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对于曾国藩而言绝不是苟且偷安，在常人眼里，有些事情完全不必忍，但曾国藩硬是忍下来，因为他清楚，个人的前途甚至清王朝的命运很大程度上系于自己的坚持，而要想坚持下去，惟有坚忍一途。
（1）以坚忍在夹缝中求生存
曾国藩中年以后，务以坚忍用世，对官僚们也以坚忍为归。他晚年总结自己几次吃“大堑”而长大智时说：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妙高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长时期以来，曾国藩一直在清政府的猜忌和地方大吏排挤的夹缝中求生存。尤其是在坐困江西的过程中，始终受到江西大吏的排挤和刁难。这是因为曾国藩一直是以团练大臣的身份来创办湘军，又以此身份率军打仗，这被当时抱残守缺的官员视为越轨行为。咸丰五年（1855年）夏，曾国藩丁忧期满，虽被补授为兵部右侍郎，但仍没有地方实权，仍没有钦差的头衔。湘军虽负有“能征善战”之名，但不属于国家的正规兵制，地位不能与八旗、绿营相比。由于曾国藩没有地方实权，湘军也便以客军的地位出省作战，大部分的军饷就不得不仰仗江西，这就不能不使曾国藩倍感处于别人屋檐下的苦闷与不便。甚至地方官唆使兵丁闯入他的行辕，想加害于他。曾国藩要在江西聘用官员去抽厘筹饷，被江西官员视为越权的行为，于是出现了针锋相对的态势，谩骂、刁难如同暴雨一样不断袭击着他，使得曾国藩多年以来如履薄冰。有一件事情颇能表现曾国藩这一时期的处境。曾国藩到江西时，巡抚为陈启迈，与曾国藩是同乡，又一同在翰林院为官，此次曾国藩来江西作战，本应格外亲切，倍加照顾。但与之相反，陈启迈却觉得曾国藩来江西与太平军作战，无疑遮住了他的光芒，于是他处处刁难。在江西万载有个举人，名叫彭寿颐，由于办团，对抗太平军，深得曾国藩的赏识，决定将其调入幕府。但彭寿颐与知县不睦，恰在此时闹翻，以至于对簿公堂。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启迈收到了曾国藩调用彭寿颐的咨文，他认为这是曾国藩有意袒护彭寿颐，与自己挑衅，于是一怒之下，不仅不允许调用，反而将其投入狱中，严刑拷打。
曾国藩忍无可忍，遂罗列了一些事实，将陈启迈弹劾。但继任巡抚文俊，并未因此对曾国藩态度有所改善。曾国藩与胡林翼为生平至交，每当他不能忍时，胡便温言相劝。而胡的坚忍更是曾国藩的一面旗帜。据薛福成回忆，胡林翼与官文初时一为巡抚，一为总督，一驻长江上游，一驻下游，矛盾很大，但胡终以坚忍胜之。最初，胡林翼很看不起官文，有人对胡说：“公不欲平巨寇耶？天下未有督抚不和而能办大事者。且总督为人坦中，从善如流，公若善与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啻兼为总督也。合督抚之权而剿贼，谁能禁之？”胡林翼大悟，亲自拜见官文。两人遂和好如初。胡林翼不仅能虚心以事官文，亦能调和诸将。湘军两员水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不和，胡林翼亲往拜之，使和好如初，以收同舟共济之功。他交欢官文后，揽封疆全权，对曾国藩帮助极大。曾国藩督两江，胡林翼劝他：“包揽把持”、“放胆放手”做去，又为之多所赞划，胡林翼死后三年，曾氏即成大功，故曾国藩称其“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获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又说：“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
（2）屡败屡战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斗争的过程中，他的最大困难，不是敌手的强大，而是清朝本身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和弱点，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本身缺少战斗经验，难当大敌。因此在以后的六七年中，曾国藩虽然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而来自各方面的挫辱和打击，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初次出师图援湖北，行到岳州，猝遇大风，沉没船只数十号，勇夫落水淹死的也不少，军中士气颇受打击。陆师王鑫一军，行至羊楼峒，与太平军遭遇，大败而回。曾国藩此时又因上年在衡州时，奏请以杨健入把乡贤祠一案，部议革职，奉旨改为降二级调用。曾国藩“任劳任怨”，为清廷卖命，结果为了一点小事，竟遭到如此严厉的处分，其内心的沉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当四月初二日亲率水师于靖港出战太平军，遭受挫败时；他预料清廷必将科以重罪。展望前途，大局已毫无希望。于是纵身投水，图以一死超脱自己。然而连续两次，都被左右救起。幸得陆师塔齐布大破太平军于湘潭，歼斩达数千人。得此捷报，曾国藩才打消死念，重新振作精神，部署再战。此后湘军作战颇有进展，声誉日起，而清廷为了抑制汉人，却还不时蹈瑕抵隙，找点小毛病来挑剔责难一番。例如八月间曾国藩军克复武昌，有旨授湖北巡抚，曾国藩上折固辞。这本是曾国藩谦退的表现。清廷却恼羞成怒，降旨准辞巡抚而责其折中不具巡抚官衔，有“违旨”之罪，著严行申饬。令人觉得荒谬可笑。
是年十二月，湘军水师攻太平军于湖口，舢板船驶入内湖，被阻不得出。周凤山陆营又败。二十五日夜间，曾国藩水营遭受偷袭，连旗舰（坐船）都被太平军掳了去，文书密件尽失，曾国藩几乎被俘。幸乱中有人驾一小船，救出曾国藩，避入岸上陆营，才免于难。连番挫折，使曾国藩愧愤不已；立即骑上战马，要冲入敌阵，壮烈地战死。罗泽南、刘蓉等一班将领幕僚，拼命劝阻才罢。此时湘军主力全在江西，例当以江西财源，全力支援湘军军饷。江西巡抚陈启迈，也是湖南人，又与曾国藩是同榜进士，翰林院同事。凭着这样深厚的关系，照理应该更容易合作才对。然而事实却大为不然，陈启迈并不感谢湘军为他守土保官的功劳，反而处处与湘军为难，拒不供应军饷。曾国藩当时只是以“兵部侍郎督办军务”的身份在江西作战。本身不负行政责任，没有地盘。军饷的来源，全得仰赖江西及其他省份解款接济。现在地主省份都居然拒绝供饷，湘军的生存，便立即受到威胁了。咸丰六年（1856年），湘军在江西作战并不顺利，其主要原因在于兵少力分，顾此失彼。前一年，陆军名将塔齐布病故军中，曾国藩如丧一臂。接着罗泽南奉命赴援武昌，彭玉麟驰往临江，陆师一分为三，水师也分为内湖与外江两处。周凤山接统塔齐布的部队，大败于樟树，南昌省城因而告急。曾国藩飞函向湖北、湖南两处求援，又往往被太平军中途截获，机密尽泄。是年二、三月间，江西十四府州之中，府城八座被太平军所占，州县城邑五十余处，皆告易手。而湘军另一大将罗泽南，又于三月初攻武昌时受伤而卒。各路援军迟迟方到江西。是年九月，李元度大败于抚州。十月建昌围城清军也为太平军所破，福建援军被逐回闽，曾国藩被困南昌，局势相当危急。南昌省城的官绅们，对于曾国藩议论纷纷，讥弹备至。后来幸得广东援军进入赣南，解了赣州的围。湖北方面，胡林翼也派兵数千来援。湖南则有曾国荃、黄冕等募得湘勇三千余人，由南路直趋吉安。这几支军队，作战颇为得力，迭复要城。到了这年冬天，才把局势稳住。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因父死丁忧回籍，在家守了一年多的孝。这是曾国藩出山治军以来，最为悠闲的一年。在这段时间内，他一手训练出来的湘军，战绩卓著，九江、湖口相继克复，长江中游全归清军控制，江西境内的太平军，渐被肃清，奠下了克复安庆和金陵的胜利基础。而检讨湘军之所以能获得上述诸战果，主要还须归因于咸丰六年（1856年）八月间太平天国发生严重的内讧，天京诸王互相残杀，领导失去重心，才予湘军以可乘之机。
不过，清军的作战前途，仍是艰困重重。石达开所部太平军，转战东南各省，使清军疲于奔命。李秀成活跃于江、浙、皖、赣，陈玉成则驰驱于江北皖、鄂地区，给以清军重创。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曾国藩授命再出，续于江西领导湘军作战。湘军之在江西，虽有守土却敌之功，然与各地乡团却极不相能，常常被团丁伏击截杀，竟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又逢疫痢流行，营中军士纷纷病倒。是以曾国藩重至江西以后，深感诸多棘手。九月间，安徽传来败讯，李续宾、曾国华于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全军覆没，李、曾以下，湘军官兵阵亡六千余人。这支军队是湘军的精锐劲旅，被歼以后，全军为之震动。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连连失利，幸赖曾国藩与胡林翼等竭力挽救，大局才得粗定。而这时的曾国藩，忽而奏命援浙，继又改令赴闽，未几又着筹援安徽。及石达开有由湘入蜀之势，朝旨又令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同时更着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并留兵防守江西。朝令夕改，杂乱无章，几使曾国藩无所适从。他自知因无固定地盘，只好由人摆布，精神极感苦恼。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江南大营再度大溃，和春、张国梁皆战死。苏州、常州接着也落于太平军之手，巡抚徐有壬死之。杭州又被李秀成攻破。东南全局糜烂，清廷环顾内外，除曾国藩之外，已经没有可望支持残局之人。万般无奈，只好起用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至此曾国藩才开始掌握地方实权，有了自己的地盘，不再寄人篱下，可以放手作军事布置了。
这年十一月，曾国藩仍被太平军三路包围于祁门，一度对外音讯断绝，江西供应祁门大营的粮道，也因为浮梁的失守而被截断。曾国藩急得晚上不能入睡，甚至不住地求神问卦。幸得部将张运兰、刘松山击败太平军刘官芳等于羊栈岭，接着左宗棠在贵溪、景德镇、德兴、婺源等处也连破太平军，后路粮道复通，祁门大营才得转危为安。这时有人劝曾国藩放弃由皖南山路进攻江南的计划，改由长江进兵。如此既不必进出险地，又可与水师相呼应。或者暂时退入江西，徐图再举。曾国藩怕稍露退意，会动摇军心，所以坚持原定作战计划，由休宁进取徽州。不料第二年三月，正当曾国藩调动九千大军，分两路进攻徽州时，唐义训一军攻势顿挫，景德镇重被太平军夺去，曾国藩大军粮道又断，再度陷于重重包围之中。时徽州附近的太平军，足有二、三万之众，约三倍于曾军。曾国藩见势不利，退守休宁。太平军乘胜追击，曾国藩续退祁门，浩然长叹，挥笔作遗书，已经做殉难尽忠的准备了。这时又亏左宗棠大破李侍贤于乐平，续于景德镇、鄱阳一带连战皆捷，祁门后路饷道复通，才解除重围。（后来左宗棠轻视曾国藩，想来和这两次祁门之围不无关系）曾国藩幡然变计，改由长江进兵。
（3）面对人心难料的结局更要能忍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曾国荃攻下安庆，长江千里，已全归湘军掌握。曾国藩分兵三路，直指江浙地区，准备给日渐衰微的太平军最后致命一击。可是曾国藩所遭遇的困难，仍是纷至沓来。先是最能与他合作无间的湖北巡抚胡林翼，积劳病死。顿使曾国藩失去一个最有力的伙伴，未免平添后顾之忧。曾国藩为之彻夜不眠。而三路东向的大军，只有曾国荃一军，因为是亲弟弟，始终听命于他。其余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不合作的态度，使曾国藩伤透脑筋。李鸿章与曾国藩有师生之分，李之组成淮军，完全秉承曾国藩的指示，初期淮军的营制营规，全部仿照湘军。曾国藩并且调拨部分湘军官兵，交与李鸿章统带，以助成军。李鸿章可说是由曾国藩一手培植起家的。然而到了上海之后，李鸿章稍能立脚，便想脱离曾国藩的约束，自立门户了。曾国藩遣他招募淮勇赴援上海，主要目的之一，是让他掌握上海丰富的税收，支持湘军的饷粮。不料李鸿章从同治二年（1863年）起，对于曾国藩兄弟的索饷要求，便常借口种种困难而大打折扣，彼此闹得很不愉快。最使曾国藩伤心的，是李鸿章借调湘军一支水师（黄翼升部）至下游协同作战，颇具战绩。曾国藩想抽调回来助曾国荃攻打金陵，屡次征调，李鸿章都坚留不放，曾国藩深表不满。李鸿章竟写信恐吓他的老师：“您要是再坚持调黄军回去，将来您一定会后悔的。大局一坏，到时候只怕老师会像李斯一样，难免有‘东门黄犬’之叹了。”曾国藩接到这封信，气得脸色大变，立即亲自起稿，具折参办李鸿章。幸而李于这时克复苏州省城，立下大功，曾国藩才被迫毁去参稿，也避免了师生的公开决裂。左宗棠也是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几年前，左在湖南遭人控告，几乎被判重罪，曾国藩曾出大力营救。案件化解之后，曾国藩又将左罗致军中，让他担任重要工作。随即命左宗棠统军独当一面，对太平军作战。及左宗棠到了浙江，立下战功之后，渐渐地也和曾国藩大唱反调了。同治三年（1864年），竟公然与曾国藩绝交，从此终身不相往来。甚至常常当着宾客僚属的面，谩骂曾国藩，使听话的人都感到受不了。另一个由曾国藩培植起来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则为了与曾国藩争夺江西的漕折和厘金，也翻脸成仇，奏章弹劾，几乎使曾国藩下不了台。
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惟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世故了。
