，蒸汽机推动了鼓风机、滚轧机、汽锤的发明，从伯明翰、曼彻斯特、伦敦到全欧洲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机器，最终推动了整个世界工业的进步。蒸汽机作为工业革命的火车头，如何形容它的功绩都是不过分的，因为它带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然而蒸汽机问世的真正促成者，却不是发明家瓦特，而是两个鲜为人知的资本家、企业家约翰·罗巴克和马修·博尔顿。前者在瓦特因为债台高筑无法负担巨额的研究费用而打算放弃蒸汽机的研究时，以其独有的慧眼意识到这项研究的非凡价值，并与瓦特签订合同，负责偿还瓦特的债务并提供资金进行蒸汽机的工业化研究；后者在罗巴克破产后，偿还了1200万英镑的欠账并接手了合同，并安排在冶金工艺方面比较完善的索霍工厂继续开发。没有这两个人，很难预料这项伟大发明的结局。史料中描绘的瓦特在蒸汽机发明过程中经常出现迟疑犹豫甚至由于接连失败而失去信心，而这两位投资人不仅在经济上给予支持，而且在精神上给予他热情的鼓励、激励和安慰。正是他们对于蒸汽机的应用、对商业和工业的深邃认识，用积极和自信的力量平抑了瓦特悲观、沮丧和胆怯的情绪，克服了一次次因为失败带来的资金困难，助推蒸汽机的发明进程。所以，法国经济史学家保尔·芒图在评价蒸汽机的发明时候说：“发明是一回事，会经营和利用发明是另一回事，历史上多少伟大的发明，因为没有得到及时利用被埋没；又有多少发明，在发明者死后才受到世人关注。”
事实上，18世纪英国的所有的技术变革都是由企业家推动的。同样的，今天的美国“硅谷”的繁荣，如果没有风险投资家的运作，许多科学发明都可能付之东流。近代以来能够促进人类物质财富增长的现代工业发明，电灯、电话、火车等，无一不是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紧紧联系在一起。
第四节资本与财富：企业家主体意识的自我确证
人有了主体欲望意识还仅仅是主观范围的事情，它还必须在对象化的现实活动中完成自我的目标，才算是获得真正的自我实现。对于企业家而言，资本和财富就是他们活动的对象，两者间是互为确证的关系。正像我们日常所看到的那样，企业家积累的资本越大、赚取的财富越多，感受自我主体的愿望实现的程度就越高。
在企业家意识里，资本与财富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但在精神现象学看来，企业家的资本意识和财富意识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从物的形态上看，现代生产方式不再是依赖自然而进行生产，是以技术带动的大工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形态。由于资本可以聚合起庞大的、多元的经济要素，是实现人力、物力和技术复杂组合的载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社会的“财富之母”。企业家是经营和管理资本的劳动者，所以，资本意识体现了企业家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主体劳动性的精神特征，包括企业家主体对自我的地位、能力和德行的确认。但是，对于企业家的劳动成果而言，财富的多寡才是衡量其主体性或价值的最终尺度，因而企业家的财富意识体现了企业家主体占有性的精神特征，包括企业家主体对自我的价值观、消费观的认同。
一、作为主体生产性活动的资本意识
动物的主体意识只有对物的占有意识，而人不仅于此，还有生产性和创造性的特征。资本是企业家劳动的对象，因而自我与资本之间包含着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首先，资本扩张是满足企业家自我主体确认的对象。马克思说，在现代社会里，资本的本性就是增值。所以，企业家的资本意识就是增值意识。资本与企业家之间互为表里，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张力：没有资本，企业家就无法从事企业活动；反之，没有企业家，资本也仅仅是一堆死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互为对象，自我就是资本，资本就是自我。因此，资本意识是企业家的核心的主体意识之一。马克思在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资本雇佣劳动一般是指资本对产业工人劳动的雇佣。但在今天，劳动的范畴事实上包含着企业家的管理性的劳动。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所阐明的资本发展趋势正在得到验证，个别资本难以建立现代企业，而资本之间的联合形成股份制资本则是普遍形式。加之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资本成为多元主体利益的组合。结果，资本的所有者和资本的经营者逐渐分离，后者，就是现代企业家。企业家无论是自有资本的管理者，还是被其他资本雇佣的管理者，一旦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实际上就被资本所雇佣，必须为资本的经营管理付出艰苦的、高级的和复杂的劳动。在今天资本日益多元化的时代里，资本雇佣企业家成为普遍的现象。在所谓“公司治理结构”中，企业家被董事会所聘用，然后企业家利用自己的管理能力参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而赚取财富。企业家作为资本的管理者的劳动要得到社会承认，就必须既要为资本所有者赚取利润又要保证企业员工的积极性。
对于企业家的主体而言，资本的增值不仅是自身人力资本的经济利益之所在，还是自我确证的载体，包括自我的才能、德行和创造力等的确证。正像一名田径运动员，越是不断地刷新纪录，才能证明自己能力的超群。由此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很少有一个企业家愿意停止资本扩张。在今天，企业家资本积累的欲望，已经超越了一般生存需要的意义，但还是有许多企业家宁愿冒粉身碎骨的危险也要不断地扩大资本的地盘。这是因为，资本已经不再是物，而是满足企业家主体愿望的载体。一个人开创企业也罢，为资本所雇用也罢，不断地希望做大做强，实质上都是源自于自我确证的内在的需要。当代中国企业家为什么渴望争当行业老大？或进入世界五百强？……同样都是在力图证明自己的主体价值。
其次，资本扩张是满足企业家主体精神对有限性事物超越的需要。资本激发了企业家自我欲望实现的动力。张雄教授在《现代性后果：从主体性哲学到主体性资本》一文中分析了资本与人的精神关系，他说：“有了资本，人的心理就会涌动巨大的能量并极力要求把它释放出来，在经验的世界里表现为行为的冲动或资本的扩张欲。”
近代社会冲破了宗教的束缚，人从无限的神的世界回到现实的人的世界，但是，精神的本性总要突破自我的有限性，达至无限性的境界。而资本的出现，成为满足和实现近代人对无限性追求的载体。因为，资本具有可以被货币进行量化的特征，所以货币化资本为企业家实现资本的扩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作为货币符号———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符号具有无限性，所以资本被货币化意味着也可以有无限性的空间，试想，如果没有货币化，今天的比尔·盖茨一个人怎么可以直接控制几百亿美元的资本呢？同时，科学技术为企业的资本增值提供了无限性的空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的资本增值已经突破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索洛模型，经济增长不再遵守边际效益递减规律；相反，按照新增长理论的说法，知识经济、人力资本和教育等使现代经济可以持续增长和发展。
由此，资本就不仅仅是进行劳动、创造财富的手段，还是企业家在精神上不断实现自身对有限性的挑战和突破的途径。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企业要想获得超额利润，就必须创造出超出社会平均化水平的生产能力。同样的，在正统西方经济学文献中，企业家的创造能力与企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其中，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核心表达了这一思想。在今天“新经济”时代，尤为如此。总之，资本扩张的无限性就是企业家主体欲望意识的无限性。企业家获得的资本越多，自我意识中满足感越强，企业家就越感到自身接近世界的无限性。
最后，从宏观方面说，企业家的资本意识也代表了时代精神，因为资本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器”。众所周知，近代世界历史的进步离不开资本的推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中做过精彩的描述，马克思肯定了资本在现代社会中对社会历史的促进作用，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样的，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绝对离不开企业家对资本的狂热追求。
二、作为主体占有性活动的财富意识
比起资本而言，财富更多地表现为企业家劳动的结果，是企业家劳动的直接目的和动力源泉。对财富的占有也是企业家主体活动目的之一，自我与财富之间同样包含着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
第一，财富是衡量企业家社会价值标准的一般尺度。斯密和马克思都认为，劳动创造财富是现代社会的普遍法则，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坚决反对重商主义的拜物教，第一次确认劳动是财富的唯一形式，因而扬弃了财富的无思想的特征。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的第三稿“国民经济学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一章中，论证了财富是劳动的对象性的本质。马克思说：“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马克思还指出：“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种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在这里，马克思肯定了劳动创造财富的意义。
在马克思后来所建立的唯物史观中，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的本质是人的实践活动，而劳动又是实践的主体。通过劳动，人类获得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之所以提出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正是表明了社会价值来自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所以，一个企业家在遵纪守法的条件下，财富积累得越多，说明他的主体性能力越强大，相应的，企业家就越有社会价值；而财富则是衡量劳动的社会价值最重要的尺度之一。企业家、公众之所以关心每年《福布斯》的排行榜，原因就在于它是体现企业家劳动和社会价值的衡量器。
第二，财富体现企业家的人格。黑格尔认为，人格体现在人的自由、权利上。但如果它仅仅停留在一般抽象主观层面，那么，这种自由、权利不是现实的自由与权利。因此，黑格尔认为，它必须从主观性中走出来，通过客观的，即“物”的东西使自己的人格成为现实性的人格。这个过程就是对物的占有过程———是人通过对外部世界能动活动来实现的。表明“我”不仅仅在观念上是自由的，而且在现实中也是自由的。就是一般人作为现实性的存在，也必须拥有基本的财富以保证人能够维持作为自然人的存在，维持基本生命尊严的存在。所以，创造财富的多寡是企业家主体人格的外部性标志，即企业家积累的财富越多，意味着企业家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
第三，财富使企业家获得全面发展。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使人对自然———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同时的充分发挥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对这段文字我们也可以解析为：一者，企业家对财富的创造、占有满足了企业家作为单个人需要的全面性。劳动创造不仅满足了人的一般需要，诸如吃、穿、用等，还激发了人的新的需要。其中，我们常见的是财富为企业家提供了更高级的消费和享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需要及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表现为必要的，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越高。财富从物质上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
二者，财富确证了企业家天才的发挥。财富是劳动对象化的产物，有什么样的主体能力，就会有什么样的劳动及其劳动的后果，即财富的多寡。企业家的劳动是一种高级的、创造性的劳动。财富是企业家天才、天赋的外在表征。我们今天之所以敬仰比尔·盖茨，不仅仅是因为他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他的创造力是无可比拟的。
三者，财富促进了企业家自身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如果说，人的劳动，或实践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那么创造财富就是手段，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则是目的。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是人的精神发展之使然。在世界面前，动物是自在和无所作为的，自身和世界混沌不分；而人则是主动的和自觉的，因而，人可以按照各种尺度塑造世界，世界是他主体劳动的作品。并且，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无止境的，因而对自身超越的需求，远远大于个人的消费多样性的需求。在今天竞争高度激烈的时代，企业家个人的全面发展决定了企业的成败。比尔·盖茨说过，微软一年不创新就会死亡。因此，企业家的劳动创造财富但又不仅仅是为了财富，在这个过程中，财富作为载体，促进了企业家的全面发展。反过来说，企业家自身全面发展程度越高，创造财富的能力越强。当经济发展史上，最伟大的企业家无不是依靠自身的素质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全世界大多数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如此。
但是，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的角度说，资本和财富在为现代企业家的主体性提供了活动对象的同时，也限制了企业家自身的全面发展。它们对企业家精神的异化、侵蚀作用也不可小视，阻碍了企业家自我的全面发展。同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本与财富对人的异化也是人类精神所面临的共同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